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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人人足智多谋。”便又接着讲下去，还临时替大家衍生出什么“烂通肠诱搏恶苍蝇计”，什么“暗藏死鳝头明抓活苍蝇计”，道什么“说时迟那时快，一拍下去便觉打出浆来，提起拍来苍蝇就粘的粘在黄蟮头上，掉的掉在泥沙地面，全死的自然胸开肚裂色彩斑斓；半死的依旧昏头转向翅声嘤嘤郑可成讲得声情并茂，听呆许多老师许多学生，跟着就有人觉得胃里倒海翻江，就冲去厕所呕吐，吐得两眼发直，回过神来，就慨叹“四年级2班的学生怎么都如此异想天开！”
不过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可绝没有半点异想天开的样子。听着郑可成在台上抑扬顿挫口若悬河，李老师的脸色比平常显得更为苍白，神情竟是少见的焦虑。她那年58岁，头发全白，银丝挂面一样朝耳后梳去垂至衣领。她脾气很好，无论我们做错了什么，她总让近近坐在她身边，细细问，细细说，最终让人心悦诚服。她从来不让我们写书面检讨，也不让人罚站，说是“对人最有约束力的，乃是各人的良知”。
老师面目清癯，欣欣长长，穿的总比身段略显宽松，显得又洁净又飘逸，就像她那手宋徽宗式的瘦金体毛笔字，看起来十分养眼。李老师在我们这间私立依仁小学教了一辈子书，一辈子都在当班主任，一辈子都在教语文。她教态端庄，谈吐睿智。无一不呈大家风范。四年级2班全体同学对这位班主任敬得简直到了爱的程度，就连我这匹害群之马也随时自己提醒自己要检点行为，舍不得惹老师生气。其实令我臣服的倒完全不是她那些人人会讲的道理，而是她那种人人都不去用的说理方法，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从眼睛到语调都流着那么深切那么透明的善意，让我刚一面对就慌慌张张先自惭愧起来。
郑可成经验介绍之后的第三天，本是个星期日，李老师却要我们回校，说是请了个大学教授来给我们上两节课，那是她从前的学生。大学生在小学生眼中已若天之骄子，何况他们的教授？我们兴奋得不得了，一大早就跑去校门口张望。
教授果然来了，还有两个大学生，一人抱只木箱跟着。一见那教授儿子般轻轻扶着李老师的胳膊上楼梯进教室，四年级2班就对他大生好感。木箱子一个装些试管药水玻璃片，另一个侧装部显微镜。当两位大学生将它们一一排列在桌上时，全班大气都不敢出，很敬畏。
教授三言两语说明显微镜的用法，然后把坐在头挑的王小芳叫上讲台，让她扯根自己的头发，放在亮晶的底盘上，她就调好显微镜的距离着自己的头发。她看完，抬起头，傻呵呵地说：“怎么我的头发变得像筷子那么粗了呢？”教授又让全班轮流上台参观王小芳的头发，并且告诉大家，这根发丝只有6个丝的直径，比一条苍蝇腿细。全班兴奋得如百鸟归巢吱吱喳喳，好久都静不下来。
教授又给我们看一支小试管，里面泡着一只苍蝇。他用镊了扯下一条苍蝇腿，从显微镜下换出那根头发，又招王小芳去看。王小芳刚一凑眼上去就喊：“哎呀哎呀活的活的！有一大堆什么东西游来游去！”教授说：“是细菌，每只苍蝇身上都有的。”王小芳哇哇叫、兔似地跳到一旁。于是全班又挨个到显微镜那儿察看苍蝇脚。教授就一面介绍苍蝇的生长过程，说它的生存力和繁殖力都极强，附在任何一点腐朽东西上都能产卵。然后他开始提到作为媒介，苍蝇可以传播什么疾病听得全班一片死寂，弄得一张张十来岁的小脸就像李老师那天听郑可成经验一样了无血色。末了，向来喜欢刨根问底的郑可成举手说；“为什么苍蝇那么脏那么害人生病，它们自己又不被那些细菌害死呢？”教授很高兴，说郑可成这种“知其然继而求知其所以然”的精神正是做学问的人非具备不可的。他说苍蝇是“带原者”从苍蝇讲到痢疾；又从蚊子讲到疟疾；再从跳蚤讲到细菌战
第二天的课间休息时，在那块《灭蝇战结日报表》跟前，人人认识的郑可成开讲了：“打苍蝇，是一门学问；做学问，便须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如果不知苍蝇怎么害人、害到何等程度，灭蝇方法用不得当，则反而是请了苍蝇害自己，甚至主动给苍蝇提供繁殖的天堂，例如敝人的‘蛇魂勾蝇计’”郑可成语不惊人誓不休，引得围着他的人一圈一圈地添。整整一周，他下课就冲去开讲，说书般从苍蝇脚杆谈到跳蚤炸弹，比那位大学教授讲得还要精彩，听得老师学生膛目结舌，想想，只好又说“四年级2班的人真能异想天开！”
谁料四年级2班的学生一夜之间变现实了——交苍蝇时，人人削了竹签子夹着点数，值日生以废纸承了45枝签，一包塞进学校灶隆。人人见了苍蝇就狠打，谁也不去故弄腥臭招惹它们了。
我回家把这些事告诉妈妈。妈妈笑笑，竟学了我的口气说：“你们班主任这种做法叫做釜底抽薪连锁效应计！”
第十六章
爸又说了一次，说得清清楚楚冰冰凉凉：“你去厨房向金伯伯说声对不起。”我僵在那儿，使劲眨眼，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在我脑里心里自小就灌输爱国主义的父亲居然要我向一个右派分子屈服？
※ ※ ※
那些年我与亲生父母的关系有点滑稽。我跟母亲之间比较像朋友，谈起话来也不觉有十分的拘谨。有时逢上太作难或是太好笑的事，就会告诉她，一切战争以外的问题，都可以跟她讨论。她总是和颜悦色。娓娓地把例子也举了，道理也说了，总让我口也服心也服。
但跟父亲的关系就不同了。我一辈子都把他当个指挥官，觉得自己是他的兵，从来都是奉令而行，也没得过什么申辩的机会。平均起来总不过十天一星期的，就因这种那种错处挨顿打。平日好好地，就算还来不及惹下什么祸，却只要听他一喝，全身肌肉也条件反射紧紧绷起，准备迎接皮带藤条。不过，虽然常常不是右边就是左边屁股肉绽皮开而致步履蹒跚，甚至要伙伴背了去上学，我却从也不觉委屈。因为爸说“功不赏过不罚则难以修身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我又老是没什么立功机会，老做下些挨罚的过错。那时挨屁股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尤其在这些红房子，爹们全是军汉出身，总是背了“爱人”们以藤条皮带教训做错了事的自家儿郎，却从不打头脸，说伤痕外露会损了儿郎自尊，打屁股，就过也罚了自尊也保了，便一律关门教子。
倒是家属们，非但不打亲生骨肉，而且一听说别家小孩挨打，就当即弃了锅铲鞋底毛钱针搓衣板风风火火拍门解救。且不论读没读过书，家属们都会很文明地批评道：“也——，某家伯伯，对娃娃要说服教育沙，如今新社会，不时兴抄家伙打人了哟！”于是到实在不堪皮肉之苦时，就有孩子哭叫以招救星。
如今想起忽觉有些奇怪：凡挨打时被救出的，惩罚就算完结，当爹的不会在救星走后重振父威。挨打者是绝不肯轻易求救的，因为获救之后，这种讨饶的懦弱行为，必会被大院孩子们嘲笑好几天，搞得又狼狈又后悔，自己觉得很设面子。我死要面子从不求救，谁料有一天，我却被父亲当着大院众人责打，令我羞愤交集。那次是为了金绍先的事。
金绍先住在第三幢红房子，是大人，与父亲同辈，我以前从未注意过他，至今也不知他是干哪一行的。忽然有一天，我吃完饭滑下楼去，一个小朋友都找不见，正自奇怪，住2楼的邓璧儿就飞跑过来，远远朝我吼道：“出大事了！快快快，我到处找你不着，以为你又在家挨打哩！”我们1幢，经常挨打的第一数我，第二数云娃子，接下来就数邓璧儿了。
邓璧儿其实从不惹祸，只是书读得不好，虽然也跟我一样读四年级，但已经留过两次级了。她最怕算术。有次课堂上测验，要用“—就”造句，老师点到邓璧儿的名字，她站起来满怀热望地说：“一到共产主义就可以不学算术了！”也不知是不是邓伯伯望女成龙心切，一见她拿出家庭作业薄，就抓根藤条在旁边眼巴巴地守着。邓室儿告诉我：“一见藤条，所有的数字就变得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一样，七上八下在我脑里全乱了套”答案一错邓伯伯就鞭她一记，一鞭就更做不对，我早就怀疑她是被她爸吓蠢的，但邓伯伯就是不懂这个道理。一些家属救星也只是个劝，劝下邓伯伯手中藤条，就再不去开他的心窍。邓璧壁儿手巧，常常问我要方手巾，使竹箍里外绷紧，或绣枝腊梅花或绣棵夹竹桃，我总拿了去送给小街上摆书摊的傻大姐，傻大姐就让我免费看10本小人书。邓室儿很愿意和我一起做家庭作业，但她爸不许，训斥女儿道：“你目下只是成绩不及格，如果伙了那个混世魔王，就连操行也只能评个丁了！”不过背了当爹的，邓壁儿还是老爱和我玩。她算题不快，但跑步飞快。我无论当官兵抑或当强盗，总要和她在一伙。
那天她冲到我身边，说大事就是院里出了个右派分子，叫金绍先，住3幢。刚来了一堆人将大字报贴在3幢门口，孩子们闻讯全赶去看，她就到处找我。
关于右派分子，我只听老师上政治课提及，还有就是在爸爸的《时事手册》上见过，不过已变成了漫画。《时事手册》有张右派百丑图，有标名罗隆基有标名章伯钧的，反正都长得很难看。但我从没机会见到一个活生生的右派，就赶紧跟了邓璧儿跑。
3幢前门已被密密匝匝高高矮矮的背影圈得牢牢。我和邓璧儿扁了身体将自己一点一点锲人人墙，就发现前面几排后是孩子抱膝坐地，像看露天电影那样，仰脸细细看那低着头的金绍先。
我心中暗暗称奇，因为我发现这个活生生的右派分子长得跟漫画上那l00个真有天渊之别：他竟十分堂正。用说书人的话讲就是“天庭饱满地角方圆”，虽不算“丹凤眼，卧蚕眉”，却恰恰“国字脸，悬胆鼻”。
悬胆鼻滴着汗。几个人正指点着那鼻数落，时不时又中断数落，向那些既不识字又好问事的家属解读大字报，说是金绍先在大鸣大放时地下了大错。
关于大鸣大放的事，我们都知道一点，因为那是1956年党的八中全会重要内容之一，在每个学生的政治测验试卷上都有过一条长长的填充题——
毛主席的双百方针是_____：形式是_____；原则是______。
应该填成：毛主席的双百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
因为答案气势磅礴对仗工整，读又易读，记又好记，便是邓璧儿也不会填错的。我们学校也大鸣大放热闹了好几个月。
有次惹了祸被弄到办公室罚站时，我还顺便浏览了几份大字报，一看就心里直偷笑，奇怪怎么大人有时也变得跟小孩一样：那年重庆各间小学都提倡栽花养兔种向日葵，班与班校与校开展竞赛。有张大字报向后勤主任提意见，因为他分配给这个班的地泥少石多，别说长向日葵就连蚯蚓也长不了；有两个老师联名轰了少先队总辅导员一炮，说他工作太粗心，分配给这两个班的各8只兔子都很古怪：别的班都陆续有了免崽崽，这两个班的却丝毫未现添丁症兆，急得学生们下课就开水烫脚般往兔房跑，还从家里弄来称杆皮尺，将兔们反反复复一只一只揪了又是称斤两又是量肚围。末了有家长听罢女儿哭诉，跑到学校分开免腿一着，才发现她女儿那个班的8只兔子全是公的，另一个班那8只全是母的；那时我们正读三年级下学期，我的班主任在大字报上字迹绢秀地怨我在她的班比别的班多呆了一周，说她已被害得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强烈要求教导主任将我搞去别处
这金绍先鸣放出来的东西可绝不似我老师那般言微事小——他是反对中国学苏联，说苏联的一些方针政策并不适宜我们的国力民情。
一院孩子都被这种说法震撼，觉得金绍先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坏蛋，当晚就在月光下久聚不散，密谋着如何在第二天就惩罚右派分子，以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
那是后来被称为社会主义黄金之页的年代，重庆治安好极了，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如活在桃花源，实实在在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人们中午都在单位饭堂吃饭，不回家的，孩子们趁午睡时溜进金绍先的住宅捣乱正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