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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之地。这个官员、士绅的混合阶层不断试图向北京的朝廷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在地方上，它们又与当地初级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准备应试的学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一种联系又是联结官宦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的纽带。
相对于传统士大夫对帝国抽象的绝对忠诚而言，江南地区新兴的士绅更留意于本地的利益、风俗以及传统。这些士绅最初由于生活方式、趣味的接近而结成一些文学性的社团，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发现文学性的社团也可以用于政治意愿的表达。远在北方的帝国朝廷不见得欣赏江南士人对朝政的非议、批评，但是对文学社团的镇压适得其反，激起了江南士绅参与政治的热情。旧王朝最后的岁月就在镇压、安抚、抗议的交相反复之中渐渐流逝。明末清初最著名的几位学者，在青年时期与上述的运动牵扯甚深。他们往往生于优裕的家庭，后来又经历了朝代更替之间的兴衰。在反思帝国的崩溃时，这些学者的见解，大多来自于江南士绅阶层当时的生活经历。因此之故，对于一个帝国的崩溃而言，他们的反思很难说完全恰如其分，但却非常罕见地反映了一种地方性的趣味和意愿。
第85章 守 令（）
（清）顾炎武
导读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九守令。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士绅阶级日渐发达。元末明初，江南士绅在内战中努力维持地方秩序，并且支持了朱元璋集团改朝换代的努力。明后期，江南士绅组织的文学、政治团体在朝政上施加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地方上，士绅向来是宗族利益有效的代言人。士绅往往利用自己免税的特权，帮助族人避税，并以此增加自己在当地的影响。身为候补或者致仕官员集团的一员，士绅与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在地方事务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万历年间，商业集镇的市民反抗朝廷的增税法令，士绅也积极参与到这种离经叛道的活动之中。顾氏一族是江南典型的士绅家族，在地方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顾炎武关于守令的论述，可以视为江南士绅参与地方政治活动之后的反思。
守令以古典的政治语言宣告了近代地方士绅政治的萌发。在商业发达的集镇里，具有商人、地主、学者、官员等多重身份的士绅日渐觉察到自己的独立地位。农民和市民也发现在对抗远方的朝廷时，士绅往往是地方利益的保护者。这种政治势力一度隐藏在帝国政治的幕后，直到帝国渐渐衰落，才异军突起。晚清时期，在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政治空隙里，士绅政治乘势而起，并在最后时刻挽救了王朝。同一时期，在朝廷影响被排斥的条约口岸，士绅也发现了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些势力的合流后来推动了晚清的地方自治、立宪运动，并对民国初年的政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吏胥：即胥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守令：古代郡县制下，郡有郡守，县有县令。此指地方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若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见尚书皋陶谟。意为国王把精力放在琐碎事上，大臣们就懈怠了，政务必定也要废弛］。”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减那些繁琐的考核审查，追求长久的实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
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满秩：任职期满］，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钱谷，或按刑狱，各有分职，守不烦而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填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则郡有都试［都试：古时阅兵制度，每年秋后由地方对士兵进行操练］，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习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军无见食，东那西挟，仓空虚，而郡县无复赢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洊至：接连到来］，闾里萧然，农民菜色，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延伸阅读
明末江南士民暴动
明初“靖难”之役后，朱棣大肆清洗支持建文朝廷的旧臣，株连江南士人无数。此后朱棣又将都城迁往北京，江南地区的赋税被定期运往北方，供给宫廷的开支和军事、政治上的用度。朱棣的后继者继续将南方地区视为永不枯竭的赋税征集地。这种经济上的盘剥，地理上的疏离，以及此前政治上的镇压，无疑加重了江南社会对北京朝廷的疏离感。在被朝廷视为政治弃儿后，一种地方主义的情绪就在江南地区滋生了。
经过万历年间的几次战争，朝廷的财政已经日渐枯竭。皇帝派遣自己的亲信代理人前往地方征收新税。新税的征收无疑加重了地方的苦难，士绅对庶民的困苦也十分同情。苏州的织工在抗议活动中杀死了征税官。对这种离经叛道的举动，地方士绅却表示同情甚至敬佩。抗议活动的首领自首入狱时，士民夹道相送。地方官员受此影响，努力向北京朝廷疏通，赦免抗议活动的首领，以安抚地方士民的情绪。
天启年间，江南士人进一步卷入北京的政治纷争，他们的活动引来了执政宦官的嫉恨。宦官以皇帝的名义，下令逮捕相关的士人。江南的士民并不了解北京的纷争，但是他们十分同情这些在当地享有声望的士人。在执行逮捕命令时，直属宦官的捕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很快发展为抗议者对捕役的攻击，多名捕役因此丧命。朝廷决定不再宽赦这种近乎叛乱的活动，五名为首者自愿承担责任，以免朝廷借此株连。五人受刑而死后，被江南士绅视为为正义殉难的英雄，其事迹在纪念性的诗文中广为传唱。
宦官失势后，胜利的士人在碑文中将死难者推为反抗宦官专制的英雄。这种论述未免言过其实，地方性的利益、情绪以及政治认同无疑是激发抗议者行动更直接的原因。因为碑文的作者也承认，向来在道德修养上被寄予厚望的官宦、士绅并未比这些出身贫寒的殉难者表现出更多的勇气。
第86章 正 始（）
（清）顾炎武
导读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一三正始。
正始是曹魏少帝曹芳的年号。当时，汉末党人的政治影响已经消散，宫廷贵族文化盛行一时。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大肆杀戮亲曹魏的贵族，并以恐怖政治打击政敌。在司马氏的分化、打击下，曹魏朝廷分化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司马氏一党挟持宫廷，操持军政大权，残酷镇压了曹魏残余贵族的反抗。
经历政局动荡的贵族失去了政治热情。自此之后，贵族对皇室三心二意。士风浮华的背景下，司马氏的统治也未能持久。恢复封建、以宗室镇抚地方的努力首先引发了残酷的帝位争夺战。争战的各方尽力拉拢胡人参战，帝国、贵族以及文明相继在内战中湮灭。在帝国的废墟上，胜利的胡人建立了许多昙花一现的王国。
“五胡乱华”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黑暗年代，其对中原文化的冲击直至六七个世纪后方才告一段落。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对此有切肤之痛，他相信满族入主中原意味着中原文明的终结。在顾炎武看来，文明当下濒临的危机，甚至与一千多年前胡人入袭的黑暗年代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明帝殂［魏明帝：三国时魏国皇帝，公元226—239年在位。死时遗诏权臣司马懿与宗族曹爽共同辅政］，少帝即位，改元正始［正始：少帝，即魏齐王年号，公元240—249年］，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雒下：指当时都城洛阳］。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卫玠：西晋人，好言玄理，每出一言，无不入微，听者绝倒］，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永嘉：西晋怀帝年号，公元307—313年］，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少陶玄风：年轻时受到玄学风气的熏陶］，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王球：南朝宋人，颇好文义，自高身份，不与庶族往来。］：“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阙里：孔子故乡。此处借指儒学。］，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郑、王：指郑玄与王肃。郑玄，东汉经学大师，集汉代经学之大成者。王肃，三国时期魏国人，通群经，创“王学”，与郑玄的“郑学”齐名。］；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王、何：指王弼与何晏，皆三国时期魏国人。二人都以通辩能言闻名，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史称“正始之音”。］。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嵇绍：西晋人。其父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后，嵇绍杜门不出。西晋代魏之后，在当时左仆射山涛劝说下出仕。八王之乱时，随惠帝征伐成都王颖，兵败，死于荡阴。］，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