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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代，则异说又兴，宋儒言易，附会图、书。其学实出陈抟，而又分二派：（一）为刘牧之易数钩隐，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二）为邵雍，说正相反。后邵说盛行，而刘说则宗之者颇希。程颐独指邵说为易外别传；所著易传，专于言理。朱子学出于颐，所作易本义，亦不涉图学，而卷首顾附以九图，王懋竑谓考诸文集语类，多相抵牾，疑为后人依附。然自此图附于本义后，图、书之学，又因之盛行者数百年。至于明末，疑之者乃渐多。至清胡渭作易图明辨，而图、书为道家之物，说乃大明。（疑图、书者始于元陈应润。应润著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修炼之术。明、清之际，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宗羲弟宗炎著图书辨惑，毛奇龄著图书原舛编，而要以胡氏书为最详核。以此书与惠栋之明堂大道录并读，颇可考见古今术数之学之大略也）自此以后，汉易大兴，舍宋人之象数，而言汉人之象数矣。
从来治易之家，言理者则诋言数者为诬罔，言数者则诋言理者为落空。平心论之，皆非也。汉儒易说，其初盖实止传大义；阴阳灾异之说，不论今古文，皆为后起；已述如前。宋人之图，实出道家；在儒家并无授受；经清儒考证，亦已明白。然谓汉初本无象数之说，图、书亦无授受之征，则可；谓其说皆与易不合，则不可。西谚云；“算账只怕数目字。”汉、宋象数之说，果皆与易无关，何以能推之而皆合乎？参看论淮南子。盖古代哲学，导源宗教，与数、术本属一家。其后孔门言易，庸或止取大义。然为三代卜筮之书之易，则因未尝不通于数术。吾侪今日，原不必执言但考孔门之易，而不考三代卜筮之旧易，且亦不能断言孔门之易，决不杂象数之谈；即谓孔门之易不杂象数，而数显易征、理藏难见，今者易义既隐，亦或因数而易明也。然则象数之说，在易学虽非正传，固亦足资参证矣。唯此为专门之学，非深研古代哲学者，可以不必深究。
易为谁作，及其分篇若何，颇有异说。汉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十翼者：易正义云：“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是也。然法言问神，谓“易损其一”；论衡正说，谓孝宣时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隋志亦述其事，而又云得三篇。按今系辞中屡有“系辞”字，皆指卦辞爻辞言之。太史公自序引今系辞之文，谓之易大传，据释文、王肃本系辞实有“传”字。今系辞中多有“子曰”字，明系后学所为，王肃本是也。说卦序卦杂卦盖亦非汉初所有，故隋志以为三篇后得。然则今本以卦、爻辞及彖、象合为上下二篇，盖实汉师相传旧本。汉志谓施。孟、梁丘经即十二篇，其说盖误。志载各家易传皆二篇，（唯丁氏八篇，亦与十二篇不合）施、孟、梁丘章句，亦皆二篇，亦其一证也。然自东汉以后，皆以分十二篇者为古本。（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博士淳于俊谓郑氏合彖、象于经）宋吕祖谦如其说，重定之。朱子作本义，即用其本。明时修五经大全，以本义析入程传。后士子厌程传之繁，就其本刊去程传，遂失本义原次。清修周易折中，用宋咸淳吴革刻本，仍分为十二篇焉。
伏羲“画卦”，见于系辞，故无异说。至“重卦”，则说者纷纷。王弼以为伏羲自重，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史迁以为文王；卦辞、爻辞，郑学之徒，以为文王作；马融、陆绩之徒，以卦辞为文王、爻辞为周公作。至十翼则并以为孔子作，无异论。并见正义八论。今按系辞为传，说卦等三篇后得，已见前。既云后得，则必不出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序”之云者，“次序”之谓，犹上文所谓“序书传”，初不以为自作。汉志乃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与以卦辞爻辞为文王、周公作者，同一无确据而已。要之易本卜筮之书，其辞必沿之自古，纵经孔子删订，亦不必出于自为；疑事无质，不必凿言撰造之人可也。周礼：“大卜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连山为伏羲，归藏为黄帝。郑玄则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然郑以卦、爻辞并为文王作，则不以连山归藏为有辞也。
读易之法，可分精、粗二者言之。若求略通易义，可但观王注程传，以易本文与周秦诸子，互相钩考。（可用惠氏易微言之法）若求深造，则象数之说，亦不可不通。说已见前。唯仍须与哲学之义不背，不可坠入魔障耳。清儒治汉易者，以元和惠氏为开山，武进张氏为后劲；江都焦氏，则为异军苍头。初学读易者，即从此三家入手可也。汉儒易学，自唐修五经正义后久微。惠氏乃以李鼎祚集解为主，参以他种古书，一一辑出。其书有周易述二十一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九经古义中，涉易者亦不少。明堂大道录一书，实亦为易而作；书目答问，入之礼家，非也。（惠氏书多未成，周易述一种，其弟子江藩有补四卷）汉儒易学，各有家法。惠氏搜辑虽勤，于此初未能分别。至张氏乃更有进。张氏之书，有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易礼二卷，易事二卷，易言二卷，易候一卷，又有周易郑氏义二卷，荀氏九家义一卷，易义别录十四卷；始分别诸家，明其条贯，而于虞氏尤详；亦以集解存诸家说，本有详略之不同也。焦氏书曰周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十二卷，易图略八卷。焦氏不墨守汉人成说，且于汉儒说之误者，能加以驳正；通释一书，自求条例于易，立说亦极精密，诚精心之作也。予谓三家书中，惠氏之明堂大道录，及其周易述中所附之易微言，及焦氏之易通释三种，尤须先读。明堂大道录，举凡古代哲学，与术数有关之事，悉集为一编；可作古代宗教哲学史读，读一过，则于此学与古代社会，究有何等关系，已可了然。易微言将易经中哲学名词，一一逐条抄出，更附以他种古书，深得属辞比事之法。易通释则统合全书，求其条例，皆治学最善之法也。学者循其门径，不第可以读易，并可读古代一切哲学书矣。
六、春秋
春秋一书，凡有“三传”。昔以公羊谷梁为今文，左氏为古文。自崔适春秋复始出，乃考定谷梁亦为古文。
春秋之记事，固以左氏为详；然论大义，则必须取诸公羊。此非偏主今学之言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若如后儒之言，春秋仅以记事，则孟子所谓义者，安在哉？太史公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今春秋全经，仅万七千字，安得云数万？且若皆作记事之书读，则其文相同者，其义亦相同。读毛奇龄之春秋属辞比事表，已尽春秋之能事矣，安得数千之指乎？春秋盖史记旧名。（韩起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见左昭二年。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而晋语：司马侯谓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论传太子，曰：教以春秋。盖乘与梼杌为列国异名，而春秋则此类书之通名也。墨子载周春秋记杜伯事，宋春秋记囗观辜事，燕春秋记庄子仪事，亦皆谓之春秋）孔子修之，则实借以示义。鲁春秋之文，明见礼记坊记。孔子修之，有改其旧文者，如庄七年“星陨如雨”一条是也；有仍而不改者，如昭十二年“纳北燕伯于阳”一条是也。故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闵元年。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定元年。封建之时，文网尚密，私家讲学，尤为不经见之事；况于非议朝政、讥评人物乎？圣人“义不讪上，知不危身”，托鲁史之旧文，传微言于后学，盖实有所不得已也，曷足怪哉！
第16章 经子解题（9）（）
易与春秋，相为表里。盖孔门治天下之道，其原理在易，其办法则在春秋也。今试就“元年春王正月”一条，举示其义。按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君解诂曰：“春秋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者，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春者，天地开关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统者，总系之辞。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按中国古代哲学，最尊崇自然力。此项自然力，道家名之曰“道”，儒家谓之曰“元”。（参看论读子之法）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元”，即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之“元”。为宇宙自然之理，莫知其然而然，只有随顺，更无反抗。人类一切举措，能悉与之符，期为今人所谓“合理”；人类一切举措而悉能合理，则更无余事可言，而天下太平矣。然空言一切举措当合理甚易，实指何种举措为合理则难；从现在不合理之世界，蕲至于合理之世界，其间一切举措，一一为之拟定条例，则更难。春秋一书，盖即因此而作。故有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义。二百四十年之中，儒家盖以为自乱世至太平世之治法，皆已毕具，故曰：“春秋易为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曰：“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也。（“物”“事”古通训）春秋之为书如此。其所说之义，究竟合与不合，姑措勿论。而欲考见孔子之哲学，必不能无取乎是，则正极平易之理，非怪迂之谈矣。
公羊一书，自有古学后，乃抑之与左、谷同列，并称“三传”。其实前此所谓春秋者，皆合今之经与公羊传而言之，崔适春秋复始，考证甚详；（其实诸经皆然，今之仪礼中即有传，易之系辞传，亦与经并列）今之所谓春秋经者，乃从公羊中摘出者耳。汉儒言春秋者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今仲舒书存者有春秋繁露；何氏公羊解诂，系依胡毋生条例。今学家之书传于后者，当以此为最完矣。（伏生书传，阙佚更甚于繁露。韩诗仅存外传。此外今学家经说，更无完全之书）清儒之治今学，其始必自春秋人，盖有由也。繁露凌曙有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条理极明，可合看。清儒疏公羊者，有孔广森之通义，及陈立之义疏。陈书校胜于孔，以孔于今古文家法，实未明白也。
董子曰：“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例。”盖文字古疏今密，著书之体例亦然。孔子作春秋，为欲借以示义，原不能无义例。然欲如后人之详密，则必不能。若必一一磨勘，则“三传”之例，皆有可疑；过泥于例，而背自古相传之义，非所宜也。然初学治春秋，必先略明其例，乃觉自有把握，不至茫无头绪，特不当过泥耳。欲明公羊条例者，宜读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崔适春秋复始两书。
谷梁虽亦古学，然其体例，实与公羊为近。公羊先师有子沈子，谷梁亦有之。其大义虽不如公羊之精，然今公羊之义，实亦阙而不完；凡有经无传者皆是。谷梁既有先师之说，亦足以资参证也。范宁集解自序，于“三传”皆加诋諆，谓“当弃所滞，择善而从。若择善靡从，即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此自晋人治经新法，已开啖、赵“三传”束阁之先声矣。（范注屡有驳传之处，如隐九年、庄元年、僖八年、十四年、哀二年皆是。杨疏亦屡有驳注之处，见僖四年及文二年。僖元年“护莒拏”一事，注既驳传，疏又驳注）杨士勋疏称宁别有略例百余条，今皆不见。盖已散入疏中？清儒治此经者，柳兴宗谷梁大义述、许桂林谷梁释例两书最好。
至左氏一书，则与公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