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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逃不掉的。”他严肃地说，“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而这条路又无法通向自由。”“你真的认为谋杀犯就在今晚这些人当中？”我用怀疑的口气问道。
“是的，我的朋友。”“是哪一个？”沉默了几分钟后，波洛把烟头丢进了壁炉，开始讲述他的破案经过。他说话的语气非常平静，好像还在思索什么问题。
“我把我所调查的事实讲给你听，你一步步地跟着我走，最后你自己就会看出，所有的事实都无可辩驳地指向一个人。首先是两个事实和一个小小的‘不相符’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事实是电话。如果拉尔夫·佩顿确实是谋杀犯的话，那么打电话就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做法是荒唐的。因此我断定拉尔·佩顿不是谋杀犯。”“我知道电话不可能是家中的任何一个人打的，然而我又确信罪犯肯定是在当天晚上在场的人中间。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电话肯定是一个同谋犯打来的。我对这一推论并不十分满意，我只好暂时把它搁一下。”“接下来我对打电话的动机做了分析，这一点相当困难。我只能通过对结果的判断来得出打电话的动机。这个结果就是——谋杀案当晚被发现——而不是第二天早晨——如果不是这个电话的话，很可能第二天早晨才会发现。这一点你同意吗？”“同意，”我承认道，“是的，正如你所说，艾克罗伊德先生已有吩咐，不准任何人去打搅他，很可能那天晚上没有人会进他的书房。”“Tres bien（法语：很好），事态在发展，是吗？但这件事仍然情况不明。当晚发现谋杀案比第二天早晨发现对罪犯有什么好处呢？我得出的唯一看法就是：罪犯想在谋杀案被发现时确保自己在现场——或者无论如何得在谋杀案被发现后不久自己在现场。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事实——椅子从墙边拖了出来。警督认为这跟案件无重大关系而忽略了，而我却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这跟破案有重大关系。”“在你的手稿中，你画了一张清晰的书房位置图。如果你现在带在身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被拖出来的椅子的位置，这是帕克指给我看的——它当时是在门和窗子之间的直线上。”“遮住窗子！”我迅速地说。
“你的想法跟我最初的想法相同。我当初认为把椅子拖出来是为了挡住窗子上的某些东西，以免被进来的人看见。但我马上就抛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虽然这张椅子是老式的，它的靠背很高，但它只能遮住一小部分窗子——遮住窗格和地面之间的那一部分。不，我的朋友——你应该记得，就在窗子前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堆放着书本和杂志。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桌子都被拖出来的椅子遮住了——对这一事实我立刻产生了一个隐隐约约的疑问。”“会不会是某些放在桌子上的东西不想被人看见？是凶手放在上面的东西？当时我一点都想象不到桌子上可能放些什么东西。但对某些非常有趣的事实我是知道的。比如，这是一件罪犯作案时无法带走的东西，而这件东西又必须在案件发现后尽快把它取走。因此就出现了通知谋杀案的电话，这样凶手就有机会在发现尸体时在场。”“警察到来前有四个人在场：你本人、帕克、布伦特少校和雷蒙德先生。至于帕克我马上就排除了，因为不管谋杀案在什么时间被发现，他都肯定在场。另外，椅子被拖出来的事也是他告诉我的。这样帕克就弄清楚了。（也就是说他跟这起谋杀案无关，但我仍然认为敲诈弗拉尔斯太太的人可能是他。）然而雷蒙德和布伦特仍然是怀疑对象，因为如果谋杀案第二天一早被发现的话，很可能他们来得太晚，留在圆桌上的东西会被人发现。”“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关偷听到的那些对话片断我刚才在会上已经分析过了，你一定听得很清楚，是吗？当我得知口述录音机公司的推销员来过这里后，我的脑子里总是想着口述录音机的事情，半小时前我在这个房间里说的那番话你都听清楚了吗？他们都同意我的推理——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假定那天晚上艾克罗伊德是在使用口述录音机——那么为什么没见到口述录音机的踪影呢？”“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我说。
“我们知道一台口述录音机已经送到了艾克罗伊德先生家，但在他的财产中没发现口述录音机。因此，如果有什么东西从桌子上被拿走的话，这东西很可能就是口述录音机。但要拿走这玩意儿有一定的困难。当然，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死者身上，我想任何人都可能走到桌子边而不被别人发现。但一台口述录音机的体积相当大——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塞进了口袋，肯定有一只能够装得下这台口述录音机的容器。”“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个凶手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一个想直接到达现场的人，如果案件在第二天早晨发现的话他很可能不在场。一个拿着装得下口述录音机容器的人——”我打断了他的话。
“为什么要把口述录音机拿走呢？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跟雷蒙德先生一样，想当然地认为九点半听到的是艾克罗伊德先生跟口述录音机说话的声音。但你稍微想一下这新发明的机器，它的用处可大了。你对着口述录音机讲过话吗？过后秘书或打字员打开口述录音机，你的声音就会从里面传出来。”“你的意思是——”我喘了口气说。
波洛点了点头。
“是的，是这个意思。九点半的时候艾克罗伊德已经死了，当时是口述录音机在讲话——而不是他在讲话。”“是凶手打开的口述录音机，那么他当时肯定也在房间里？”“很可能，但我们不排除使用机械装置的可能性——某种模仿定时系统或具有闹钟性质的装置。如果是这样的话，凶手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肯定知道艾克罗伊德先生买了一台口述录音机；第二，他必须懂一点机械方面的知识。”“当我看到窗台上的脚印时，我也进行了一番分析，于是便得出三个结论：（1）这些脚印确实是拉尔夫·佩顿留下的。他那天晚上去过弗恩利大院，他很可能从窗子爬进书房发现他的继父已经死了。这是一种假设。（2）这些脚印很可能是另外一个鞋底恰好有同样饰钉的人留下的。但家里所有人的鞋底都绉纹橡胶底，而且我也不相信从外面来的人恰好也穿着跟拉尔夫·佩顿相同的鞋。至于查尔斯·肯特，我们从狗哨酒吧女招待那里得知，他穿的那双鞋已经破烂不堪。（3）这些脚印是某个人故意走上去的，目的是想把怀疑对象转移到拉尔夫·佩顿身上。要想证明这最后一个结论，我们有必要弄清某些事实。警察在思里博尔弄到了一双拉尔夫的鞋。拉尔夫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穿那双鞋，因为那双鞋已经跟脚印核对过，饰钉的磨损程度不一样。根据警察的分析，拉尔夫穿着另一双同样的鞋。经调查我发现他确实有两双同样的鞋。根据我的推断，凶手那天晚上肯定穿着拉尔夫的鞋——如果这一推断是正确的话，拉尔夫一定是穿着一又其它类型的鞋。我不相信他会带三双同样的鞋——这第三双鞋很可能是靴子。为了弄清这一点我去询问了你姐姐——我特别强调了颜色——坦率地说——这只是为了不让她弄清我的目的。”“她的调查结果你是知道的，拉尔夫·佩顿随身带了一双靴子。他昨天早晨来我家时，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案发那天晚上他穿的是什么鞋，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穿的是靴子——事实上他仍然穿着那双靴子——没有穿过其它鞋。”“这样凶手的轮廓又进一步地显露在我们面前——一个那天有机会去思里博尔拿到拉尔夫·佩顿靴子的人。”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稍稍提高了嗓音说：“还有更进一步的事实：这个凶手必须是一个有机会从银柜里偷到剑的人。你可能会争辩说，家中任何人都有可能偷到剑，但我提醒你一下，弗洛拉·艾克罗伊德非常肯定：当她察看银柜时，剑已经不在了。”他又停了一会儿。
“让我们来概括一下——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一个那天早些时候去过思里博尔的人；一个熟悉艾克罗伊德并知道他买了一台口述录音机的人；一个懂得机械原理的人；一个有机会在弗洛拉小姐到来前从银柜拿走剑的人；一个拿着装得下口述录音机的容器（比如一只黑包）的人；一个在帕克给警察打电话时能单独在书房里呆几分钟的人。事实上这个人就是——谢泼德医生！”第二十六章 真相大白大约有一分半钟室内鸦雀无声。
我突然大笑起来。
“你是不是疯了。”我说。
“不，”波洛很平静地说，“我没有疯。就是因为时间上有点不相符，我才开始对你产生了怀疑——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怀疑。”“时间不符？”我迷惑不解地问道。
“是的，你还记得吧，所有的人都认为——包括你在内——从门房间到屋子要走五分钟——如果从露台抄近路，就不需要五分钟。你是九点差十分离开屋子的——你本人和帕克都是这么说的，然而你出房间大门时的时间是九点。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样的夜晚是没有人会在外面游荡的。为什么五分钟的路你却走了十分钟？我一直注意到一个事实：只有你一个人说书房的窗子一直是栓上的。艾克罗伊德问你是否把窗子拴好了——他根本就没过去察看。书房的窗子是不是并没有拴上？在这十分钟里你是否有时间跑步来到房子侧面，换了鞋，从窗子爬了进去，杀了艾克罗伊德，九点钟到达大门？我推翻了这一设想，因为那天晚上艾克罗伊德的神经非常紧张，如果有人从窗子爬进房间的话，他肯定会听见，这样难免会有一场搏斗。假定你在离开他之前把他杀了——也就是站在他的椅子旁趁他不备时把他杀了？然后你就出了前门，跑步到凉亭，拿出你那晚随身带去的拉尔夫·佩顿的靴子，悄悄地穿了，穿过稀泥地，在突出的窗台上留下了脚印，爬进书房从里面锁上了门，然后又跑回凉亭，换上你自己的鞋，向大门跑去。（那天你去通知艾克罗伊德太太开会时，我一个人在外面做了类似的几个动作——恰好是十分钟。）然后回到家——有人证明你不在作案现场——因为你把口述录音机的时间定在九点半。”“亲爱的波洛，”我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听上去有点奇怪，“你对此案件的思虑过头了。我谋杀艾克罗伊德究竟图些什么呢？”“保全自己。敲诈弗拉尔斯太太的就是你。你是护理弗拉尔斯先生的医生，还有谁比你更清楚他的死因呢？当你在园子里第一次跟我交谈时，你跟我说大约一年前你得到一笔遗产，但我一直弄不清这是一笔什么遗产。其实这是你编造出来的谎言，这笔钱就是从弗拉尔斯太太那里敲诈来的两万英镑。这笔钱并没有给你带来多少好处。你在投机冒险中失去了大部分的钱——接着你对她施加更大的压力，肆无忌惮地向她敲诈。弗拉尔斯太太不得不采用一种你未曾预料到的方法来了结这件事。如果艾克罗伊德知道事实真相的话，他是不会轻易饶过你的——你的一生将永远被毁。”“那么电话呢？”我问道，目的是想挖苦他一下，“我想你对电话一定也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跟你实说，当我知道确实有人从金艾博特车站给你打电话时，我才意识到这是破案的最大障碍。最初我认为这电话只是你编造出来的谎言。这种做法确实很聪明，因为你必须有某个借口去弗恩利大院，发现尸体，然后拿走证明你不在作案现场的口述录音机。当我第一次去见你姐姐，向她打听星期五早晨你看过哪些病人时，我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收获。我当时并没有想到病人中有拉塞尔小姐。她的出现纯属巧合，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这能扯开你的注意力，你会误认为我是来打听拉塞乐小姐的事。跟你姐姐交谈时我发现那天的病人中有一个美国班轮上的服务员。那天晚上还有谁比他更有可能坐火车去利物浦呢？随后他就上船远离而去，再也见不到了。我发现‘奥利安’号星期六启航，当我打听到那个服务员的名字后，就给他发了个无线电报，向他询问了这件事。你刚才看见我收到的那份电报就是他给我的答复。”他把电文拿给我看，上面写着：“完全正确。谢泼德医生叫我在诊所留了张条子，并指定我在车站给他打电话，听候回复。但电话‘无人回答’。”“这个想法太妙了。”波洛说，“有人给你打电话这是真的，你姐姐可以作证。但只有一个人在讲话，讲话的人就是你自己！”我打了个呵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