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是反抗强权，反对军国主义等许多形形『色』『色』束缚人类自由、妨碍人类幸福的教条，出路是万国大同、语言统一，人道主义、人类自治是核心。为此，他写了大量文章，阐明无『政府』主义的正确和可行『性』，苦口婆心地进行解释，有时同一期刊物上就有他的多篇文章。1914年4月18日，他在《民声》六号发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从学理角度认为孙、江所言只是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之后，他还发表过《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等文，对“中国社会党”创立者江亢虎的观点多有驳斥。
师复离世12年后，1927年5月30日，郑佩刚等在上海出版《师复文存》，梅定成执笔的序言中说：“师复本无『政府』主义党健全分子，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谓‘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全自身’者，是固一模范实行家。”他虽不以文字知名，但读他的文字，无不深入浅出，语重心长，“说高尚之主义，如数家珍，能令阅者忘疲，听者兴奋。”他的文章能破、能立，三寸铁管，洞察幽微，有缚马伏虎的笔力，对某些主义、信仰之祸害尤有先见之明，赞同他的人称其文字为“降妖伏魔之法宝”，“足令举世妖孽，望影惊避”。
1914年6月，师复致函无『政府』主义万国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注意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此前，他就在《民声》特设了一个世界语部作为通讯机关，与世界各团体、同志相互联系，交换杂志，讨论问题。
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所以又称为“无『政府』社会主义”或“无『政府』『共产』主义”。这年7月，师复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起草成立宣言，发表《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等文，主张经济上、政治上的“完全自由”，一切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废除钱币，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废除一切宗教，人人劳动，不要『政府』、军队、警察、监狱，不要一切法律规条，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组织各种公会，“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等等。这些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他的主张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视人道，反对强权，废止家族，反对『迷』信等，即使今天看来也都还有价值。与此同时，师复在广州的弟弟刘石心与黄凌霜、区声白等一起成立了“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类似的社团，他们相互联系，讨论学理。
师复的《无『政府』浅说》讲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无私产，无家族，……人人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表述几乎一致，可以说，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后来社会主义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民声》的编辑几乎由师复一个人负责，从写稿、校对、处理来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结果把身体拖垮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无钱医治，友人多劝他把唯一值钱的印刷机器卖了，他坚决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钱送他进了医院，医生说他身体衰弱，须补充营养，要多吃肉类、蛋类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约，宁死不破戒。病重之时，他还写了《上海之罢工风『潮』》的评论，对社会民生耿耿不忘。1915年3月27日，他在铁道医院病亡，临终之前留下一封给友人的信：“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箦，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师复之死，大大削弱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像他这样坚韧卓绝，知行合一，既有探索学理的热忱，又有实践能力的人物可谓后继无人。从“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到“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从《晦鸣录》到《民声》，短短三、四年间，他的生命如同火一般熊熊燃烧，最终燃尽了自己。他编印《民声》，劳神竭虑，每出一期，就要卧病几日，但病稍好，他又照常风风火火地干开了。在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他确实只手撑起了一片天空，在他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开始播在古老的大地上。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书中说，师复因为目标的严肃『性』并致力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去世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楷模。“师复之所以闻名不是因为思想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宣传这些思想时的热情。”在他弟弟石心看来，他短短的一生不妥协、生活严肃、求知专一、有雅量、爱美。莫纪彭在《回忆师复》长文中称，这五点正是他建立安那其信仰的个人人格，以人格感召，是和平革命一条最稳健的路线。
1927年3月，《民钟》杂志继1923年的“克鲁泡特金”专号之后推出“师复”专号，吴稚晖等许多重要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纷纷撰文纪念。毕修勺如此缅怀师复：“如果信仰主义的人有大无畏，百折不挠，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甚至于列主义于生命之前，于主义有益的事，虽粉身碎骨亦所不却”，“说到这层，我就想到师复，想到我所敬爱的师复的精明，以身殉道，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的可羡可慕，尤其是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有这样纯洁的人格。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在中国只有他可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无时无地不以主义为自己人生的目的，殚精竭力，使之实现于世。”1930年，巴金从法国回来，第一次到杭州，即上烟霞洞为师复扫墓，相隔70多年，这一幕仍留在93岁高龄的巴金记忆中。
师复去世的噩耗传到美国，挚友郑彼岸曾写下两副沉痛的挽联，概括其生平和他们理想无成的悲怆：
春梦断江南，红荔湾头虚宿约；
夜盟记湖上，白云庵里痛前尘。
继秋璇卿女士分占湖上青山，他年三竺重经，感旧应添一付泪；
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黄土，此日重洋怅望，哭君宁为十年交。
主要参考书目：
1。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4。莫纪彭，《回忆师复》，《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
5。（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李喜所，《略论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1983年第6期。
第18章 烟霞洞中日月短 （1）（）
——“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山门外摆摊的老头子，
拿着两大杆密密累累的桂花，
一大早来敲我的房门，
喊道：“胡先生，桂花开了！”
我接过这样热诚地送来的礼物，
我感谢他带来这样可喜的消息。
前天出门还没留意到那些细小的花苞，
想不到今天便满山都是桂花香了！
……
1923年9月29日，胡适写下了这首《烟霞洞杂诗之一》。每次到烟霞洞，我总是会想起胡适，想起他的《山中日记》，那段“神仙”生涯已永留在他飘逝的梦中。那年10月3日，在离开烟霞洞的前夜，胡适辗转难眠，在日记中说：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6日，他在上海忆及杭州的日子，写诗一首，记下了游玩花坞、西溪路上看到的“竹叶青”（靛青花）之美。当月19日，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有很多重来杭州的机会，直到1948年10月20日，他最后一次来杭州，到浙大演讲，这才是真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去匆匆，他竟没有为永别而感慨一番。
胡适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身影、声音已如晨雾暮霭般远去，但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播撒的种子，如同他喜欢的《圣经》中的这句话：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彛凇洞禾斓幕衬睢分谢匾洌�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