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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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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0月18日,抗战胜利后,竺可桢由遵义重回阔别8年的杭州,第二天他来到西湖边,经白堤、断桥到了平湖秋月。他终日为浙大回迁事务而奔走,无心风景之胜。虽然湖山依旧,但浙大校舍已被日寇糟蹋得面目全非,华家池的浙大农学院4层洋楼本是30年代杭州最好的建筑之一,气派壮观,如今是一堆荒草石砾(被趁火打劫的本地不良百姓拆毁,拆下的玻璃钢条卖给了日本人)。校本部的图书馆也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框架,宽敞整洁的办公厅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空架子,大礼堂仅存屋顶和柱栋。当时拍下的一组照片“浙大校舍劫后景况”就是真实的历史见证。11月11日,他返回贵州前一天,在昔日的校长办公室中徒步,8年了,当年他亲手种的一雌一雄两棵罗汉松竟都安然无恙,墙角的桃树,他以为必死,哪知也是硕果犹存,一枣一柿一梅也如故。“低廻往复,恋恋不舍”。

    1946年6月,浙大终于迁回杭州,他才松了一口气。7月20日,他和同事、友人在“楼外楼”吃饭,在三楼上看苏堤、阮公墩,景致极佳,一年前在遵义时还没料到有今日,“谈笑甚欢”。8月15日,他路过苏堤,“六桥杨柳依然如故,但桃花尽去,而路面不修,故不及九年前之易走,惟风景仍佳丽耳”。是日,他在飞来峰下喝茶,再到孤山下的“楼外楼”吃饭,又在三楼看苏堤、阮公墩,日记中说“至足乐也”。

    1948年1月2日是个晴天,他带着一家人到灵隐,经云林寺到韬光寺,上北高峰,45分钟到山顶。1949年1月28日是他在杭州的最后一个除夕,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他在日记中写下:“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读宋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薰风吹得游人醉,莫把杭州作汴州’,不竟感慨系之。”此刻,他还没有想到,仅仅3个月后他就要在大雨中告别杭州。他在答应出任浙大校长之前,通过陈布雷等人向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条件中有一条,他只愿意做半年(至多一年)。却因为抗战爆发,浙大处于危难之中,受责任心的驱使,加上他与浙大师生与日俱增、难以割舍的感情等因素,一拖就拖了13年。期间他多次求去而不得,到1948年1月31日,他已决心辞职,面对浙大教授会代表的挽留,他说自己在校12年,已是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之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

    1949年4月24日,时局风雨飘摇,竺可桢主持召开浙江大学校务会,为应付环境,亟须加强“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讨论决定取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因为这一天“林社”要公祭晚清杭州太守林启,所以他先离席,匆匆赶去孤山,到了放鹤亭,祭典正好开始。1897年5月21日,兼讲“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在杭州普慈寺开学,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所新式高等学堂之一。蒋伯器、蒋百里、蒋梦麟、陈独秀、陈仪等都是求是书院的学生,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等是浙江高等学堂的学生。热心办学的林启在杭州只有短短4年,却创办了3所新式学堂,其他两所为1898年办的蚕学馆,开了职业教育的先河;1899年办的养正书塾开中等教育的先河。有了这3所开风气的学校,林太守就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所以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之际仍不忘赶去“林社”祭奠。

    此前,竺可桢在1945年11月9日的日记中说,当年毕业于求是书院、又做过浙江高等学堂校长的邵裴子告诉他,人们都说求是书院是林太守所办,其实是浙江巡抚廖寿丰创立的,林办的是养正书塾,不是求是书院,一个是省立,一个是县立。现存创办求是书院的奏折确是廖寿丰上的,上面有光绪帝的亲笔朱批,但毫无疑问林启是求是书院最重要的创办人,折子中写明“即委太守林启为总办”,从制定章程到聘请教师、招收学生等,林启无不躬亲其事,而且亲自兼任过国文教学。(当然“颇重储才崇实”的廖寿丰也功不可没。

    )1947年10月7日的竺可桢日记认定“求是书院”为林启所创,校舍设在普慈寺,是因为杭籍大臣王文韶的媳『妇』“与寺僧通『奸』”,寺院被没收为官产。这是林启1896年上任伊始查办的,他提请巡抚廖寿丰以充公的寺屋办新学,因此有了“求是书院”。竺可桢还讲到求是的校风一开始就含有牺牲精神,“求是书院成立在戊戌变政以前,是时科举未废,入院者多为有志之士。辛亥革命,江北总督参谋长史寿白提兵攻取南京,与克服浙江之总司令周赤忱,皆求是学生,但功成后皆寂然无闻。即先后主持学校之人如陈仲恕(求是)、邵裴子(高等)、吴雷川(高等)、许潜夫皆彬彬君子,一介不苟,至垂老而两袖清风。此浙大之校风为可贵也。”

    自1901到1903年,求是书院先后易名为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到1928年易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一生的事业,一是气象学、物候学等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二就是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把浙大办成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他接任浙大之初,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学系,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中竟成长为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还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等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由512名增至2171名,荟萃了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胡刚复、何增禄、谈家桢、蔡邦华、卢守耕、赵九章、吴耕民、夏鼐、张荫麟、张其昀、谭其骧、费巩、梅光迪等在各学科享有声誉的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还雄心勃勃,想把浙大办成有5000名学生的大学。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在接受浙大校长的任命前夕,也曾有过犹豫与忧虑,日记中说,他个人的困难之一在于“不善侍侯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然而经再三考虑,如果自己明哲保身,不去浙大,浙大必将陷入国民党党部之手,“而党之为人『操』纵已无疑义”。陈训慈在《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文中回忆:“我则确记竺师母当日对我们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云云。”其时,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浙大学『潮』汹涌,前任校长郭任远不得人心被学生赶走,蒋介石急于找一个专业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声望的浙江籍学人接掌浙大,竺可桢被多人提名。他提出三个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校长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蒋介石曾予以首肯。

    他一向认为“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在浙大的13年中,他无时不以保持与发扬求是学风、不分党派门户、维持学术标准的浙大传统为荣。在1938年西迁途中,他在广西宜山确立“求是”为校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向来学风笃实,另一方面他对“求是”的解释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赋予“求是”以牺牲精神。他在浙大13年,浙大整体学术水平大大提高,学风踏实,教师、学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很多,基本上都没有走当官这条路,其中与竺可桢的影响和“求是”学风的熏陶不无关系。叶笃正从西南联大毕业、考到浙大读研究生,就是认为联大校风比较“浮夸”,浙大“实实在在”,这是他个人当时的体会。

    自称“书傻子”、不屑也不善搞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竺可桢之所以办大学成功,归根结底无非这样几条:

第47章 “书傻子”校长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2)() 
一是他始终相信“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他在浙大13年,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采英美之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里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教师、学生有研究的自由、读书的自由,即探索真理的自由。同时,他主张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尤其重视基础学科,“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1936年,他甫一上任,第一次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时,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避免学生过早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

    为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经常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爱好的学科。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中说:“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1946年7月25日,在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大学组织法》时,他主张加入通才教育,最终没有通过,他在日记中深感遗憾。

    二是他一向认定“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也就是力主独立办学,超越党派纷争之外,他公开提出“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有一次他调阅三青团浙大区团部档案,亲眼看到他们给上司的报告中三次提及浙大的“环境不适于青年团”。1938年、1939年,他几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到1940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国立大学校长。1940年8月,他不顾压力,聘请不是国民党党员的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教育部规定这一职务必须党员才能担任。

    以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甚至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付过党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的会议。国民党强硬势力攻击浙大是“共匪之租界”,其实竺可桢一样不赞同学生“左”倾,他在日记中多次说,“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信仰可以自由,但不能作政党之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1947年6月17日,他出国半年一回来面对的又是汹涌的学『潮』,他批评学生自治会所出的《快报》《求是学报》“均相当左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后,他在11月10日的校务会议上说得明白:“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

    1948年2月14日,他当面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12月13日下午,他亲自去看浙江校园里学生自办的“费巩壁报”,其中有赞美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他感叹说:“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

    1949年5月,他离开浙大后,浙大校园的壁报上还在批评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岁月轮回,这对他是褒还是贬呢?

    三是他自始认定“教授是大学的灵魂”。1948年6月12日,他对学生说:“大学应以教授为重。”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浙大学生谢觉民追忆,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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