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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最近都没怎么看到麻理子了。早上两个人都很忙，连好好儿说句话的时间也没有，甚至早饭也是各吃各的；晚上回来后，虽然知道她还没有睡，却也不曾到她的房间去看看她。不过，这种状况已经成了习惯，恐怕会一直持续到麻理子上大学吧。想到这里，安齐拿起啤酒来喝了几口。
二十分钟后，晚间新闻播报完了。安齐心想，似乎也该去看看带回来的那些文件了，于是关掉电视，伸了个懒腰。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麻理子从背后叫了一声：“爸爸。”
安齐吓了一跳，转过身来，看见麻理子穿着睡衣站在那里，眼睛周围有些红肿。
“什么事？……你怎么啦？”
“……”
麻理子想要说些什么，但又没说出口。
看着女儿吞吞吐吐的样子，安齐不禁有些生气，说道：“你已经吃过晚饭了吧，又要干什么？夜宵什么的还是不吃为好。”
“……刚才，有一个电话……”
安齐发现女儿一脸的愁云，好像有什么事情必须说但又犹豫不决。他把啤酒罐放在桌子上，站了起来、
“电话？……医院来的吧。是那位给你做透析的医生打来的吗？”
“不是……是一个说是什么负责移植协调的人打来的。”
移植！安齐倒吸一口凉气。
“那个人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什么时候打来的？”
“大约八点半左右吧……”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安齐咂着嘴大步迈到电话面前，拿着好不容易才从麻理子嘴里问出来的电话号码，迅速地拨起来。终于轮到麻理子了吧，安齐想着。除此之外，他已经无法思考更多的事情了。唯一让他疑惑的是，为什么这种事麻理子还吞吞吐吐地不肯说呢？
电话马上就接通了，对方依然首先告诉安齐已经找到了适合麻理子的肾脏，然后问道：“您的女儿是否接受这次移植手术呢？”
“当然接受！一切就拜托您了。”安齐高兴地回答说。
于是，负责移植协凋工作的那位女士简要地将一些注意事项做了说明，并希望麻理子尽快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她说如果检查结果良好。那么一旦捐赠者的心脏停止跳动，就可以为麻理子进行移植手术了。
安齐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道谢，然后挂断了电话。
“麻理子，不久就要做移植手术啰！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适合你的肾脏。以后就可以好好地吃东西啦！”
安齐微笑地看着女儿。可是麻理于却铁青着脸，浑身发抖，轻轻地摇着头说：“不，不。”
安齐见状，吞下已经到了嘴边的欢呼声，伸手去抚摸她，并问道：“怎么啦，麻理子？可以进行移植手术了，你不高兴吗？”
“……不要。”
麻理子声音嘶哑地叫道。安齐更加不明就里了。
“到底怎么回事？以后就可以不用再做透析了啊。上次进行移植手术的时候，你不是还很高兴吗？怎么这次……”
麻理子撇开父亲的手。
“不要！我不想再做移植手术了！”
安齐有些踉跄地向麻理子走去，想与她靠近一些，可是麻理子却尽量向后退，眼中含着眼泪，开始抽噎，还有一些惊惶失措。
安齐想，她之所以会这样，也许是因为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吧。但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抚她，使她平静下来。
“……麻理子。”
麻理子退到墙边，靠在墙上，两膝打颤，大声叫道：“我不想成为一个东拼西凑的怪物！”
第七章
负责移植协调工作的织田与吉住贵嗣医生取得联系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十一点半了。
当时，吉住正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研究病人的材料，当听说在大学附属医院找到了肾脏捐赠者时，他不自觉地端正了坐姿，仔细听对方继续讲下去。
“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女性，因脑内出血而导脑死，今天下午。我们已经和死者亲属见过面，并签订了协议书。”
吉住一边听，一边利落地在自己的记事本上记下重点内容。织田梓是去年才开始从事移植协调工作的，但由于她办事有效率，对死者的亲属也非常照顾，所以外界对她的评价很高。在吉住负责的移植手术中，由于织田处事得当，手术基本上都取得了成功。吉住工作的市立中央医院是该地区进行肾脏移植的手术中心。一旦在急救医院出现了脑死者，并且死者亲属提出愿意捐献肾脏，急救医院的主治医师就会通知市立中央医院；然后再由负责移植协调的工作者出面，前往急救医院与死者亲属会面，就肾脏移植做一些说明，以得到死者亲属的认可，最后才签订捐赠肾脏的协议书。即使脑死者生前曾在肾脏库登记过，这些手续也还是必须逐一履行，因为如果死者亲属反对的话，移植手术还是无法进行。
“另外，这次将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也已经决定了。我马上将她的资料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你。”织田在电话那端说道。
吉住点点头，打开桌上的电脑开关。
准备工作进行到与主刀医生吉住取得联系这一步，就意味着已经进行了一半。而对于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市立中央医院主要有以下工作程序：
首先，由负责移植协调工作的相关人员取得死者亲属的同意；然后医院派人抽取捐赠者的血液样本，送到临床检验室化验其ＨＬＡ类型与血型；随后再进一步检查死者是否患有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如果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医院就会把检查结果送到负责移植协调的相关部门，由那里的工作人员按照要求与合适的患者进行配对。在当地肾脏移植指定医院——市立中央医院，所有登记申请移植的患者的资料都储存在电脑里，包括患者的姓名、出生年月日、透析使用的设备、组织适应性、输血史、移植史，以及透析史等等，在这个地区，登记申请移植死体肾脏的患者约有六百人，在检索患者名单的时候，首先选出与捐赠者血倒相符的患者，然后再按照ＨＬＡ相适度的高低将患者有序地排列起来。由于一个捐献者可以捐出两个肾脏，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选择两位患者接受移植。而这两位患者中的其中一人往往由吉住所在的医院来协调，并实施移植手术，这已是一种惯例。因此，市立中央医院会从自己的资料库里选出ＨＬＡ相适度最高的两位患者，进行身体检查，然后挑选出现阶段适合进行移植的患者最终接受移植手术。如果在本地没有找到适合的患者，负责部门就会到位于千叶县的国家肾脏移植中心——国立佐仓医院——继续检索，然后将肾脏运送到其他地区。但如果交通不便、路途过远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肾脏在接受移植的患者体内难以成活。也就是说，如果运送的时间过长，肾脏就会变得不新鲜，其组织功能也就会随之减弱。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可能在本地进行移植配对的主要原因。
吉住用肩膀夹住听筒，双手敲击着电脑键盘。不一会儿，电脑画面上就出现了从移植协调部门传过来的资料，是经过筛选后列出的候选患者名单，已经按照ＨＬＡ类型相适度的高低顺序排列好了。吉住拖动鼠标，大概地浏览了一下整个名单。
“按照名单顺序，接受这次移植手术的是排在第一位的安齐麻理子和第三位岩田松藏。而将由我们医院负责进行手术的，是第—位的安齐小姐。”
听到这里，吉住不禁皱了皱眉，然后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啊”地惊叫了一声。
吉住慌忙将屏幕上的名单快速地拉到最上面，排在第一位的果然是一个叫安齐麻理子的患者，十四岁，有一次移植史，实施该次移植手术的医院是市立中央医院。吉住又仔细地看了看麻理子的ＨＬＡ类型。资料上显示的是：与捐赠者的ＨＬＡ类型全部一致，毫无差别。
安齐麻理子。
没错，就是她。
两年前由吉住担任主治医师进行移植手术的那个少女。
吉住两年前曾尝试为麻理子移植她父亲的肾脏。手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术后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排斥反应，但是后来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肾脏没能在她体内成活，最后只好又将其取出。想到这里，吉住紧紧地咬住自己的嘴唇，心里很是悔恨。ＨＬＡ是人体淋巴球抗原的简称，是一种人体细胞表面上的糖类蛋白质。当有其他细胞想从外部侵入的时候，免疫细胞就会对侵入细胞的ＨＬＡ进行识别。如果识别的结果与自身ＨＬＡ不相符，免疫细胞就会将入侵细胞视为异物而对其进行攻击。这也就是所谓的人体免疫功能。同样，在被移植的肾脏的细胞表面也有ＨＬＡ，如果其ＨＬＡ的类型与接受移植的患者本身的ＨＬＡ不相符的话，患者的免疫细胞就会将移植进体内的肾脏视为异物而对其进行攻击，使其无法在患者的体内存活。因此，在进行移植的时候，必须要求被移植的肾脏的ＨＬＡ与患者自身的ＨＬＡ相符。但是，ＨＬＡ的分类不像血型只分成Ａ、Ｂ、Ｏ、ＡＢ四种类型那么简单，它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总的来说，它分成Ａ、Ｂ、Ｃ、ＤＲ、ＤＱ、ＤＰ六种大的类型，而这每一种大的类型里又有十种以上的子类。其中，由于Ａ、Ｂ、ＤＲ的解析速度最快，因此在移植中首先要考虑这三种类型的相适度。由于抗原的种类过于繁多，患者想要找到与自己的ＨＬＡ完全相符的捐赠者实非易事，因而给移植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即使是在兄弟姐妹当中，六种抗原类型完全相同的概率也只有四分之一，即四个人里才会有一个完全相同；而在陌生人里寻找，其吻合的可能性往往只有几万分之一。因此在实际的移植手术中，可以允许一到两个抗原类型出现偏差，但却不能否认成活的概率会因此而降低。
在安齐麻理子的第一次移植手术中，提供肾脏的是她的父亲，因此组织相适度很高，移植手术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遗憾的是，最后手术却失败了。这全都是因为以吉住为首的移植小组没有得到麻理子的充分信任的缘故。
吉住深呼吸了一下，紧紧地盯着名单上安齐麻理子的名字，然后用手摁了摁太阳穴的周围，抑制住不断涌上来的回忆，告诫自己要集中精力工作。随后，他对电话那端的移植协调工作的负责人问道：“安齐麻理子的ＨＬＡ与捐赠者的完全无差别？”
“是的，除了她之外，在本地已经没有完全相同的患者了。你可以看一下资料。”
没错，的确是这样。除了她之外，确实没有其他人了。不过，只有两个抗原类型出现偏差的患者倒有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排在第三位的那位男性，还有一个是这次移植手术的替补患者，五十一岁，有五年透析史，在邻县的医院进行治疗。排在名单第二位的那位女性好像还没有联系上。移植常常受到如何选择接受移植者这一问题的困扰。由于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对移植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接受移植者来说，移植手术是一种赌博。当然，在选择接受移植者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年龄和透析史的因素，但先决条件是患者的ＨＬＡ与捐赠者的是否相符。并且还必须考虑到，一位捐赠者能够捐赠的肾脏只有两个。据统计，全国的肾透析患者共有十二万人左右，其中登记申请移植死体肾的患者有两万人。但在这两万人之中，有机会进行移植手术的一年也不过两百人。由此可见，移植手术对这些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所作出的贡献实在是微乎其微。与欧美等国相比，在日本，接受移植的患者在透析患者中所占的比例之小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这绝不是因为日本的医学技术不够发达，而是由于脑死在国民中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和理解，这种情绪对医生和接受移植的患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使他们对是否进行或接受移植手术犹豫不决。患者一边盼望着不知何时才能等到的肾脏，一边过着对自己的精神和经济都有很大压力的透析生活，到目前为止，幸运地接受了移植手术的患者，都已经恢复了健康，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而那些没有被选中的患者，却只能在无尽的等待中继续忍耐漫长的透析生活。
“另外，如果排在第一位的患者无法接受移植手术的话，就由排在第五位的女患者来替换地。”织田说道，“那位患者三十六岁，透析史三年半，与捐赠者的ＨＬＡ有两个类型稍有偏差。”
“我明白了。”
吉住将这两位患者的有关数据打印出来，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麻理子因为害怕手术后会出现并发症而不愿意接受移植的话，就由那位三十六岁的女性来接受这次移植手术。但这两位患者都首先必须来医院进行身体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