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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道路吗？苏子瞻最后的三句谏言是明确无误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虽不反对“变法”，不也在谏奏朕要稳健行事吗？也许现时马车奔驰得太快太猛，该勒勒缰绳了。
司马光的全部谈话，像一位师长那样的清晰、殷切、中肯和褒贬分明。他赞扬王安石“识高而学富”，并为王安石近日受到的非议辩解：“介甫无他，只是执拗耳”、“介甫固大贤，其失于用心太急，自信太笃”。公允之论，甚合朕心！朕没有看错王安石，也没有看错司马光啊！新进之臣以“守旧”之名罪司马光，诬而不公，不能信。
是啊，司马光在谈论中，曾议及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询问其依据，司马光坦诚而语：此人城府极深，看不透，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司马光知审官院，知人颇深，这种感觉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凭感觉对待一个臣子，特别是一个才能超群的臣子，则是荒唐的。再说，“变法”伊始就更车换马，不正是为抗争的御史、谏宫长气添力、提供口实吗？而御史台、谏院之设，不也是为匡正朝事的缺失吗
没有个头的夜晚，折磨着年轻的皇帝。他在“决”与“不决”之间徘徊着。他毕竟只有二十一岁，当皇帝只有两年，而且是第一次经受朝政纷争的考验，他的胸腔里那颗容量不大的心，还没有变得“冷酷如铁”或者“冷漠如沙”。他正在皇宫这座炼狱中经受着煎熬
赵顼一天两夜的废寝忘食，惊动了他的母亲皇太后和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她俩怀着忧愁惊恐的心绪相约而来。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驾临，都知警戒，宦侍列队，嫔妃跪迎，宫女捧茶献果，皇帝、皇后跪伏聆教。内寝、外厅骤然换了气氛，两夜一天来沉入桌底屋角的笑声重新腾起。
太皇太后，河北真定人，真宗赵恒朝宰相曹彬的孙女，时年五十三岁。容仪慈和、性情开朗，言谈有高屋建瓴之势，常于谈笑之间表达精辟的见解。今夜，她着一件白绸暗花竞博装，头饰黄色五支飞凤珠花，显得洒脱而飘逸。这个女人一生中最辉煌之事是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三日，大内卫卒几十人叛乱，借着深夜攻打皇帝赵祯的寝宫，杀死宫嫔多人。皇帝赵祯惊骇失措，欲越窗外逃，仁宗皇后闻变遽起，闭阖保护赵祯，并组织宫女、宦侍抵抗，等待援兵。叛乱者纵火烧宫，仁宗皇后亲自率领宫女、宦侍提水灭火，并下令身边宫女、宦侍各剪头发一绺为记。叛乱平息后，仁宗皇后重赏剪发者，并以剪发为区别，清查宫内暗应叛乱者，使无一疏漏，悉行斩首。其才智胆略，震动朝野，时年三十一岁。皇帝赵祯屡次吁叹：“皇后决事应变，朕愧不及。”
皇太后，安徽蒙城人，时年三十七岁，是太皇太后的外甥女。她体态婀娜，容貌秀丽，丽目晶莹，举止端庄，今夜身着青丝暗花紧身服，头饰浅蓝三支飞凤珠花，精明干练之气溢于仪表。这个女人身为皇后的四年中，亦表现了令人感佩的深谋远虑：对其娘家兄弟子侄，严禁参与朝政和领受赏赐，以制外戚势力的发展。即使英宗皇帝赵曙亲下诏令的赏赐、授官，亦强令其娘家谢辞，以避来日之祸。对此，朝臣无不称颂。
曹氏和高氏，在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中是平庸的，但在三百二十年宋王朝平庸的后妃中却是杰出的。
太皇太后与皇太后询问了皇帝赵顼的“病情”后，忧虑消失了。太皇太后抚着年轻皇后说：
“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小事，也值你陪着官家点灯熬油，太不值了。我看看，瞧，这粉扑扑的脸也熬白了。快去铺床放被，陪官家上床睡觉去！”
皇后羞怯地笑了。
皇太后远远瞟了一眼案几上堆积如山的奏表，缓缓说道：
“宰相执政行权，是朝廷的规矩；御史、谏官参奏告诫，也是朝廷的规矩。当皇帝的，不能一味袒护宰相，也不能一味厌恶御史、谏官，骂人家是臭嘴乌鸦。这一扯一制，才能把事情办好。历史上还有弹劾皇帝的谏官，你能封住人家的嘴吗？”
皇帝赵顼听得出来，皇太后的态度是明显偏袒御史、谏官的。可能后宫已听到不利于王安石的言词了。
皇太后接着说：
“要当一个好皇帝，头一条是心胸要宽，容得下人。第二条是‘兼听则明’，什么话都要听，特别是逆耳之言”
太皇太后也许觉得话说得太明白了，她截住皇太后的话：
“咱俩该离开了，别讨他小两口嫌气。官家，要当个不挨骂的皇帝，就得像今晚这样点灯熬油、劳神焦思，在纷乱忧烦中发急发呆、滚练摔打！你看，我这老婆子多狠心啊！”
赵顼明白了，皇太后的话，也是太皇太后的意思！他急忙拉着皇后跪倒叩头谢恩：
“谢太皇太后、皇太后赐恩教诲。”
这时，一名宦值急步走进外厅，跪倒在皇帝赵顼的面前：
“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深夜进宫，说有紧急重要事务请见圣上。”
赵顼望着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犹豫不决。
皇太后微笑不语。
太皇太后挽起皇太后的手说：
“王安石来了，我们也该走了。别误了官家处理大事。”
皇太后、太皇太后离去了。
赵顼定了定纷乱的心神，大声吩咐宦值；
“准王安石御堂晋见！”
子时的梆鼓敲响了。
王安石踏着梆鼓声在宦值引导下走进御堂。
这场深夜里的君臣会见，是在君臣之间从未有过的。会见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进行。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不仅加重了苏轼、司马光在琼林苑晋见中所言所论的分量，而且中止了年轻皇帝游移不定的心，他决意按照苏轼“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的三句谏言和司马光关于吕惠卿“奸巧非佳士”的参奏，重新考虑“变法”的方略。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同样也给王安石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当他在宫门等候晋见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震惊晕迷。他知道，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苏轼、司马光印象极佳。特别是对司马光敬重如师、从谏如流。这个突然情况的出现，极不利于自己对皇上的规劝和开导。他本想返回府邸，再待时机，但觉得既然来了又突然离去，不仅是对皇上的不敬，势必引起皇上对自己的猜疑，使苏轼、司马光参奏之论在皇上心底深扎其根。硬着头皮顶着上吧，现时的一切，只能靠自己的胆量了！
君臣在礼见之后，赵顼皇帝神情肃穆地开了口：
“三个月来，‘变法’声威惊天动地，朕心甚欢。欢悦之余，冷静思之，‘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各路巡察使之遣派，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之决定，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王安石心头一惊，几乎“啊”出声来，皇上的态度果然变了！这可能就是苏子瞻前日在琼林苑的谏言吧？在子瞻历来的主张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古训：“欲速则不达”。这条“古训”，虽有合理之处，但与现时“因循苟且”之弊相近相通，是断乎不可容其蔓延的！至于“变法”之举是否“操之过急”？看怎么说吧。“变法”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事先未与二府、三司议商，一声霹雳，轰隆而出，当然是“操之过急”了。但朝廷群臣因循成习，几近麻木，中枢重臣存心反对，故作聋哑，能“议商”得通吗？就算你能做到“诚之所至”，那些“金石”仍然不开呢？难道“变法”就不搞了吗？天下的许多事情，就坏在貌似公允实则糊涂的想法上。只有采取霹雳手段，才能打开僵局，才能出现震动。震动的本身，就是“变法”的开始。在此实情之下，“急”是极为正常的。他也间忧“急”，但“变法”已始，更患急停。
王安石昂起头颅，从袖里抽出《均输法》，呈献皇帝：
“禀奏圣上，这是‘均输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臣连夜呈上，请圣上裁定，以便早日实施。”
赵顼皇帝被王安石这镇定的、突然的、近于胆大包天的不是回答的回答弄懵了！他惊异地打量着王安石说不出话来。
王安石拱手禀奏：
“圣上，‘变法’之举，有人以为‘操之过急’，而臣以为‘行之过慢’。圣上，近三十年朝政之弊，臣以为就出在一个‘慢’字上。慢而生懒，懒而生怠，怠而因循苟且，遂成世风。‘操之过急’之论，形似有理，实为谬误。不以急风骤雨，何以洗除积弊？不以霹雳手段，怎显圣上神威？圣上，‘变法’任重道远，人生暂短，臣今年已五十岁，能不与时日相争，以期尽早完成圣上所托吗？”
“操之过急”原是苏轼品茶之间脱口而出的，经不得王安石一通雄辩。加之王安石一颗滚烫忠心，赵顼大受感动，他又“变”回去了。“三、五年以成大业”的憧憬又浮在心头。他强忍着情感上的波澜，才没有失态。他神情仍作肃穆状地又问：
“吕惠卿为人如何？你了解吗？”
吕惠卿，城府深沉而令人难以捉摸，智者共见。但才高而机敏，亦为智者共识。此人是“变法”中唯一可以借重的人物。不仅可以借重其才智和毅力，实践自己的设想，还可以借重其谋略决断，行事果敢，对付“变法”的反对者。王安石心中有数。但此刻他想的是只要自己以强硬和自信，坚定地顶住苏子瞻和司马君实的谏言，皇帝才会完全倒向自己一边。他以不容置疑地口气回答皇帝赵顼：
“吕惠卿，当代英才，学贯古今而通晓百家。欧阳修曾誉为‘文学辨慧’，富弼曾誉为‘后进俊彦’。臣与吕惠卿相识于常州，至今十年有余，深信欧阳公与富宰辅之言确非虚论。以臣观之，学先王之道而能用于今世者，当朝唯吕惠卿一人。圣上请览《均输法》文本，此法之成，全赖吕惠卿之力。其思维之锐进，思虑之精密，决不在当代人杰司马光、苏轼之下”
赵顼心动而无语，翻开《均输法》借着烛光浏览几页，忽而掩卷厉声询问：
“吕惠卿既然如卿所论，何以有人以‘奸巧’、‘阴毒’恶之？”
王安石看得明白，此刻皇帝的声色俱厉，不再是因为“操之过急”和“奸巧非佳士”，而是转向这些言论的参奏者了。他及时抓住年轻皇帝的这个变化，抛出了他从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等人议论中汲取的精华，向赵顼性格中最敏感的部位出了一招：
“圣上询问极是。‘变法’之举刚刚开始，新法至今无一项推行，何以有‘变法乃残民之术’、‘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之说？臣思之再三，其源在于圣上欲以先王之道变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轻重。如果流俗权重，则天下之权归流俗；如果圣上权重，则天下之权归圣上。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朝廷里有些人正在与圣上争权啊”
王安石一下子捅到皇上赵顼的疼处，赵顼一跃而起，拍案而语：
“若有人以败坏先王之道而诽谤‘变法’，朕决不宽恕！”
王安石急忙叩头高呼：
“圣上英明。”
皇帝赵顼扶起王安石，信任地说：
“朕得卿，如得良师，不再迷茫了！来，我们连夜敲定这《均输法》吧！”
王安石举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舒了一口气，微微地笑了。
篇九
皇宫·王府·苏府·
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皇宫传出·家伎、官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一篇离奇的《奸论》哄响京都·罢贬狂潮席卷而来·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地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致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