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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用我的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快乐。你知道不知道，一支美丽的
歌能够使多少的可怜虫在苦难中得到支持？应当各人干各人的事！你们法国人，真是好
心糊涂虫，只知道抢着替一切的不平叫屈，不管是为了西班牙还是为了俄罗斯，也没弄
清是怎么回事。就喜欢你们这个脾气。可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事情搞好吗？你们乱哄
哄的投入漩涡，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瞧，你们的艺术家自命为参预着世界
上所有的运动，可是你们的艺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黯淡。奇怪的是，多少玩起的小
名家跟坏蛋，居然自称为救世的圣徒！嘿，他们不能少灌一些坏酒给群众喝吗？——我
的责任，第一在于做好我的事，替你们制作一种健全的音乐，恢复你们新鲜的血液，让
太阳照到你们心里去。”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而奥里维就感缺少。象今日一般最
优秀的人一样，他不能独自发挥他的力量，只有跟别人联合起来才能够。可是跟谁联合
呢？思想是自由的，心可是虔诚的，他被一切的政治党派与宗教党派摒诸门外。他们因
为胸襟狭小，不能容忍而互相排挤。一朝有了权力，他们又加以滥用。所以只有被压迫
的人才吸引奥里维。在这方面，他至少是和克利斯朵夫同意的，认为在反抗远地方的不
平之前，先得反抗近处的不平，反抗那些在我们周围而且是我们多少负有责任的。攻击
别人的罪恶而忘掉自己所犯的罪恶的人，真是太多了。
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亚诺太太因为参加着一个慈善组织，便介绍奥里维入了
会。一开始他就到好几桩失意的事：他负责照顾的穷人并不都值得关切；或者是他的同
情没有得到好的反应，他们提防他，对他深闭固拒。并且一个知识分子根本难于在单纯
的慈善事业上面获得满足：在灾祸的国土中，这种办法所灌溉到的园地太小了！它的行
动几乎老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的；它似乎毫无计划，发现什么伤口就随时裹扎一下。以
一般而论，它的志愿太小，行动太匆忙，不能一针见血的对付病源。而探讨苦难的根源
正是奥里维不肯放过的工作。
他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方面，向导决不愁缺少。当时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上
流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交际场中，在小说或剧本中间，大家都谈着。每个人都自命为很
熟悉。一部分的青年为此消耗了他们最优秀的力量。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风魔。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
洋溢着生命力，充沛的元起，不愿意毫无生产；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
或是—…（更谨慎的）——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或是搞航空，或是搞革命；或是作肌
肉的活动，或是作思想的活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象，觉得自己参预着人间
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
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室之累，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
慷慨的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憎，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改造了世界；青年
人好比那些窥伺待发的狗，常常捕风捉影的狂吠。只要天涯地角出了一桩违反正义的事，
他们就疯起来了
黑夜里到处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间，从这一个农庄到那一个农庄，此呼彼应。夜里
一切都骚动得很。在这个时代，睡觉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风带来多少违反正义的回声！
而违反正义的事是没有穷尽的；为了补救一桩不义，你很可能作出另外一些不义。而且
什么叫做不义，什么叫做暴行呢？——有的说是可耻的和平，残破的国家。有的说是战
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毁，君王的被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另外一个又说是未来
的被窒息，自由的受到威胁。对于平民，不平等是不义：对于上层阶级，平等是不义。
不义的种类那么多，每个时代都得特别挑一个，——既要挑一个来加以攻击，又要挑一
个来加以庇护。
那时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的准备新的不公道。
当然，自从工人阶级的数量与力量增高，成为国家的主要机轴以来，社会的不公道
特别显得不堪忍受，特别令人注目。但不管工人阶级的政客与讴歌者怎样宣传，工人阶
级的现状并没变得更坏，反而比从前改善。今昔的变化并非在于现代的工人们更苦，而
是在于更有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家的力量造成的，是经济与工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造
成的；因为这种发展把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可以作战的军队；工业的机械化
使武器落到了劳动者手里，使每个工头都变成支配光、支配电、支配力的主宰。近来一
般领袖正想加以组织的、这些原动力中间，有一股烈焰飞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浪，流遍
了整个社会。
有头脑的中产阶级所以被平民问题震动，决不是——虽然他们自以为是——为了这
个问题的合于正义，也不是为了观念的新奇与力量，而是为了它的生命力。
以平民问题所牵涉的正义而论，社会上千千万万别的正义被蹂躏了，谁也不动心。
以观念而论，它只是些零零碎碎的真理，东一处西一处的捡得来，牺牲了旁的阶级而依
了一个阶级的身量剪裁过的。那不过是一些跟所有的“原则”同样荒谬的“原则”，—
—例如君权神圣，教皇无误，无产阶级统治，普及选举，人类平等；——倘使你不从鼓
动这些原则的力量方面着眼而单看它们的理由，还不是同样的荒谬？但它们的平庸是没
有关系的。无论什么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
的内容，乃是靠那道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放射出来的生命的光辉。仿佛一股浓烈的肉香，
连最迟钝的嗅觉也受到它的刺激。以思想本身来说，最崇高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作用；直
到有一天，思想靠了吸收它的人的价值，（不是靠了它自己的价值），靠了他们灌输给
它的血液而有了传染性的时候，那枯萎的植物，奚里谷的玫瑰，才突然之间开花，长大，
放出浓郁的香味布满空①间。——张着鲜明的旗帜，领导工人阶级去突击布尔乔亚堡垒
的那些思想，原来是布尔乔亚梦想家想出来的。只要不出他们的书本，那思想就等于死
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放在玻璃柜中的木乃伊，没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
众抓住了，那思想就变了群众的一部分，感染到他们的狂热而变了模样，有了生气；抽
象的理由中间也吹进了如醉如狂的希望，象穆罕默德开国时代的那阵热风。这种狂热慢
慢扩张开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热风是谁带来的，怎么带来的。而且人的问
题根本不相干。精神的传染病继续蔓延，从头脑狭窄的人物传达给优秀人物。每个人都
无意之间做了传布的使者。
…
①奚里谷玫瑰产于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未开花即萎谢，但移植湿地，即能再生。
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
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其民之间没有藩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
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疫势；
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末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
直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
事。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①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会
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
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
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绝不沾唇而只在旁边
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一七八九年份的酒，如今
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
酊大醉的。
①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八月四日夜，若干贵族在国民议会中
宣布放弃特权。
使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昏脑胀的，是一种同样猛烈而更苦涩的酒。他们
把自己的阶级作牺牲，去献给新的上帝，无名的上帝，——平民。
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
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
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为它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
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
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
人是胸有成竹的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
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略得来
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
的愚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的冲进去，对于一路上覆没
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
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教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
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里维认识一般有
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
他们相信优秀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
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
没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召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
只学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
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般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
完了，它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的摆脱它而自个儿走路。因此，中产阶级只
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分，并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
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
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足，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酬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
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人，而是为
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
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
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
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
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
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
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
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
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
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
人，不到五十年就厌恶共和，厌恶票选，厌恶当年如醉若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
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
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
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
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
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