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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句，截至发稿时，有人希望记者“手下留情”，要顾及对方前程，这不禁让人要问：他们既然顾及前程，何不慎用手中权利。
见各家媒体刊登“游街事件”的报道，张大勇暗暗叫苦，心想：“我明明告诉记者不要发此稿了，为何还要弄出来，这样一来，那些人肯定没了前途，更加以为是我从中作怪了，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的。这下子完了，林业局答应赔偿张曼玉的损失的承诺，这回绝对不会兑现了。日后，他们会找个什么理由往死整我。”
没过多久，韦老板也给张大勇打来电话，一开口就毒骂不已，声称要与他断交，“你把很多人的前途毁了，福来恨不得要杀了你。你怎么这样害他呢。当晚应约的人，是冲着他的面子去的，现在他被那些人恨透了，怀疑他跟你一起合计陷害他们。你这不明摆着让他往火坑里跳吗？你这家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韦老板还说福来的压力特别大，局领导声称要严肃处理他，骂他为何要做“皮条客”，是不是从中捞了什么好处费，怎么这样给局里抹黑。
张大勇不想再作任何解释，此时越是解释越是适得其反。他急忙打开电脑，看了看各家报纸的电子报，发现记者所报道的事件过于火爆，希望相关部门对这样的干部职工从严处理，绝不要姑息养奸。几乎每家报纸上都刊登有他站在一车发臭的肉蛙前申诉遭到不公平待遇的相片。
仍未离开养殖场的张曼玉也来到电脑前看着电子报，一看到相关报道，她就摇头叹气说：“这回惨了，那笔钱甭想拿回来了。”房姻莲得知消息，也坐立不安，嘴里不停地说：“坏了坏了，这回给这些记者弄惨了。这些记者咋不吃人间烟火，咋不同情那些干部职工的前途，咋不听听我们的劝告，手下留情呢？”张大勇发呆了，呆呆地坐在电脑前，久久说不出话来。
回过神来后，他急忙从养殖场赶到县城，准备购买几份报纸。当他向一家家报亭询问时，发现省城几家报纸均已售完，这与往日有些不同。问报亭老板是何原因时，老板如实告之，一大早就有人开着小车前来收购了，县城十多家报亭，每一家报亭上的报纸全部被收购一空。老板说完，怪怪地盯着张大勇，半晌，他才喃喃道：“你是不是那个张老板，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就是你啊。啊，原来是你，那起游街事件是你弄出来的吧。这些当官，就是黑，想钱想疯了。收购报纸的人我不认识，但我猜想可能是林业局叫来的人。”
张大勇心想，林业局可能没此胆量收购报纸，可能是县领导交代宣传部做的。不管怎样，他始终觉得对不起蓝、覃等人了。省城的几家媒体，在本省都有一定影响力，特别是桃源江都市报和桃源晨报，算得上媒体中的老大、老二，每次报道什么重大事件时，报纸在县城经常是脱销一空。如若本地发生什么新闻，只要这两家报纸刊发相关报道，报亭上的报纸经常一下子就会卖光。
既然报亭的报纸被人收购，那么订报者手上肯定也会有报纸。要不然，韦老板等人是不会看到那些报道的，也不会对他大骂一通的。他朝车站一家粉店走去，见一男一女坐在小板凳上，他们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着当天的桃源江都市报。此时，他们正在看着“游街事件”的报道，写这篇文章的正是丁后锋。这份报纸是粉店订阅的，就放在收银台前，顾客吃早餐时可以拿过来翻阅。
张大勇也要了一碗粉坐了下来。此时，他才注意到那一男一女打扮得异常怪异，特别是那个年轻女子，也只十九二十岁左右，头发却染得通红，鼻孔上还钉着钉子，一看就知道是娱乐场所陪男人吃吃喝喝、打情骂俏的角色。她似乎害怕别人看到她的眼睛，戴着一副墨绿色的太阳镜，把自己惊慌的眼神掩盖住了。看样子，那男子一脸凶煞之相，他也戴着一副墨镜。他们一脸倦容，跟刚从长途客车上下来一样。
那男子见张大勇老是盯着他，紧张之余，他的右手不由得往口供里摸着，似乎要取出什么凶器。张大勇说：“你手上的报纸看完了吗，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听此一说，那男子急忙把报纸扔在张大勇的面前。惊惶地站起来后，他就与那年轻女子急急离开了。张大勇疑惑极了，这一男一女咋这么恐惧，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一见到他就躲开了。
张大勇正在低头看报纸时，突然听到一阵嘈杂的响声，抬头朝响声处看去，发现刚才坐在他身边吃早餐的一男一女和一个已有身孕的女子仓皇地奔逃着。在他们的身后，是几个追赶着他们的男子。那几个男子拿着砍刀等凶器，一脸的杀气。很久，被追杀的那一男两女躲进一条小巷，没了踪影。
张大勇掏出手机准备报警时，却见那几个拿着凶器的男子也不见了。一直以来，他都没有发现县城有如此恐怖的场面，今天见了，不禁令人毛骨悚然。这一男两女看起来都不像本地人，而那几个手拿凶器的男子也有点像外地人，他们缘何在此追杀这一男两女呢？
正想着时，他接到了县纪委书记李志诚的电话，请他到县纪委去一趟。他吃了一惊，问：“我现在很忙，暂时不方便跟你见面。”
李志诚说：“今天的报道我们看了，从文章里得知，你手上掌握着林业局干部职工索贿的证据，我们想请你提供这方面的录音资料。还有，我们也想请你详谈他们是如何索贿的。”
张大勇不想去纪委那儿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担心纪委会以“行贿政府官员”的理由处理他。他封的那些红包，就有一万多元。尽管这钱被充公了，但他还是害怕因为这事引火上身。他甚至这样想，纪委的人也会护着那些人。
李志诚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另约一个时间吧。”
与李志诚通完电话后，张大勇开着车准备回养殖场。经过县城中学路口那儿时，他见到县林业公司的苏轼夫向他招手，似乎要坐顺风车。
苏轼夫跟张大勇是一般的朋友，极少往来。都四十多岁的男人了，苏轼夫居然还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异类，穿着花哨：大红外套配着棉质内衣，下穿一条洗得发白且故意剪得破烂的牛仔裤，一头梳得油光可鉴的头发，俨然刚出社会的小青年。
张大勇把车子停下来，问老苏要去哪里。苏轼夫神秘地说：“我找你找到好辛苦啊。几年不见，你丫混得不错，满脸红光，发了大财了。你做得对，那些人就该往死整。你整他们的事，如今在县城里闹翻天了。对，就应该这样搞死他们！”
张大勇这才想起苏轼夫原先是林业公司的经理，法人代表。早些年，不知何故，他莫名被“削为平民”。据他讲，他是因为得罪了局领导，也不善于巴结领导，所以一直得不到重用，此后便闲赋在家。
木材公司在计划经济年代极为吃香，多少人拼死拼活都想混进去。自从进入市场经济年代后，这个单位名存实亡，或者说已经破产，工资根本就发不了，不少职工早已自谋出路，开起木材加工厂什么的。苏轼夫被“贬职”后，便离开木材公司，并在自家楼下开了一家饲料店，聊以度日。
见苏轼夫此时骂着执法人员，张大勇就知道他对林业局的领导颇为不满。不仅如此，似乎还有什么秘密要揭露。
苏轼夫说：“这些人就这么坏，当年我做经理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来讹我要钱。局领导也是这副嘴脸，要求我卡住那些私人木材加工厂的老板，请他们送钱送物。我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时，他们就排挤我。据我所知，他们每年违法乱开白条的事太多了，经常给个体老板乱批木材指标。国家规定，每年每个县仅能砍伐多少立方米的木材，为了赚钱，也为了想从木材老板那儿拿到回扣，他们就采取虚报的手段，开出了砍伐的白条。现在，有些山林因乱砍乱伐，水土流失严重，植被遭到破坏。他们还有另一种手段，为了套取上面下拨的经济林补助款，还虚报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山林，再随便填写一些名字，下拨的钱就这样轻易到手了。你认识那些记者，不妨再叫他们下来调查那些事情，保证把他们一锅端了。”
张大勇终于知道苏轼夫拦车的目的。原来，苏轼夫自从变为平民后，就对局领导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并写匿名信到处告状。之后，他还暗中联合两名“落难”的职工一起告状。最终，这两名职工被反诉吃了官司，其中一名职工被缓刑两年执行。这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这天一大早，他无翻阅报纸，见张大勇大斗林业局，他兴奋异常，认为通过媒体曝光也是一种“报仇雪恨”的方式。
于是，他到处找寻张大勇的电话，却发现对方前几年留下的电话早已作废。他知道张大勇在大明山村开有养殖场，吃过早餐后，他准备了相关材料便出门了。行走到县城中学路口那儿并准备在此处搭乘“三马仔”前往大明山村时，却惊喜地发现张大勇开着车子从他面前经过。
张大勇说：“刚搞完这事，人家记者不一定肯下来了。”
苏轼夫说：“你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下来，至于费用，我出！”
张大勇说：“记者才不稀罕你那点钱。”
苏轼夫说：“你怎么知道？”
第110章 关卡莫名设村口 一语点醒梦中人（2）（shukeba）
见苏轼夫如此俗不可耐，张大勇从心里根本就瞧不起他。多年前，他就跟苏轼夫有来往，交情也不浅。自从苏轼夫开了饲料店发财后，张大勇就没再跟他往来。这家伙有了点钱后，只要跟别人说话，总是粗声粗气的，似乎他的钱比澳门赌王何先生的还多。他暗中指挥两名职工，他们联合告林业局领导时，他就放出话来说：“我天不怕地不怕，谁惹了我，我就把重要的证据抖出来，让大家都不好过。”事实也证明，林业局领导最终仅反诉那两名职工，称他们滥用职权虚开木材指标。最终，两名职工有了牢狱之灾。而对他，林业局领导始终未进行反诉。有人认为，林业局领导之所以投鼠忌器，估计有什么把柄落到他的手上。
张大勇说：“你的钱可能买不了记者手上的那支只有一元钱的水性笔。”
苏轼夫一怔，说：“那也是。哎，你整那件事多少也得花些钱吧？我听说现时的记者，没有钱请不动的。你告诉我一个基本的价格，我就知道自己该如何准备了。”
张大勇不耐烦地说：“哎老哥子，你耳朵是不是有毛病，刚才我说的话你真的没有听清？”
苏轼夫半信半疑道：“既然这样，劳驾你请他们下来，我要所有的材料交给他们。要痛打落水狗！这回要整这些人，就得乘胜追击，不能让他们有喘气的机会。据我从内部获得的消息，你整这事后，林业局有些人高兴，都希望记者继续追踪下去。我听说林业局领导放出话来说，张大勇算个球，你不给他们面子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没过几天，什么事情也就没有发生过。记者曝光又能怎么样？哼，蜉蚁撼树，不自量力。像张大勇这样的角色，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你惹毛了他们，他们也不会让你好过。”
张大勇知道苏轼夫在用激将法，但他的话语里所透露出来的讯息此前张大勇早已知道——韦老板打电话骂他的时候，已有这个意思夹杂其间。他知道这话肯定是从福来那儿传来的，福来所得到的话，无非也是从林业局一些干部职工那儿捡来的。此时的苏轼夫，尽管不停地痛陈林业局领导的种种不是，说到激动处时，他还用力拍打着车门，大有要去找他们算账的架势。但是，张大勇怎么看，都认为对方是在表演——不停地刺激他之后，让他再把记者请到县城来，采访他手上的举报材料。
苏轼夫见张大勇毫无动心，便又说：“这样吧，你既然不方便出面请那些记者，那你就把他们的电话给我，让我跟他们联系。”
张大勇为难了：“游街事件”搞成这样子，已被那些人骂得狗血淋头，说他出尔反尔了。如今再让苏轼夫接着乱搞一通，他们更加怀疑是他搞的鬼了。若不把电话告诉苏轼夫，这家伙肯定没完没了纠缠下去。此前，张大勇也从其他渠道了解到苏轼夫在林业公司任职时，确实被领导整得人不人鬼不鬼，但他也相信苏轼夫绝对不会像其所说的那样干净。仅从林业局领导不反诉他一事就可以看得出，苏轼夫任职期间可能也与那些领导有过什么不正当的利益分成。只因后来由于分赃不均，他们之间才分道扬镳，反目为仇。
不管怎样，作为和他站在同一道战线上的阶级兄弟，张大勇也颇为同情苏轼夫的遭遇。张大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