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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所以连房子也不想租，而住在旅馆里。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闻界，去做他的记者，当然，实际上做不到了。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从一而终”思想，抗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这种内心的挣扎、痛苦最终导致他在大厦将倾时选择『自杀』。
陶希圣在回忆文章中说，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为此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不仅要保密，还有字斟句酌的细密。当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他代蒋起草的文告中也有他的得意之笔，其中蕴涵着他自己的爱国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笔墨酣畅，如《抗战建国纲领》《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也成了抗战的历史文献，他特别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就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
全文6000字，由5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同时海内外许多报纸都在头条刊出。此文和张子缨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起草的《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被誉为“三联璧”。他在回忆录中说，此文蒋介石没有口授大意，并且引录了张季鸾的评价：“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相反，那些强『逼』、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了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口，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终日面对西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却怎么也驱不走他心中的难言隐痛。
1941年，郭沫若50岁生日时，陈布雷在贺信中说：“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贺诗中也有“文士心情脉脉通”之语，确是语出真诚，不是客套。郭沫若的答谢诗中也有“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的句子。然而，陈布雷身上的豪气早已消磨殆尽，再也没有笔走龙蛇、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他后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内心的复杂、挣扎不断地流『露』出来。1946年3月，他写信给外甥翁泽永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不只是书记生罢了。”他回到新闻界的冲动从来没有终止过，1940年，他在《商报》时代认识的晚辈程沧波离开国民党《中央日报》，到监察院做官，他在“九一”记者节那天写长信给程，为重庆少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惋惜。1947年，程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他又专门写信道贺：“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程固然成不了真正独立、自由的记者，但他内心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真诚的。
程回忆，1939年11月，在重庆为陈布雷庆祝50生日，饭后有人提议陪他雀战一番，自他离开记者生活后，就极少有此娱乐。银行家钱新之提议，由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陪他，戏称“四位记者打麻雀”，推老记者于右任观战，打了八圈，再喝咖啡谈天。那天晚上，陈布雷的神情“真是和谐而愉快”，多年未见他那样“轻松而活跃”。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陈布雷追忆往事，季鸾曾一度北上短暂离开新闻界，他很着急，写信劝说：“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季鸾回信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最后，季鸾以言论报国终其身，而陈布雷没能做到，所以他说自己“愧负死友多矣”。
第43章 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 （3）（）
陈布雷对王芸生说：“其实，我开始是从事新闻记者生涯，现在也未忘情于此。”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还感慨无限地对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总之，他时时不忘重理旧业。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他的妻子在“前记”中说得很清楚：“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屏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然而，他重返新闻界的愿望终究只是一个梦而已。
1947年6月，陈布雷在南京对《文汇报》的徐铸成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到了1948年，他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在回答宁波同乡、立法委员『毛』翼虎时，用缓慢低沉的语气说：“‘势力’两字要分开来，势是形势、力是力量。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毛』认为陈布雷已看到了总的“趋势”。在他身后仅仅几个月，南京城头就『插』上了红旗。一个一心向往着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并最终为之殉葬，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邵飘萍被枪杀、史量才被暗杀一起贯穿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他常在家人和挚友面前感叹，“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所以他总想着有一天辞官。临死前不久，他还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陈布雷在杭州度过了年轻的求学时代，曾两次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1932年到1934年，他在杭州度过了相对轻松愉快的一段日子，暑假里子女来杭，他会带他们出游，看电影。西湖的山水是他所熟悉的，他曾产生过退隐西湖的念头，对妻子表示：“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抗战胜利后，一生清廉的陈布雷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买了一小块地。也许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过，自己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永远的归宿之地。
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他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11月12夜，“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前夕，留下了10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对于是否公布这些遗书，国民党高层曾有争论。11月17日，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中说，上午在陈布雷先生治丧委员会讨论遗言应否发表时，反对发表的以为他的『自杀』给蒋带来不良影响，留到相当时机再说。当晚中央常会讨论，也有主张不发表的。因为邵力子力主发表，如不发表他就要退出治丧委员会。结果决定发表。
他在留给夫人王允默的遗书中嘱咐：“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王允默当着宋美龄的面谢绝了蒋介石举行国葬之议，但她也没有遵照草草葬于南京的遗愿。她说：“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转引自王泰栋著《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25—26页）
浙大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说，当年11月19日下午2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的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国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陈布雷生前已觉察到了“势力”的消长和变化，他的“势力”论可谓一语中的，但除了选择『自杀』，他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死对他也许是一种解放。1949年4月23日，仅仅几个月后南京易帜，当时，蒋介石正在他的墓前凭吊，长江天险被突破的电报送达。5月3日拂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经九溪十八涧附近进入杭州，山河变『色』。这一切，与长眠在杭州萝卜山下的陈布雷都已没有关系，随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陈布雷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版。
2。《陈布雷回忆录》，廿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影印本，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编之84。
3。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程沧波，《沧波文选》，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
5。《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6。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
7。王泰栋著，《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遥想当年，西子湖头，暗夜微光，新学初兴，新任杭州知府的福建人林启一下子办出了三所新学堂，绵延至今，就是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杭州高级中学。然而，西湖孤山上的“林社”今天几乎已无人知晓，同是杭州太守，因为苏堤、白堤，健忘的人们记住了苏东坡、白居易，还加上留下杨公堤的扬孟瑛，而办学的林启却被遗忘了。
以一本《新青年》创造了一个时代的陈独秀早年就读于求是书院，邵飘萍、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三人都是校友，后两人还是同学。《申报》掌门人史量才毕业于杭州蚕学馆。养正书塾后来就是著名的浙江一师、杭州高级中学，曹聚仁、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