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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大成立迁校的“常务委员会”，由胡刚复分工负责研究、设计路线，勘察落脚地。每次迁校前，他都要独自或陪同竺可桢实地勘察、探路，向校务会议提出周密方案。浙大7次搬迁，历经5省，每到一地，就继续上课，创造了一个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中就有他的苦心焦虑在内。每次设计西迁路线，他总是尽量安排多走水路，并尽量保护仪器图书。在浙大暂留江西泰和期间，他还率领师生为当地筑了一条15里长的防洪长堤。第二年赣江洪水泛滥，大批农田村舍因此免遭水患。当地人为纪念他的功绩，将防洪长堤命名为“刚堤”，或叫“浙大长堤”。
为把浙大理学院办成第一流的理学院，他殚精竭虑，即使经过艰难西迁，他始终认为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学科都是以实验为基础的，教师要做实验，没有好设备和必需的『药』品，就请不到好教授。千方百计保全原有的各系设备，一有机会他就去重庆教育部、文化基金会等处联系，了解有否购置新仪器和『药』品的外汇。王葆仁教授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大当化学系主任，就因为浙大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的图书设备都比较好，代数学教授蒋硕民有一次对竺可桢说：“浙大物理设备、数学图书甚佳，国内无出其右者。”聘请好教授当然是办学的关键，这是胡刚复和竺可桢的共识。在贵州，他不仅让原有的教授安心教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系还增聘了许多名教授。阵容之强，在当时国内是少有的。虽然生活、实验的条件都很艰苦，但他们仍在桐油盏下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
1944年10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浙大，详细了解了理学院各系的情况后，公开赞美中国的抗战中的浙大、西南联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谈家桢回忆：“有些人对胡刚复先生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粗，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西迁，从考察迁徙地点到搬迁定居，和对理学院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为‘元帅’，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个好参谋，为之拾遗补缺。胡先生缺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他爱护学生，每当学生遭到迫害，他总是和竺可桢校长一起设法保护或保释。1942年夏秋之际，他得到国民党当局要对助教解俊民下手的消息，几次劝说解离校，并为其在重庆找好工作。
抗战胜利，浙大迁回杭州，他已年过60，还受命带一批青年科学家到英国去学习微波雷达新技术，1948年11月才回到杭州，1949年国民党当局给他送来飞台湾的机票，他拒绝了。1949年后，他先为上海大同大学校长，后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任教。1966年3月26日，胡刚复病逝。此前，他曾专程来杭州，目的是去胡明复墓上看看，到浙大、杭大走走，悄悄地来，悄悄地去，没有惊动任何人。
胡刚复在“中国科学社”的贡献之一是参与创建图书馆，任鸿隽曾说过：“一入国门，除随身所带的几本书以外，无书可以参考”。1919年，“中国科学社”就在南京设立图书馆，推他主持。以后，科学社图书馆收藏的国外科技书刊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内几所著名大学，藏书达到20多万册。
胡氏三兄弟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1922年，“中国科学社”修改社章，将原来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另组一个董事会。在江苏南通举行的第七次年会上通过，选出第一任董事九人，包括蔡元培、马良、张謇、汪精卫、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胡敦复。理事11人，包括竺可桢、胡明复、任鸿隽、丁文江、杨杏佛、赵元任、秉志、胡刚复等人。胡氏三兄弟两个理事、一个董事。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回忆，科学社的基金管理，向来由董事会的基金监察员蔡元培、范源濂、胡敦复三人担任保管和经理任务（以后添加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
胡敦复（1886—1978）是胡家长兄，他的主要贡献是创办私立大同大学，和编写大、中学数学教材这几个方面。早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复旦公学求学，深得蔡元培、马相伯的赏识。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各学校挑选15名学生赴美留学，这是留美幼童之后我国首次公派的留美学生，他与大妹胡彬夏都被选中。当年9月，他进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修满规定的学分，于1909年毕业，正好清廷成立游美学务处，他被招回国内，参加留美学生选派工作，1909、1910、1911年三批他经手录取的学生共180人，其中包括梅贻琦、秉志、胡适、赵元任、竺可桢以及他两个弟弟等，大部分成了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1911年4月，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正式开学，他被任命为首任教务长。同年夏天，他与朱香晚、吴在渊等11位清华同事成立“立达学社”，以共同研究学术、兴办学校为宗旨，他被推为社长。
第35章 胡氏三兄弟的科学报国梦 （4）（）
不久，他因为主张清华学生多读理工科课程，与美籍教员主张多念英文、美国文学、美国史地的意见发生分歧，上诉到外交部，美国公使出面干涉。他愤然辞职，南下上海。10月，“立达学社”社友集体辞职，南下与他相聚，他们计划由“立达学社”出面办一所属于中国人的大学，不受外国人干涉，学术上独立，定名为“大同”。1912年3月19日，大同学院（1922年改名为大同大学）在上海诞生，他被推为校长，这一天是他26岁生日，开办费是他们自己的228元捐款，租了几间民房做教室，开设了预科和普通科，首期招收的学生不过百人。他们相约在大同教书和办公，不取分文报酬，生计靠他们在外面兼课维持，而且自愿将所得报酬的20％捐给大同，以补贴各种经费开支。一年之后，大同学院依靠学费和社员捐薪自建了校舍，并扩大预科，增设英文、数理专修两科及大学文、理、商科，开始向完全大学发展。胡敦复的主要精力放在募集资金上，校务一度仰仗弟弟胡明复主持，胡刚复也出力不少。
大同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毁于炮火，因缺乏西迁经费，胡敦复率领部分师生坚守在“孤岛”。在“立达学社”社友和学校董事会的支持下，经过多年努力，大同又逐渐恢复了元气，到1948年，大同大学部学生人数达2700人，中学部学生2500人，在当时上海公立和私立学校中都占第一位，是1912年创校时学生人数的50倍。
1949年，胡敦复离开大陆（后受聘为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62年退休，1978年12月1日在西雅图逝世），大同大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肢解，所属各院系分别划归复旦、交大、同济、财大等，大同中学幸存下来。
胡敦复赤手空拳办起大同大学，两次担任校长，长期担任校董，前后共计20年（1912—1928，1941—1945）。他被人视为“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1925年1月，教育部任命他为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他未到任。同年8月，他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校长。1930年起，他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长达15年，是1941年数学学科仅有的两位部聘教授之一。他讲的微积分课深受学生喜欢，当年的学生汪道涵回忆说，他学识丰富，讲课清晰。
1924年7月9日，任鸿隽写信给胡适，“昨天我向敦复说，趁我们脚力还健的时候，多游览几处名山，不要将来对山灵而兴叹。敦复说，我们年轻的人不应有这种汲汲顾影的思想”。对于胡敦复来说，游览名山真的是太奢侈了。
他除了办学，还致力于推动数学的教学和研究，教科书的建设。他在《近世初等代数学》（与吴在渊合著）序言中说：“自立之道奈何？第一宜讲演，第二宜翻译，第三宜编纂，第四宜著述。”大同学院创立不久，他就成立“大同学院丛书丛刊”编辑部，编辑成员包括胡氏三兄弟和朱香晚、吴在渊等14人，大同所用教材和参考用书，大都由他们自己编写。胡敦复与夫人华桂馨（早期留美生）最早合编了初中算术教科书，之后与吴在渊合编了《算术》一册（1922年）、《几何》二册（1923年）、高中《几何学》一册（1925年），都由中华书局出版。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与荣方舟合编的《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他与范会国、顾澄合译的《积分方程式之导引》，作为“大学丛书”之一。
此外，他独立编写了《新中学几何学》等，对于我国早期的大学、中学的数学教材建设都有开拓意义。1918年，“中国科学社”等科学团体发起科学名词审查会，他作为特邀专家，参加数学名词的审定。1932年，国立编译馆创立，他被教育部聘为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1935年，他主持了数学名词的最后审定工作。同年，他与熊庆来等发起成立中国数学会，当选为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主席』。1936年，他主持在北平举行第二次年会，决定1937年在杭州举行第三次年会，因抗战爆发被迫取消，但他仍在上海坚持出版《数学杂志》《中国数学会学报》，想方设法开展数学会的活动。
1921年9月1日，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说：“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智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要增进人民的智识和一切生活的程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也是包括胡氏三兄弟在内的科学社社友的共同见解。1924年7月1日，《申报》发表部分“中国科学社”社员关于美国退还赔款用途的意见书，他们认为这些款项应用于学术上最根本最重要的事业，使教育文化能有永久独立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研究，我国最缺乏的就是科学研究，胡氏三兄弟、竺可桢、任鸿隽、杨杏佛等人都在上面签了名。
主要参考书目：
1。张友余《胡敦复》、张祖贵《胡明复》、解俊明《胡刚复》，《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2、4、6卷，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
2。任鸿隽著，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朱馥生，《敝帚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6。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2005年5月1日来信。
报纸是近代的产物，自《申报》《循环日报》在上海、香港诞生以来，报刊就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申报》问世是1872年，到1912年转入史量才手里。《大公报》初创于1902年，1926年之后在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手里进一步发扬光大。汪康年、梁启超1897年办《时务报》，陈独秀1915年办《青年》（《新青年》），储安平1946年办《观察》周刊，包括胡适们自办的每一个杂志，不同的时代虽有不同的趋向，但他们言论报国的情怀是相通的。
1926年被军阀张作霖们杀害的邵飘萍，1911年在杭州踏上“新闻报国”路，1918年自办《京报》，他的一生虽短，却有声有『色』，谱写了百年言论史上的华彩乐章。在他被军阀公开枪杀8年后，《申报》老板史量才在杭州到上海的路上横遭国民党军统特工有预谋、有组织的暗算。辛亥革命之际在上海《天铎报》崭『露』头角、1927年前在上海主持《商报》笔政的陈布雷告别心爱的报纸，以蒋介石的幕僚而终，在1948年冬天选择『自杀』，归葬于杭州。
一位朋友在午夜梦回之际阅读百年言论史，想起的却是当代诗人北岛的句子：
“路啊路，飘满了红罂粟。”
他知道那不是罂粟，而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