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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当其时，几乎亲眼目睹了“盛世”下滑的整个过程，对“衰世”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1825年，他32岁那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命编《皇朝经世文编》，到1826年冬天共编成120卷，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不过那还是属于古代的范畴，是按照千年相续的传统思路编的。1826年，他与龚自珍同时参加会试，双双落第，欣赏他俩才学的考官、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伤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直到1845年，龚自珍死后四年，魏源52岁那年才在补行殿试中恩科三甲第93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分发到江苏，先后做过东台、兴化等地的知县。“万行柳『色』万声莺，啼遍千门万户春。”魏源一直等到知天命之年才喜登“龙门”，难怪他要自我解嘲“中年老『妇』，再作新娘”。
1819年，魏源与龚自珍在北京初次见面，就气味相投（有人说他们1814年认识，但这一年龚自珍往返与徽州、杭州之间，没有到过北京）。1822年秋冬之交，龚自珍曾送魏源等到古北口长城，共赏塞上风光。1830年4月9日，魏源在北京，应龚自珍之召，参加了花之寺聚会。6月，他们又在龙树寺再聚，林则徐也在场，正是这次集会奠定了林则徐和龚自珍、魏源、张维屏等人的友谊。1832年春天，魏源应龚自珍之招，再次参加花之寺集会，到场的还有主张革新的包世臣等十四五人。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议论时政的聚会。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们就已预感到英国将可能以新加坡为基地，有侵华之举。他们主张先发制人，消除隐患，严禁鸦片，抵抗侵略。他们中有五个朋友被时人称为“薇园五名士”，龚自珍以才、魏源以学、宗稷辰以文、吴嵩梁以诗，端木国瑚以经术闻名。相同的是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赞同走革新之路。当然，龚自珍对现实要比魏源等人更敏感，对“衰世”的感受也更深，尽管他还不具备世界眼光，不知道别样的文明。
1834年，魏源应邀到江苏巡抚林则徐处，代林阅卷。1839年5月，当龚自珍南下路过扬州时，两人又有过一次愉快的见面。1840年，魏源从浙东到杭州。9月，林则徐被革职，他写了《寰海》诗一首，表示痛心。1841年春天，裕谦以钦差大臣到镇海筹办浙江防务，林则徐受命协防，魏源进入裕谦幕府，几个月即辞去。期间，他曾到钱塘江观『潮』，有感而作《钱塘观『潮』行》一诗。当年5月，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发配新疆伊犁。6月，魏源在浙江到扬州的途中，在京口与林则徐见面，对榻倾谈，思想上产生很大震动。也就是这一次，林则徐嘱他编一部《海国图志》。
当年8月，龚自珍应魏源来信邀请，到扬州相聚时，得知老友正在编《海国图志》，大为欣喜，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学问。自京都相识以来，他们切磋学问，议论时政，特别是1826年双双在会试中落榜，“龚魏”齐名以来，关系更加密切，书信往来不断，而且时有见面，转眼已有20多个年头了。
8月5日，龚自珍回到当时栖身的丹阳书院。孰料仅仅7天后（8月12日）就在丹阳猝逝，终年50岁，那也正是英国大炮轰开国门、林则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随着龚自珍的死，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小农文明时代徐徐落下了帷幕。在龚自珍身后，自魏源等人开始，老大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开始告别“衰世”的各种具体努力。
关于龚自珍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不同的版本都说他被人下毒，“丁香花公案”吸引了包括孟森在内的史家。（龚自珍死后，1843年夏天，龚的儿子到扬州请魏源编定龚自珍遗作，这就是《定庵文录》12卷、《外录》12卷，序言也出自魏源手笔。）
1842年12月，魏源参考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及一百多种中外书籍，终于辑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又补成60卷，刊于扬州。到1852年，参考徐继畲《瀛寰志略》等新出的一些著作，增补成100卷，在南京筹刊，成为一部有88万字的巨著。《海国图志》对五大洲大多数国家的沿革、现状都有记载，并明确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知道靠这本书并不能驾驭外夷，“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他想到了天道、人心、人才。他认识到英国的优势不仅是船坚炮利，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甚至已朦胧地觉察到了英国之所以强大的背后是制度原因，他在第50、51卷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
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即国会），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
第5章 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3）（）
国会分上、下两院：“其国中尊贵者曰五爵，如中国公侯伯子男，为公议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选忠义之士一二，赴京会议。国主欲征税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国民纳钱粮。”当国会与『政府』意见发生冲突，可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即使民众对国会也可施加影响：“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
他介绍英国的报纸：“又刊印逐日报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对英国工业、贸易、交通的介绍也都很详尽。
对于美国，魏源在第59卷同意徐继畲的观点，肯定了总统制、国会制度等。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后被公推为总统，“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他在《后叙》中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多年后，梁启超如此评价《海国图志》：“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从张之洞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魏源的影响。虽然《海国图志》还没有完全抛弃“华”、“夷”的思维定式，但魏源眼中的“夷”已迥然不是昔日迂儒心中的蛮夷，他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之外不仅别有世界，而且有优先于我们的技术、制度、文明。在他之前，我们是天下绝对的中心，文明的中心，所谓夷就是野蛮、未开化的代名词。在经过了长夜漫漫之后，本民族终于有人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当然，这部书也不是没有缺陷的，比如魏源以中国炼丹术的取阴补阳等陈旧观念理解西方的天主教，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此前，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的书《坤舆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初入中国，人们都视之为天方夜谭，不相信是真的。后来南怀仁等编印《地球全图》，人们依然不相信宇宙之大，地球上还有许多不同的文明，俨然以中国为最高的文明形态。乾隆帝驳英国使节的心态如此，到了道光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魏源、徐继畲这些人身上，情况才开始有了变化。
《海国图志》影响了近邻日本。1850年，三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马上就被封禁。1853年，又有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到1854年，共有15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除了几部被留作御用，有8部出现在普通的市场上，以后年年都有输入，还出现了许多《海国图志》的翻刻本，有些是节选的，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深受欢迎，此后才逐渐被冷落，因为开放的日本社会有了更高的要求。
1828年，35岁的魏源初游杭州，西湖给他留下了美丽至极的印象，他曾写下十首纪游诗。他喜欢西湖，1856年秋天，当太平天国正如火如荼、江南一片狼藉时，他63岁那年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寄宿在一处僧舍，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他闭门谢客，常常“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即使亲戚、门生前来求见，接谈二三语，“便寂对若忘”，惟独钟情于西湖的山水，曾与何绍基、金安清等各带金石书画，到西湖船舫共赏。“晴湖不及雨湖好，雨湖不及月湖窈。”“月华如水孤山孤，山影化云云化无。”他在西湖留下了许许多多早已被后人忘却的诗篇，好在历史还记得他的《海国图志》。
1857年3月26日，一个烂漫的春天，离龚自珍客死异乡16年后，魏源在龚自珍的故乡杭州一病不起，终年64岁，下葬于西湖南屏山的方家峪，他的墓至今已找不到踪迹了（新建的一个名人墓群中据说有魏源墓，但已不在原址）。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清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3。魏源著，《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徐继畲著，《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5。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
6。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管林等著，《龚自珍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9。龚自珍纪念馆编，《龚自珍研究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0。李汉武著，《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离龚自珍死50多年，魏源死30多年后，经历了太平天国14年的动『荡』『乱』世，经历了英法联军进京、火烧圆明园，经历中法战争，直到1894年甲午海战，泱泱大国败于东邻的一个蕞尔岛国，被迫签定屈辱的城下之盟，又是赔款、又是割地。而当时北洋水师的实力从表面上看不仅不亚于日本海军，论吨位、装备甚至还有优势，从早期的曾国藩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致力于洋务运动已有30多年，最终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朝廷内外，举国上下，这才受到震动，这才有了一种紧迫的危机感。
这个时代的年轻读书人如梁启超辈，读到龚自珍的文字，如受电击。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张元济、谭嗣同……这一代读书人登上历史舞台，我们才开始真正踏上与“衰世”告别的道路。史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没有惊醒中国，依然昏睡，现代化进程至少耽误了20年，我以为如不是从技术、器物层面看，而是着眼于制度文明的变革，至少耽误了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时间。康是1858年出生的，梁是1873年出生的，历史要等到他们出现才有了点新气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纵英才，有手挽狂澜的本领，关键还是他们生逢其时，至少他们一度报国有门，其时满、汉之分的观念已渐渐淡薄，经过满清几百年统治之后，满清皇族已汉化得差不多了。他们接受孔夫子以来的文化，康雍乾时代那样的文字狱也日渐远了。读书人的国家民族观念在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日益高涨的危亡感中渐渐萌生。对清廷来说，甚至对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千载难遇的改革良机。把握住了，我们的民族就可能很快摆脱“衰世”，顺利完成文明转型，闯过充满急流的历史峡谷。
在康有为们的奔走呼号之下，才有浮出水面的维新思『潮』，这其中也有李提摩太等异国传教士的推波助澜。《万国公报》对一代优秀中国人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一场空前的戊戌变法呼之欲出。
1898年，而立之年的光绪帝确是历史上难得一现、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是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在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深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甚至慈禧太后一开始也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的变法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