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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赌注。
克利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
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论，说一大套空话罢了。他说：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长篇大论的讨论革命——来证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
着象那些青年一样，推翻政府来拥立一个君主，或是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算
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吗？那才怪了！我会保卫自己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不
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统治宇宙的规律。可是我跟这个规律之间用不到中间人。我的意志
会发号施令，同时也知道服从。你们满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末该记得你们的高乃
依说过：'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希望有一个主宰，就表示你们软弱无用。力是和
光明一样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得做个强者，心平气和的，不用理论，不用暴行；
那时候，所有的弱者都会象植物向着太阳一般的向着你们”
他尽管说不能为了讨论政治而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不关心。在艺术家立
场上，他也受到社会骚动的影响。因为一时没有热情鼓动他，他便傍徨四顾，问自己究
竟是为谁工作。看到现代艺术的那般可怜的顾客，身心交惫的优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
的布尔乔亚，他不由得想道：“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思想高雅，博学多闻，懂得个中甘苦，能够赏识新奇，赏识古拙的情趣——
（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没有。但他们厌倦一切，灵智的成分
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为艺术是虚空的；他们只对音响的或思想的游戏感到兴趣；而多
数还得为世俗的事分心，为无数不必要的事耗费精神。要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核心几乎是
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血肉构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艺儿。他们的批评家造成
了一种理论，证明他们的没有能力摆脱玩票作风是对的。即使有几个人还有相当的弹性，
对于强烈的和弦能够发生共鸣，可没有力量消受；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残废了：不是
神经病就是瘫痪。艺术在这个病院中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艺术
根本没法摆脱这些变态的人：他们有的是金钱和报纸；唯有他们才能使一个艺术家活下
去。所以艺术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际晚会中拿出他披露肝胆的艺术，充满了内
心生活的秘密的音乐，给一般趋时的群众和厌倦不堪的知识分子作娱乐，——更确切的
说，是给他们解闷，或者是让他们有些新的烦闷。
克利斯朵夫寻访真正的群众，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能够以新
鲜的心情来接受的群众。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预告的新社会——平民——吸引。因为想起
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脱弗烈特和一般微贱的人，启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
享受神圣的音乐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这方面。象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样，他想
着一些大众艺术的计划，什么平民音乐会，平民戏院，内容他也不大说得清。他希望革
命可能让艺术有个更新的机会，以为社会运动使他感到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其实他是
欺骗自己：象他那么元气充足的人，决不能不受当时最有活力的行动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论家。这一类的树所生的果实往往是干瘪的；所有
生命的精华都冻结了，变了空洞的观念。克利斯朵夫对这些观念是不加区别的。他无所
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张一朝凝结为一种学说之后，他也不再爱好。他存着瞧不起的心
理，既不理会那些拥护强权的理论家，也不理会奉承弱者的理论家。在无论什么喜剧里，
爱发议论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观众不但更喜欢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觉得串反派的角儿
也不象他那末可厌。在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跟群众的心理完全相同，认为呶呶不休的
谈论社会问题只能教人品腻。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愿意相
信的人，受气的和但求受气的人，以劫掠为业的海贼，和生来给人剪毛的绵羊。对于象
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实人，他很宽容。他们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象奥里维那样
的难堪。他对无论什么角色都用一种亲热而含讥带讽的心情看着，自以为跟他们所演的
戏毫不相干，并没觉得他慢慢的已经参加进去。他自以为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狂风吹
过。殊不知狂风已经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带着走了。
这出社会剧可以说戏中有戏。知识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剧中的喜剧，民众
不爱看的。正戏乃是民众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节，连民众自己也不大明白。出乎
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戏里只有更多。
说白当然多于行动。不论是布尔乔亚还是平民，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尽多尽少的话吞
得下的，正如尽多尽少的面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样的面包。有为细巧的味觉
用的高级的语言，也有为塞饱饿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养的语言。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
方式却不一样；味道，香气，意义，都各各不同。
奥里维第一次参加一个民众集会的时候，尝到这一类的面包，觉得毫无胃口；食物
梗在喉头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词的单调和野蛮，空洞的滥调，幼稚的逻辑，抽象
的理论和乱七八糟的事实，好比做坏了的芥末酱，只能使奥思维作呕。一方面是用字不
恰当，另一方面还没有平民谈吐中那点儿生动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报纸上的字汇，褪
色的服装，从布尔乔亚的修辞学旧货店中捡得来的。说话的繁琐尤迫使奥里维骇怪。他
可忘了文字的简洁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炼出来的，由上层阶级琢磨出来的。大都市里的
平民决不能单纯，老是喜欢寻找纤巧而复杂的辞藻。奥里维不懂这些浮夸的话对听众所
能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门而入。我们把别个种族的语言叫做外国语。
殊不知在同一个种族里，语言的种类几乎跟社会的阶层一样的多。唯有为人数有限的上
层阶级，语言才是几世纪的经验的结晶；为其余的人，它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和他们的集
团的经验。那些被优秀分子用旧了、摒弃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从优秀分子迁出
以后，又搬进了新人物。你要愿意认识主人，就得走进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办了。
他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四十五岁，
个子矮小，未老先衰，头发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子挺大，嘴巴
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肉裂成了几片：他浑身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
他叫做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
这个独子，把一份薄产花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
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眼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朝进去
之后，再也出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那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错误之一），——
爱上一个美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她替他生了三个孩子。
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口。这个聪明而一心想进修的男人被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
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处的职员，
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里；一起办公的都是又俗气又饶舌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
算做对无聊的生活出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们面前藏起去。回
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
她不了解他，把他当做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不象他而象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
活呢？这算是公道的吗？牢骚，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
的光阴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气，烦躁不堪。为了想忘
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
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作些大事业
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
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
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为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做成，所以他
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
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象奥里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
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
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
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
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奇米？育西哀，——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
与三十五之间，相貌象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
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岂不调和的姿势，也不
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
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
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诉他们，象发疯般拚命在
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
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
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
不起的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
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
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
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
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
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
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
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
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
级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共同的斗争
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
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
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
的轻蔑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忌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卓。但人与
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
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
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为罢工而
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尽
里头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和育
西哀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风骚的姑娘，没血色的皮肤，戴着大
红便帽，眼睛迷迷忽忽的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