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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报道和评论，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3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因此被告发到蒋介石那里，导致“禁止邮递”的惩罚。这是国民党当局对史量才的一次严重警告，目的就是要『逼』他就范，但史量才没有弯下腰来。35天后经过交涉、折冲，在不损害报纸独立『性』的根本前提下，他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妥协，得以恢复邮递。为此，他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物不变更则质不纯；人不涉难则志不明。
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在杭州返回上海的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有组织的暗杀，地点在海宁翁家埠。龚德柏回忆录说：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执行，并即电告在杭之执行人员，暂缓执行。但该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当晚未能译电，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国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车经过。亦未暇看电报。待其执行回来再看电报，而史已死，无法挽救了。这是一说。
第40章 “纸头敌不过弹头” （2）（）
又据与执行人员有关者告我，执行人员于就道时，始接电报，认为执行命令事大，看电报事小，故将来电置之衣袋内，即乘车而去。待其执行回来再行译电时，已无法挽救了。（《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228页）
一代报业巨子遇害的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全国上下震动，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法律是什么？枪杆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蒋介石下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督饰军警，悬赏缉拿”，悬赏1万元。最后，找到了一些线索的鲁涤平却在1935年3月15日不明不白地死了。
死本寻常，忍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绩在，亦复何憾；
生逢多难，综三十年贡献，为国家惜，为社会惜，敢哭其私！
这是他的挚友、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当年11月15日写下的挽联。
艰难时大可有为，漫说西子湖边雌伏；
谨厚者亦复至此，如闻天津桥上鹃声。
这是法学家、时在上海开业做律师（曾代理史身后析产案）的张耀曾写成而未送出的挽联，因为担心“不免伤时”。史量才生前，他们因推动宪政、抗日等公共事务有过数面之缘，他私下在日记中称史“尚为读书人”，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呜呼！以旷代之逸才，遭飞来之横祸。……秋水庄寒，一别千古。天耶？人耶？莫测其故。
这是实业家穆藕初笔下的《史量才像赞》。
12月1日，杜重远写信给远在重庆的卢作孚：“此次史公量才之死，弟受若大影响。沪方狠难找一相当中心人物。”
当然，也有不同甚至负面的评价。《北洋画报》（1934年24卷1171期）发表署名“湘如”的《胡适之批评史量才》一文说，“最近有某记者同胡适之氏谈话，最后问氏对史量才被刺后，对史氏生平有何批评？氏频摇首曰：盖棺论定，颇非易事，不论史氏在中国握有最有为之两大工具——《申报》与《新闻报》，而只谋图利，对中国学术文化未能发挥其可能之供献；自其个人言之，不失为成功事业家，而自社会之意义言之，实不能不认此为重大之失败也。……而胡氏肯作此明白的表示，亦可见其意见的忠实，及其平时对史老板的无好感了。”
同一文中还有一番话，“若论《申报》的政治主张，九一八以前向来是再稳重和平不过的，唯近年以来也不大安于现实；所以有人骂他，只顾推扩销路，迎合一般年轻人好『乱』的心理；尤其是以‘自由谈’供左翼作家作用武之地，最为一部分人所不满。”
但仅仅“自由谈”遭一部分人不满，不可能成为史量才致命的原因。对他的死因，当时外界有多种传闻，比如说他“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比如说他与1933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有关，等等。但这些都没有可靠的证据。曾在《申报》做过3个多月编辑、因被解聘对史量才不满的报人龚德柏说，“因《申报》被共党利用，成为反『政府』政策的急先锋，而触怒某方面，致史量才丧失其生命。”他认为，主要是《申报》激烈的抗日言论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史量才“聘请假日本通、真共党傀儡陈彬龢主张抗日，终于送掉史量才的命”。（《龚德柏回忆录》上册，229、232页）
军统特工沈醉说：“我所了解的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于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169页）
1931年12月，中共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抵达江西苏区，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化名）。3月4日，上海地下党组织以重金“聘请”《申报》法律顾问、外国律师巴和，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在《申报》“临时专刊”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表示周曾用“伍豪”的别名投稿，报载所谓“伍豪”等243人脱党启事，“实与渠无关”。这个声明在《申报》发表前，国民党有关方面曾警告史量才《申报》不应刊登，他断然拒绝：“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然而，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史支持中共地下党经费的史料依据。1934年10月5日，离他遇害不久，将要去杭州休养前，史量才曾对俞颂华等说自己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俞颂华《忆史先生》，原载1934年12月5日《申报月刊》第3卷第12号“追悼史总经理特辑”）上海英文《泰晤士报》发表的评论称他“从未与闻政治党派之事务”。
但他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倒是事实。史量才与宋庆龄关系密切，“一二八”事变时，他曾应宋的要求给十九路军募集巨款，他们一同创立了伤兵医院。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的，现在有人考证说同盟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内幕很复杂，尽管如此，在国民党统治下要求保障民权的正面意义还是否定不了的。《新闻报》记者陆诒回忆1932年12月29日第一次见到史量才，就是在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史量才即席发言，“……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按：应为35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
此后，他又在好几次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上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
另一位在场的《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
正当54岁盛年、身体健康的史量才以言罹祸，他的死为那个时代的言论空间写下了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注脚。人们普遍相信他是为报纸而死的，他曾说，“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夕阳西沉，史量才被杀整整18年后，黄炎培重游杭州，徘徊在西子湖边，昔日史氏的别墅“秋水山庄”依然，而斯人已殁。黄氏情难自已，赋诗一首：
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坟。
当年壮语成奇祸，缟素词坛十万军。
我所知道的“秋水山庄”，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新新饭店”的一部分，平时总是大门禁闭。我虽然经常从大门口经过，却都是过其门而不得入。“山中岁月无今古，世外风烟空往来”，单是从它处于葛岭脚下、面临西湖——风景独好的位置，我们也不难想见史量才当年和心爱的二夫人沈秋水（原名沈慧芝，据说她出身青楼，以重金倾囊襄助他买下《申报》）那一段美好的神仙眷侣生涯。他喜欢早年求学的杭州，《申报》专门办有杭州专刊。在忙碌之余他总会想到西湖边来休息一些时光，他唯一的儿子当时也在杭州的之江大学就读，他还是这所教会大学的校董、捐款人之一。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11月13日，“秋水山庄”琴弦折断，琴声戛然而止，沪杭道上训练有素的枪声击穿了如歌的岁月，从此，对沈秋水而言，“秋水山庄”的晨昏月夕、花前月下的生活都成了人间绝唱。失去史量才之后，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秋水山庄”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庭院，花草最好，西湖的月『色』最美，对她也了无意义，据说她再也没有回来住过。
2004年春天，我曾和相识、不相识的一批男男女女穿过弯曲泥泞的山路，去寻找史量才之墓。当时正是杨梅熟时，有杨梅被风雨打落在地上，路边还有诱人的野草莓，我们一行或捡、或摘。史量才墓在幽静的山坳，枕山面涧，庄严、气派、整洁，墓碑上“史量才之墓”几个大字铁划银钩、笔触有力，背后的墓志铭为章太炎撰、陈陶遗书、沈恩孚刻。一位叫钱九斤的村民当年只是一个小孩，从造墓到下葬都看到过，他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墓（听说花了3万5千块银圆），第一次目睹如此隆重的葬礼，他就跟着在墓前跪拜，谁知史夫人（不知道是不是沈秋水）给了他一块银圆，其他的小孩看见他得了银圆，也纷纷去拜，每人得了一块银圆。就是这位小孩六、七十年后给热衷寻访名人墓地的丁云川带路，那是2001年的春天，通往史量才之墓只是砍柴人走的小路，而且被青草掩埋，隐约还有什么动物的脚印。夕阳西下，当丁云川站在墓前鞠躬时心里生出了一些感慨：“钱九斤一辈子大概没有看过几张报纸，可是他记住了史量才；一个农村老人和一个报界巨子，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命运中居然有一个重合点。”（《丁布衣寻墓记》，载《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其实，哪怕“史量才之墓”已无处可寻，哪怕没有了“秋水山庄”，后世的人们也将长久地铭记史量才留下的名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那年春天，细雨『迷』濛中，我们一行曾在史量才长眠了近70年的墓前大声地喊出这12个字，伴随着青山的回音，空谷的回音，松涛的回音。
主要参考书（篇）目：
1。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庞荣棣，《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
3。《黄炎培日记》第4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4。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5。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6。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7。《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
8。《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9。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10。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12。《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
13。《丁布衣寻墓记》，《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14。庞荣棣《史量才事迹补》，《江宁春秋》第十辑，江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91年印。
第41章 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 （1）（）
1934年冬天，陈布雷刚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位置上卸任，在西湖小莲庄休养。一天夜晚，杭州《东南日报》记者黄萍荪来访，问及当年他在上海《天铎报》写的文章哪篇最具代表『性』，他的回答是一篇写于辛亥革命之际的社论，题为《钱镠弩，鸱夷血，呜呼寂寂！》。第二天，他给记者抄送了这篇20多年前的旧文，一共不过千字，却情文并茂，殷殷以民族大义、利害关系，敦促浙江新军迅速起来响应武昌起义，几乎是公开的策反。以后，黄萍荪曾当面向这位尊敬的新闻界前辈提问：“当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