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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哪里又死了人；政府己取消所有大型集会，比如演唱会、人才市场等等。并且，所有工厂都停止了招工。每个传言到来都让我们害怕好一阵子，厂里给每人发放了一只一次性口罩，要我们不到万不得己出门时一定要戴上。当然，口罩的钱是要在我们工资中扣除的。
还有传言就是关于那些被解雇的男工，暂住证虽然没有过去查得严了，但依然没有停止。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很多厂本来就不招男工，现在因为非典，更是进不了了。有亲戚朋友的便暂时借住，也有几个人合租房子的。那些既没有亲戚朋友又没钱合租房子的，有的睡在桥洞里，有的睡在山上。还有部分回了家，因为内地非典查得严，从北京、广东等地回去的人，还没和家人见面便被隔离起来。
第89章（）
在这样的传言中，厂里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韦驿己经辞职了，暂时只有他一个人住那间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时间，沈洲对我也是少有的细心和体贴。在初夏的东莞，我们象两只看不到未来的流浪狗，互相安慰着等待不可预知的明天。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间走去，段明兰忽然在路上拦住我，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但神色之间却有掩饰不住的忧伤。
自从做了孟姑娘的助理后，我和包装组及车位组的老朋友都疏远了许多，似乎之间有了一种看不见的隔阂。此时的她，也不象以前和我说话那样随便了。
我努力亲热地问：“明兰，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呢。”
她害羞地笑笑：“乱讲。海燕，还会不会解雇男工？”
我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呢，你又不是男的，问这个做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我谈一个男朋友，叫谢军，己经放假三天了，是我们车间的车位，我好怕他也被解雇。如果他被解雇，你能不能帮忙留住他？”
男车位是这次被解雇的首要职位，每一个被解雇的男工都是由各部门的主管点名的，那些主管都在想方设法留下自己的老乡或朋友，哪有多余的名额让给别人？再说我在车间的地位本就是非常尴尬，英姐又哪里会给我面子？想到这里，我暗中叹了一口气，极不忍心地摇摇头：“对不起，明兰，不是我不帮，实在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听了这话，她神情愈发忧郁了起来，无助地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看准四下无人，小声引导她：“或者，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她苦笑道：“劳动局？之前被解雇的那些人早就去过了。”然后她叙说了那些男工投诉的遭遇，听得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
原来，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在亲友的指点下，先是打电话给hm镇劳动局，hm镇劳动局让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劳动仲裁机构让他们找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要他们找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却让他们hm镇找劳动局，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电话给东莞市劳动局，东莞市劳动局却又要他们找hm镇劳动局。他们象皮球一样被人家踢来踢去的，后来他们联合了几十个人硬闯进hm镇劳动局，hm镇劳动局第一次态度很好，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
他们就听话地回来等处理了，焦急地等了三天，什么处理结果也没有。从厂里出来后，他们并不是住在同一处，第二次再去就剩十几个人了，hm镇劳动局的人就让他们拿劳动合同，他们拿不出，因为厂里根本没有和他们甚至任何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局又让他们拿辞退通知书，他们拿了，是复印件，但上面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们的签名，劳动局便以此认定既然己经领了工资并在辞退通知书上签了名，就是同意被解雇，还告什么告？如是还要告下去，叫他们去找劳动仲裁机构。
他们再想去找劳动仲裁机构讨说法时，才发现只能联系到几个人了。同时也明白，这样来来去去，就算讨了一个说法，就算补偿了一个月的辞退代通知金，还不够车费、电话费的钱，还有这这一切所付出的精力和所受到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要被这些人当皮球踢多久？当猴儿耍多久？
她语无伦次地说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哀地对我说了声：“打扰了。”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不远处一个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谢军了。
一周后，针、梭织两厂竟然又分两次解雇了180人。这180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单是早就拟定好的，甚至连原先的手续都省略了，只结了工资便将这180人打发走了。
这次解雇，连治安队都没有出动。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第一次解雇那160名针织厂男工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180人中有谢军的名字，再看到段明兰时，我感到十分惭愧。而她，除了不停地叹气，什么也没有说。
虽然我现在是助理了，但我知道这个职位于我是名不副实的。不但帮不了段明兰，甚至自身难保。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拼命用成绩证明我的勤奋，用一点一滴的善良与宽容来证明我的人品。所以自从来东莞后，我一直认为，少出错最好不出错就可以证明我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与人为善可以证明我的友好。
可惜事实证明，我错了，并且错得很离谱。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与人为善，办公区的人依然对我刻意疏远了，即便偶有同事和我多说两句话，看到孟姑娘、英姐及珍姐等人，也立刻会讪笑着离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虽说孟姑娘对我不象过去那样疏远了，特别是有时高总进车间时，她对我是益发亲热了起来。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安，但脑子却总也转不过来弯。所以在工作上，我并不开心。
幸好因为非典，很多人转移了视线。人们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有没有发烧，以及非典会不会大规模爆发。一有发烧或咳嗽的员工，马上会被送去医院，或搬进特定宿舍进行隔离观察。
这种特殊的礼遇连职员也不例外，卫梦不过是轻微的咳嗽，去医院马上被要求照x光，打针吃药花了不下三百元，回来后还被厂里要求搬到特定宿舍隔离起来。在非典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上级己有文件严禁打工者返乡，回家己不可能。搬家那天，卫梦身后跟着一个勒令她搬宿舍的保安，她委屈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哀伤，刚想直上去帮她，旁边的朱蜜却一把拉住我，小声说：“别去，小心传染上也把你隔离了。”
我怯声说：“她好可怜呢。”
朱蜜也叹了一口气：“这还算好的，要不是政府现在硬性规定非典期间不能解雇人，厂里早就象解雇那批男工那样把她解雇了。”
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卫梦拿着行李，低着头跟在保安身后。那一刻，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更让人郁闷的人，在发放三月份工资时，我们每人亦被扣除了16元的植树费。在东莞的各个镇，每年的3月12号，各厂都会向所有员工收取“义务植树费”。所谓的“义务植树费”，就是每个人先交8元的“购置树苗费”，然后再交8元的“代植费”。镇上想得很周到，知道我们天天加班，便帮我们买好树苗，然后还要雇人为我们“代植”。
第90章（）
天知道，虽然我们年年被征收16元“购置树苗费”和“代植费”，也没见路边的树有任何增加。而且，厂里向镇上报的人数远远低于厂内真实人员，真不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
这16元钱都是从3月份工资中扣除的，很多人非常不满。去年还员工发工资时对这笔不明不白的扣款很是恼火，为此差点打了财务部的人。但是现在，经过大规模的解雇，谁还敢再说一个“不”字呢？
如果在以前，遇到这种莫名其妙被扣款的事，想着自己辛苦的血汗钱就这样不明不白打了水漂，我一定要非常非常生气的。但是现在，我己经被扣得麻木了。还有一点就是，我的日子并不好过。我家的平房己经盖起来了，我再不用象以前那样恨不得把钱掰成八份花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怀念以前那种日子，怀念那种除了吃饭上班睡觉的日子，那时候虽累，但内心是多么平静啊。只要工作上不出错，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不需要八面玲珑，不需要察言观色。
比这更我痛苦的是，长时间和沈洲在一起，我发现我越来越依恋他了。不知是被我感动还是怎样，他似乎对我也比以前稍稍好了那么一点点，偶尔也和我谈谈厂里的人和事，虽然话总是不多，我也能理解。一直以来，在我心里，他是个内向的，并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
现在，我是一个太过害怕孤独的女子，在这异乡的土地上，能有一个人关心我，我己经很感动了。所以，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他身上了。每天疲倦地下班后，我给他洗衣服，为他收拾房间，我象一个妻子一样照顾他，无怨无悔。好象，我来东莞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似的。
我知道这不是爱情，但我不知道这属于什么感情？有时候我想，沈洲于我，就象高高在上的一件东西，那件东西是我望尘莫及的，因为得不到，所以特别地想得到。一旦得到，应该也不过如此吧。
五月下旬，非典的警报渐渐解除了，很多人绷在心底的那根弦都渐渐松驰下来。路上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了，厂里因感冒被隔离在特定宿舍的人也都搬回了原宿舍，据说厂里很快就会接到大订单了。一切，似乎都要回到正轨了。
在一个周六晚上，又一次缠绵过后，我对沈洲说：“非典过去了，我以后再不为养活家里发愁了，我想去买几件衣服，不如下星期我们去hm镇逛一下吧。”
谁知，他竟然犹豫了一下，为难地说：“不行，我明天就要请假回家。”
我大吃一惊：“明天？你请假竟然不和我说？”
他委屈道：“我这不正和你说嘛。”
我咬紧嘴唇迷茫地问：“为什么？你年底刚回过家的啊？”
他抱住我，低低地说：“对不起。”
我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颤声问：“你回家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他爱怜地将我额前的一络头发理到耳后，第一次情深款款地说：“因为，她把上半年的假都积攒下来了，就是为了来看我，我回家是去接她的。”
这句话，他说得很慢，声音很轻，但在我听来，却犹如晴天霹雳，我猛地倒退一步，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她是谁？”
他羞愧地低下头，轻声说：“她是小颜。”
我伤心欲绝：“如此说来，你原来一直是有女朋友的？你和小颜并没有断绝关系？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娶我？”
他不断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我尖叫着：“你不是有意的，你这还不是有意，那什么才叫有意！”说完，便扑到床上，放声大哭。
他将我抱在怀里，声音也哽咽起来：“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有意想伤害你，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太寂寞了，而你，又那么让人怜爱。”
听了这话，我很想说，寂寞不是借口，需要才是理由吧。但害怕他恼羞成怒，所以只是伤心地说：“原来，原来你开始就是骗我的，你开始就知道你不可能和我在一起，是不是？是不是？”
他急忙说：“不，不是的，那次带你去深圳，其实就是想和潘晨一起投资做生意的。这么多年，我知道单靠打工是赚不到钱的。只要能赚了钱，我就可以和你在这边买房子、安家。可，可你也看出来的，他们吹得天花乱坠，事实上只是想骗我投资。”
我终于忍不住了，大声说：“借口，一切都是借口！在这边赚不到钱，回家你就能赚到钱了吗？”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低声说：“小颜家庭条件比较好，毕业后又托关系进入收费站做收费员，也算是公务员吧。五天工作制，八小时班。一般月薪是八千，有时超过一万，平时待遇非常好，当然，这些还不包括灰色收入。所以，除了公务员，她根本看不起别的任何工作。我这次回家，其实也是为了我考公务员的事走关系。”
听完这话，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不要说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简直是用命在换钱，不过也只能拿那些微薄的薪水。可人家那样轻松，工资却比我们十倍还多。可见人和人，是不能比的。
我苦涩地问：“是不是收费员都要求很高的学历和专业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