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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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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报道和评论,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3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因此被告发到蒋介石那里,导致“禁止邮递”的惩罚。这是国民党当局对史量才的一次严重警告,目的就是要『逼』他就范,但史量才没有弯下腰来。35天后经过交涉、折冲,在不损害报纸独立『性』的根本前提下,他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妥协,得以恢复邮递。为此,他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物不变更则质不纯;人不涉难则志不明。

    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在杭州返回上海的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有组织的暗杀,地点在海宁翁家埠。龚德柏回忆录说: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执行,并即电告在杭之执行人员,暂缓执行。但该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当晚未能译电,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国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车经过。亦未暇看电报。待其执行回来再看电报,而史已死,无法挽救了。这是一说。

第40章 “纸头敌不过弹头” (2)() 
又据与执行人员有关者告我,执行人员于就道时,始接电报,认为执行命令事大,看电报事小,故将来电置之衣袋内,即乘车而去。待其执行回来再行译电时,已无法挽救了。(《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228页)

    一代报业巨子遇害的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全国上下震动,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法律是什么?枪杆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蒋介石下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督饰军警,悬赏缉拿”,悬赏1万元。最后,找到了一些线索的鲁涤平却在1935年3月15日不明不白地死了。

    死本寻常,忍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绩在,亦复何憾;

    生逢多难,综三十年贡献,为国家惜,为社会惜,敢哭其私!

    这是他的挚友、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当年11月15日写下的挽联。

    艰难时大可有为,漫说西子湖边雌伏;

    谨厚者亦复至此,如闻天津桥上鹃声。

    这是法学家、时在上海开业做律师(曾代理史身后析产案)的张耀曾写成而未送出的挽联,因为担心“不免伤时”。史量才生前,他们因推动宪政、抗日等公共事务有过数面之缘,他私下在日记中称史“尚为读书人”,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呜呼!以旷代之逸才,遭飞来之横祸。……秋水庄寒,一别千古。天耶?人耶?莫测其故。

    这是实业家穆藕初笔下的《史量才像赞》。

    12月1日,杜重远写信给远在重庆的卢作孚:“此次史公量才之死,弟受若大影响。沪方狠难找一相当中心人物。”

    当然,也有不同甚至负面的评价。《北洋画报》(1934年24卷1171期)发表署名“湘如”的《胡适之批评史量才》一文说,“最近有某记者同胡适之氏谈话,最后问氏对史量才被刺后,对史氏生平有何批评?氏频摇首曰:盖棺论定,颇非易事,不论史氏在中国握有最有为之两大工具——《申报》与《新闻报》,而只谋图利,对中国学术文化未能发挥其可能之供献;自其个人言之,不失为成功事业家,而自社会之意义言之,实不能不认此为重大之失败也。……而胡氏肯作此明白的表示,亦可见其意见的忠实,及其平时对史老板的无好感了。”

    同一文中还有一番话,“若论《申报》的政治主张,九一八以前向来是再稳重和平不过的,唯近年以来也不大安于现实;所以有人骂他,只顾推扩销路,迎合一般年轻人好『乱』的心理;尤其是以‘自由谈’供左翼作家作用武之地,最为一部分人所不满。”

    但仅仅“自由谈”遭一部分人不满,不可能成为史量才致命的原因。对他的死因,当时外界有多种传闻,比如说他“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比如说他与1933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有关,等等。但这些都没有可靠的证据。曾在《申报》做过3个多月编辑、因被解聘对史量才不满的报人龚德柏说,“因《申报》被共党利用,成为反『政府』政策的急先锋,而触怒某方面,致史量才丧失其生命。”他认为,主要是《申报》激烈的抗日言论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史量才“聘请假日本通、真共党傀儡陈彬龢主张抗日,终于送掉史量才的命”。(《龚德柏回忆录》上册,229、232页)

    军统特工沈醉说:“我所了解的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于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169页)

    1931年12月,中共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抵达江西苏区,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化名)。3月4日,上海地下党组织以重金“聘请”《申报》法律顾问、外国律师巴和,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在《申报》“临时专刊”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表示周曾用“伍豪”的别名投稿,报载所谓“伍豪”等243人脱党启事,“实与渠无关”。这个声明在《申报》发表前,国民党有关方面曾警告史量才《申报》不应刊登,他断然拒绝:“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然而,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史支持中共地下党经费的史料依据。1934年10月5日,离他遇害不久,将要去杭州休养前,史量才曾对俞颂华等说自己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俞颂华《忆史先生》,原载1934年12月5日《申报月刊》第3卷第12号“追悼史总经理特辑”)上海英文《泰晤士报》发表的评论称他“从未与闻政治党派之事务”。

    但他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倒是事实。史量才与宋庆龄关系密切,“一二八”事变时,他曾应宋的要求给十九路军募集巨款,他们一同创立了伤兵医院。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的,现在有人考证说同盟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内幕很复杂,尽管如此,在国民党统治下要求保障民权的正面意义还是否定不了的。《新闻报》记者陆诒回忆1932年12月29日第一次见到史量才,就是在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史量才即席发言,“……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按:应为35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

    此后,他又在好几次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上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

    另一位在场的《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

    正当54岁盛年、身体健康的史量才以言罹祸,他的死为那个时代的言论空间写下了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注脚。人们普遍相信他是为报纸而死的,他曾说,“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夕阳西沉,史量才被杀整整18年后,黄炎培重游杭州,徘徊在西子湖边,昔日史氏的别墅“秋水山庄”依然,而斯人已殁。黄氏情难自已,赋诗一首:

    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坟。

    当年壮语成奇祸,缟素词坛十万军。

    我所知道的“秋水山庄”,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新新饭店”的一部分,平时总是大门禁闭。我虽然经常从大门口经过,却都是过其门而不得入。“山中岁月无今古,世外风烟空往来”,单是从它处于葛岭脚下、面临西湖——风景独好的位置,我们也不难想见史量才当年和心爱的二夫人沈秋水(原名沈慧芝,据说她出身青楼,以重金倾囊襄助他买下《申报》)那一段美好的神仙眷侣生涯。他喜欢早年求学的杭州,《申报》专门办有杭州专刊。在忙碌之余他总会想到西湖边来休息一些时光,他唯一的儿子当时也在杭州的之江大学就读,他还是这所教会大学的校董、捐款人之一。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11月13日,“秋水山庄”琴弦折断,琴声戛然而止,沪杭道上训练有素的枪声击穿了如歌的岁月,从此,对沈秋水而言,“秋水山庄”的晨昏月夕、花前月下的生活都成了人间绝唱。失去史量才之后,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秋水山庄”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庭院,花草最好,西湖的月『色』最美,对她也了无意义,据说她再也没有回来住过。

    2004年春天,我曾和相识、不相识的一批男男女女穿过弯曲泥泞的山路,去寻找史量才之墓。当时正是杨梅熟时,有杨梅被风雨打落在地上,路边还有诱人的野草莓,我们一行或捡、或摘。史量才墓在幽静的山坳,枕山面涧,庄严、气派、整洁,墓碑上“史量才之墓”几个大字铁划银钩、笔触有力,背后的墓志铭为章太炎撰、陈陶遗书、沈恩孚刻。一位叫钱九斤的村民当年只是一个小孩,从造墓到下葬都看到过,他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墓(听说花了3万5千块银圆),第一次目睹如此隆重的葬礼,他就跟着在墓前跪拜,谁知史夫人(不知道是不是沈秋水)给了他一块银圆,其他的小孩看见他得了银圆,也纷纷去拜,每人得了一块银圆。就是这位小孩六、七十年后给热衷寻访名人墓地的丁云川带路,那是2001年的春天,通往史量才之墓只是砍柴人走的小路,而且被青草掩埋,隐约还有什么动物的脚印。夕阳西下,当丁云川站在墓前鞠躬时心里生出了一些感慨:“钱九斤一辈子大概没有看过几张报纸,可是他记住了史量才;一个农村老人和一个报界巨子,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命运中居然有一个重合点。”(《丁布衣寻墓记》,载《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其实,哪怕“史量才之墓”已无处可寻,哪怕没有了“秋水山庄”,后世的人们也将长久地铭记史量才留下的名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那年春天,细雨『迷』濛中,我们一行曾在史量才长眠了近70年的墓前大声地喊出这12个字,伴随着青山的回音,空谷的回音,松涛的回音。

    主要参考书(篇)目:

    1。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庞荣棣,《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

    3。《黄炎培日记》第4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4。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5。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6。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7。《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

    8。《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9。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10。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12。《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

    13。《丁布衣寻墓记》,《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14。庞荣棣《史量才事迹补》,《江宁春秋》第十辑,江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91年印。

第41章 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 (1)() 
1934年冬天,陈布雷刚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位置上卸任,在西湖小莲庄休养。一天夜晚,杭州《东南日报》记者黄萍荪来访,问及当年他在上海《天铎报》写的文章哪篇最具代表『性』,他的回答是一篇写于辛亥革命之际的社论,题为《钱镠弩,鸱夷血,呜呼寂寂!》。第二天,他给记者抄送了这篇20多年前的旧文,一共不过千字,却情文并茂,殷殷以民族大义、利害关系,敦促浙江新军迅速起来响应武昌起义,几乎是公开的策反。以后,黄萍荪曾当面向这位尊敬的新闻界前辈提问:“当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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