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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播中，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回溯这股思『潮』，就不能回避这个人物。
二也曾热血侠少年
刘家在广东香山是个大家族，被称为“水楼刘家”，师复的父亲就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在维新运动期间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学校，组织了“天足会”，允许其女儿留天足，带头下河游泳，还每年印赠小册子，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被看作香山县第一个新派人物。
师复15岁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到广州应乡试，亲眼目睹科场黑暗，产生厌恶心理，后来他对弟弟刘石心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情景，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从此，他开始独自研究小学和诸子，作了大量的笔记，对中国古代的数学，如天元、八线等，尤其有深入研究。1904年，他先赴香港，再到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和汪精卫成为好友，两人结识了一位俄国的虚无党员，学会了造炸弹，并相约从事暗杀活动，汪北上暗杀摄政王，他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凶狠残暴的李准当时成了广东革命的一个大障碍，1907年，他在广州等待暗杀李准的机会，不料在一次制造炸弹时发生了意外的爆炸，他的头、胸、手到处是伤，血流如注。幸亏隔壁的医生、也是革命党人的伍汉持赶来，他请伍医生将两颗制成的炸弹扔进屋后的水井里，并在警察赶到前烧毁了违禁的物品。他被送进医院后，没有吐『露』真实姓名，自称“三水李德山”，做化学实验不慎爆炸，却被原在他家乡香山做知县、时为广东营务署总办的郑荣认出。他回国之初，在香山创设演说社、阅书报社，暗中提倡革命。
那时风气未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盛行，不准女子读书，他借助清廷鼓励兴新学的机会，不顾种种反对和非议（包括知县郑荣和人称“何老虎”的大乡绅何玉铭在内），私人集资在香山创办了第一所女学校——隽德女校，使当地女子有上学的机会，因此与郑荣发生过冲突。他曾在公堂上大骂郑荣反动。他左手伤势虽重，本来是可以保下的，但郑荣令医生锯掉了他的左手，使他终身残疾。（可别小看他一只手，以后办《民声》印刷部，他一只手排字、印刷、摇机，什么都能干。有人担心他做事不便，想帮他，他总是婉拒。有朋友作了一联：“稚晖五体投地，师复只手回天。”前一句，是吴稚晖写给师复信中的话。）故乡香山的绅士父老上千人联名保他，朋友郑彼岸（原名云鹗）只身上北京告御状，结识了京师的一些达官贵人，为刘师复说话，最后他被以嫌疑犯身份而移往故乡香山县监狱监管。
这个敢于暗杀清廷大员的热血少年，在狱两年多，始终不屈，以读书自娱，写了《粤语解》《佛学大意》《狱中笔记》等文章，有些曾在郑彼岸主办的《香山旬报》上发表。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起草了《改良监狱议》，呈给正在筹划改良狱政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受到赞赏。闻他的事迹而怀仰慕之心的香港安怀女子学校教师丁湘田（他后来的女友），赶到香山探监，在他家住了五十多天，他始终不同意见面，只愿书信往来。为救他出狱，上下疏通，他家因此破产。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即位后大赦天下，香山绅士上千人联名保释，他才于1909年底获释。
他出狱后，即到香港结合有志于单独行动的个人，组织暗杀团，以反抗暴政，成员中包括陈炯明、谢英伯、高剑父、林冠慈、丁湘田等。这个时候他主张单纯的破坏主义，认为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波兰亡国记》一书对他影响很大。1911年，暗杀团团员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炸李准，李沛基在大南门炸死广东将军凤山的行动，都是他精心策划的，炸死凤山的炸弹还是他亲手制造的。这都是当时轰动视听的大新闻。
三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
辛亥革命爆发，他与刘兆槐在靠近香港的新安组织革命军，名为“兆军”，和他一同发起和赞成“心社”的莫纪彭、郑彼岸、林君复等则策反驻扎香山与澳门交界处的一支清军，组织“香军”，有咨议局议员身份的陈炯明由惠州起兵，称“惠军”，纷纷进驻广州。当他领军进城时，莫纪彭还不认识他，“却看见前头一个马上人，高提青天白日旗，一只手提得高高的，另一只手垂在马背，垂得低低，又套上雪白的丝手套。旁的朋友告诉我：‘这一位就是炸李准不死的刘思复了！’”因为陈炯明要他们主持协调各路民军而成立的“军团协会”，二人从此成为好友。不过，师复没有像其他革命党人那样从此踏上从政之路，而是踏上了另一条永远看不到尽头的不归路。
师复的弟弟、受他影响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刘石心说，从思想上来说，他哥哥是受托尔斯泰、《新世纪》的影响。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内部争权夺利，一片乌烟瘴气。为寻找出路、探求未来，他从热烈的民族主义急先锋转向无『政府』主义信仰。广州独立之后，胡汉民与陈炯明之间，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开始凸现，他与莫纪彭等居间调停无效，深为失望。他把军队交给陈炯明，准备北上去刺杀摄政王载沣（后来改变计划想杀袁世凯）。到达上海，师复正遇到汪精卫出狱南下，汪告诉他南北和议即将实现，他们的暗杀计划就此作罢。一路上，他耳闻目睹湘、浙、赣、皖等地同样争权夺利的事实，包括湖南独立后的第一任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等的惨死，都让他深为失望。
他和丁湘田、郑彼岸等人到了杭州，游览西湖之胜，在白云庵一住一个月。在美丽宁静的西湖边，他思考辛亥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认为任何官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要从根本入手，也就是从个人品德的修养做起，而解决这些弊病的良方就是无『政府』主义，“心社”之约由此萌发。他以为民国已经告成，单纯的破坏时期已经过去，从此可以一门心思传播无『政府』主义。这是师复初次与西湖结缘，他怎么也不会想到3年后自己将归葬在西湖。
1912年5月，他在广州发起成立“晦鸣学舍”，加入者多为他的朋友和亲属。他有兄弟姐妹13人，受他的影响，或多或少几乎都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活动。陈炯明对他的选择表示同情。7月，他将自己的姓名“刘思复”易名为“师复”，从此废姓，并与郑彼岸、莫纪彭联名发表“心社”社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做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做陆海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同年2月，李石曾、张继、汪精卫、吴稚晖等发起“进德会”会约，也是相约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些“会约”曾在上海影响很大的《民立报》上公开发表。哪怕其中有许多空想、不切实际的成分，却都折『射』出社会大转型时期部分中国人对个人『操』守德行的一种追求，旨在为社会树立新风气，为新社会创造前提。
第17章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2）（）
严格地说，“心社”和“晦鸣学舍”不一样，那只是个人道德修养与精神上的结合，不是一个有形的团体。1913年8月，在《晦鸣录》第二期发表的《师复启事》说：“师复去年与同志发起心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师复自己清心寡欲，淡薄名利，很仰慕托尔斯泰的为人。“心社”的十二戒条，他无不躬身实践，丝毫不肯放松。他只肯与丁湘田恋爱，却不愿有婚姻，他们有一个女儿，也不知后来情况如何。即使病重时，医生多次劝他吃肉，补充营养，他也迂执地不破戒。与他来往的亲朋无不受他感化。他反对抽烟，有一天朋友们在广州东园聚会，有个朋友正在吸烟，听说他到会，马上把香烟藏在衣袋里。有一政客乘轿来拜访他，到了离“晦鸣学舍”还有一截地的街口，即自觉地下轿步行。他绝不强求别人，但他自身的行为在无形中对周围的人起了些感化作用，使不拘小节的人们在良心上会感到一种不安。
他认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去乡村居住，半耕半读，建立一个大同村。他们在广东新安县的赤湾找到了一块地方，由香港航行2小时可到，面临文天祥叹息过的零汀洋，挨着宋帝陵，枕山面海，风景天然，有水田近百亩，能结果的荔枝四五百株。莫纪彭回忆，1913年春天，他们第一次找到这里，归程时回望，“早熟的荔枝，已垂垂如大小红紫玻璃球，弥漫悬空。”他们就叫做“红荔湾”，试图在这里开辟一小块无『政府』主义的实验基地，推行新村计划，郑彼岸提议取名为“红荔山庄”，但终因“二次革命”爆发、政局骤变而未成。
在“晦鸣学舍”，大家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相互帮助，人人平等，把这个学舍看作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经费来源则是当初为暗杀团募集的。师复经常给他们讲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时出题目让大家作文章。丁湘田教语文，圣约翰毕业的李希斌教数理化和英语。“晦鸣学舍”的藏书中有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节本，有法文版的《傅立叶传》等。当时他们的主要劳动是排字和印刷，他们选印《新世纪》上的文章，发行《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等小册子，重印了《新世纪丛书》，每种都印了5千册，免费赠送读者，邮寄到国内各报馆、会社、各省议会、县议会，“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才渐渐广为人知。此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对国内影响甚微，虽然李石曾、吴稚晖早在1907年就在巴黎编辑《新世纪》周报，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但很少传入国内。直到“晦鸣学舍”创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才开始在国内撒播。
“心社”十二条社约也是这个时候才正式对外公布的。莫纪彭回忆，“知识分子，看见十二条条文，多数是莫逆于心。短时间广州市上，茶座酒楼，有闲谈必谈心社。谈心社十二条条文，有闲的人们，谈心社是最新鲜、最时髦，又最好不过的谈话资料了！”
期间，他偶尔接触到刚刚传到中国的世界语，认为世界大同，应该以语言统一为先导，所以对提倡世界语非常热心，发起“广州世界语学会”，曾被推选为“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每天他从西关步行到东堤会所，到夜深二三时才回家，即使刮风下雨也是如此。短期内，广东参加世界语会的有三四百人，世界语学会成立大会有上千人参加。这与他的努力号召是分不开的。
四《晦鸣录》到《民声》
1913年8月20日，正值干戈不息、扰攘不安的袁氏当国之时，“晦鸣学舍”创办的《晦鸣录》周刊问世，20开本，16页，标举反抗强权、实行社会革命、谋取平民自由幸福的宗旨。只出版了两期，他们就被袁氏在广东的死党龙济光查禁，“晦鸣学舍”也被封闭，袁世凯『政府』通电全国各省缉捕师复。他举家迁到澳门，将《晦鸣录》改为《民声》继续出版，也只出了两期，袁世凯下令外交部照会葡萄牙公使、广东当局照会驻澳门的葡领事，禁止《民声》出版。广东当局甚至派人要将他从澳门劫持，幸得他闻讯有了戒备。他在勉同志文中说：“杀戮囚辱，固无『政府』主义党之乐乡。”
1914年元宵节后，他们几经周折，转往上海（后安顿在法租界），以“世界语传习所”为掩护，恢复出版《民声》。《民声》成为传播无『政府』主义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包括克鲁泡特金、格拉佛、大衫荣等在内的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先驱都给予鼓励。吴稚晖曾劝师复去法国留学，但他认为，中国只有他最熟悉安那其理论，又有决心传播，还能筹款维持刊物，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终于没有出国。（他故后，刊物勉强坚持到1916年，出到第29期就停刊了。1921年区声白等又在广州复刊，出至第34期停刊。）
他在《晦鸣录》的编辑序言中指出，办刊就是要传达“平民之声”，不限于一家之学说，不囿于一党之见解，独立不倚，表达自己良心上的是非，说出人人心中想说的话，以真理为目标。他理解的无『政府』主义首先就是反抗强权，反对军国主义等许多形形『色』『色』束缚人类自由、妨碍人类幸福的教条，出路是万国大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