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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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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反抗强权,反对军国主义等许多形形『色』『色』束缚人类自由、妨碍人类幸福的教条,出路是万国大同、语言统一,人道主义、人类自治是核心。为此,他写了大量文章,阐明无『政府』主义的正确和可行『性』,苦口婆心地进行解释,有时同一期刊物上就有他的多篇文章。1914年4月18日,他在《民声》六号发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从学理角度认为孙、江所言只是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之后,他还发表过《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等文,对“中国社会党”创立者江亢虎的观点多有驳斥。

    师复离世12年后,1927年5月30日,郑佩刚等在上海出版《师复文存》,梅定成执笔的序言中说:“师复本无『政府』主义党健全分子,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谓‘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全自身’者,是固一模范实行家。”他虽不以文字知名,但读他的文字,无不深入浅出,语重心长,“说高尚之主义,如数家珍,能令阅者忘疲,听者兴奋。”他的文章能破、能立,三寸铁管,洞察幽微,有缚马伏虎的笔力,对某些主义、信仰之祸害尤有先见之明,赞同他的人称其文字为“降妖伏魔之法宝”,“足令举世妖孽,望影惊避”。

    1914年6月,师复致函无『政府』主义万国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注意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此前,他就在《民声》特设了一个世界语部作为通讯机关,与世界各团体、同志相互联系,交换杂志,讨论问题。

    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所以又称为“无『政府』社会主义”或“无『政府』『共产』主义”。这年7月,师复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起草成立宣言,发表《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等文,主张经济上、政治上的“完全自由”,一切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废除钱币,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废除一切宗教,人人劳动,不要『政府』、军队、警察、监狱,不要一切法律规条,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组织各种公会,“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等等。这些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他的主张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视人道,反对强权,废止家族,反对『迷』信等,即使今天看来也都还有价值。与此同时,师复在广州的弟弟刘石心与黄凌霜、区声白等一起成立了“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类似的社团,他们相互联系,讨论学理。

    师复的《无『政府』浅说》讲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无私产,无家族,……人人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表述几乎一致,可以说,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后来社会主义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民声》的编辑几乎由师复一个人负责,从写稿、校对、处理来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结果把身体拖垮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无钱医治,友人多劝他把唯一值钱的印刷机器卖了,他坚决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钱送他进了医院,医生说他身体衰弱,须补充营养,要多吃肉类、蛋类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约,宁死不破戒。病重之时,他还写了《上海之罢工风『潮』》的评论,对社会民生耿耿不忘。1915年3月27日,他在铁道医院病亡,临终之前留下一封给友人的信:“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箦,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师复之死,大大削弱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像他这样坚韧卓绝,知行合一,既有探索学理的热忱,又有实践能力的人物可谓后继无人。从“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到“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从《晦鸣录》到《民声》,短短三、四年间,他的生命如同火一般熊熊燃烧,最终燃尽了自己。他编印《民声》,劳神竭虑,每出一期,就要卧病几日,但病稍好,他又照常风风火火地干开了。在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他确实只手撑起了一片天空,在他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开始播在古老的大地上。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书中说,师复因为目标的严肃『性』并致力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去世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楷模。“师复之所以闻名不是因为思想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宣传这些思想时的热情。”在他弟弟石心看来,他短短的一生不妥协、生活严肃、求知专一、有雅量、爱美。莫纪彭在《回忆师复》长文中称,这五点正是他建立安那其信仰的个人人格,以人格感召,是和平革命一条最稳健的路线。

    1927年3月,《民钟》杂志继1923年的“克鲁泡特金”专号之后推出“师复”专号,吴稚晖等许多重要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纷纷撰文纪念。毕修勺如此缅怀师复:“如果信仰主义的人有大无畏,百折不挠,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甚至于列主义于生命之前,于主义有益的事,虽粉身碎骨亦所不却”,“说到这层,我就想到师复,想到我所敬爱的师复的精明,以身殉道,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的可羡可慕,尤其是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有这样纯洁的人格。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在中国只有他可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无时无地不以主义为自己人生的目的,殚精竭力,使之实现于世。”1930年,巴金从法国回来,第一次到杭州,即上烟霞洞为师复扫墓,相隔70多年,这一幕仍留在93岁高龄的巴金记忆中。

    师复去世的噩耗传到美国,挚友郑彼岸曾写下两副沉痛的挽联,概括其生平和他们理想无成的悲怆:

    春梦断江南,红荔湾头虚宿约;

    夜盟记湖上,白云庵里痛前尘。

    继秋璇卿女士分占湖上青山,他年三竺重经,感旧应添一付泪;

    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黄土,此日重洋怅望,哭君宁为十年交。

    主要参考书目:

    1。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4。莫纪彭,《回忆师复》,《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

    5。(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李喜所,《略论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1983年第6期。

第18章 烟霞洞中日月短 (1)() 
——“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山门外摆摊的老头子,

    拿着两大杆密密累累的桂花,

    一大早来敲我的房门,

    喊道:“胡先生,桂花开了!”

    我接过这样热诚地送来的礼物,

    我感谢他带来这样可喜的消息。

    前天出门还没留意到那些细小的花苞,

    想不到今天便满山都是桂花香了!

    ……

    1923年9月29日,胡适写下了这首《烟霞洞杂诗之一》。每次到烟霞洞,我总是会想起胡适,想起他的《山中日记》,那段“神仙”生涯已永留在他飘逝的梦中。那年10月3日,在离开烟霞洞的前夜,胡适辗转难眠,在日记中说: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6日,他在上海忆及杭州的日子,写诗一首,记下了游玩花坞、西溪路上看到的“竹叶青”(靛青花)之美。当月19日,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有很多重来杭州的机会,直到1948年10月20日,他最后一次来杭州,到浙大演讲,这才是真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去匆匆,他竟没有为永别而感慨一番。

    胡适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身影、声音已如晨雾暮霭般远去,但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播撒的种子,如同他喜欢的《圣经》中的这句话: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彛凇洞禾斓幕衬睢分谢匾洌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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