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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家，出于议官。＇汉书艺文志曰：“杂家者流，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盖专门之学，往往蔽于其所不知。西汉以前，学多专门，实宜有以祛其弊。故但综合诸家，即可自成一学也。所谓议官，盖即管子所谓“啧室”（管子桓公问：“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武王有灵台之复。欲立啧室之议，人有非上之过内焉”），而秦、汉之议郎（秦置，掌议论，汉特征贤良方正之士为之，秩比六百石，统于光禄勋。晋以后废），盖即古议官之制。而齐稷下谈士，四公子之养客，皆为此类。＇
第2章 国学概论（2）（）
家，出于稗官。＇汉书艺文志曰：“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疑周官诵训、训方氏之所采正此类。九流之学，皆出士大夫，惟此为人民所造。汉志所载，书已尽亡。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六引风俗通，谓宋城门失火，汲池中水以沃之，鱼悉露见，但就取之。说出百家。犹可略见其面目也，他如塞翁失马、鲁酒薄而邯郸围等，亦或此类。＇
以上为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中去家，谓之九流，见后汉书张衡传注＇刘子九流篇同。＇汉书艺文志本于刘向、歆父子七略，＇汉书艺文志：“成帝时，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向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向子歆总群书，而奏七略。故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乃据汉时王室藏书而为之分类，故于学术流别，最为完全。古平民无学术，＇王官者，大国之机关也。诸子出王官说，虽为汉人推论，然极有理，当时平民，无研究学术者。虽有学术思想，有志研究，亦无所承受，无所商讨，即有所得，亦无人承继之。而古代学术，为贵族所专有，然贵族亦非积有根柢，不能有所成就。王官专理一业，守之以世，岁月既久，经验自宏，其能有所成就，亦固其所。＇近人胡适据淮南要略作九流不出王官论，＇载新青年杂志，约当民国四、五、六年时。＇以驳汉志，殊不知汉志言其由来，淮南言其促进之动机（所谓救时之弊）。＇盖王官之学，固颇有成就，然非遭世变，乡学者不得如此其多，即其所成就，亦不得如此之大也。故汉志言因，淮南言缘也。＇二者各不相妨，且互相补足也。＇若谓出于王官之说非，而惟本淮南之说。则试观诸子之内容、文辞，多今古间杂，明非一时之物，惟其源本王官，故能多本往事以立说也。＇
先秦诸子之学
讲先秦诸子之学，有应知者数题：
1。诸子之学重在社会政治方面，不重在哲学科学方面，因诸子本身之发展及其对后来之影响皆如此（此意章炳麟曾言之）。＇诸子之于哲学方面，颇与古代希腊之哲学相近，其程度亦相仿。盖吾国古代原有此等与宗教混合之哲学思想。诸子即上承此等哲学，而并非加以发展，故诸子之哲学思想，大致相同，不若社会政治之学经发展进步而分歧也。于科学方面，亦有称述，而以见于墨子者最多。盖亦旧时之所有，墨子承之也。惟亦不重于此，故其后迄未有何发展。＇
2。古有专门＇专门者，以如今观之，实即一种学问之派别。＇而无通学，＇通学者，兼取各派，择善而从，至汉方有通学。＇故诸子之学，就一方面论之则精，合各方面论之则空。其相互攻驳之语，多昧于他人之立场，不合论理，如墨子贵俭，所欲行者乃古凶荒札丧之变礼。而荀子驳以“不足非天下之公患”，＇见荀子富国篇＇殊不知墨子本不谓平世亦当如是也。＇古代治学者寡，而因交通不便，得书不易，学术之传播亦难。学者仅能就其近者习之，远者不知或知之不详，且人具成见，学问常以先入为主，故当时人可与一种学问接触，终身不知其他者。此专门之学之所以成也。＇
3。先秦诸子之学，非皆个人创造，大抵前有所承，新旧适不适不等，盖其时间有早晚，又地域亦有开通与僻陋之别也。鄙意先秦诸子最要者六家，其新旧之别略如下：
最早者农家，沿袭简陋（时代或地域）之农业社会之思想。次之者道家，代表简陋之游牧社会。次之者墨家，其思想与夏代政治颇有渊源。次之者儒家及阴阳家，见多识广，知若干种治法，应更迭使用。最新者法家，对外主张兼并，对内主张摧毁贵族，总而言之，是打倒封建势力（以开明专制为手段）。
农家之书尽亡，仅存者许行之说，见孟子滕文公上篇。＇农家之书，真系讲树艺之术者，为吕览之任地辨上审时诸篇。然此非所重。先秦诸子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非以百亩为己忧者也。汉志论农家之学云：“鄙者为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可见孟子所载之许行，实为农家巨子。＇（1）谓贤君当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此犹乌丸大人，各自畜牧管产，不相徭役（见后汉书本传）。（2）主买卖论量不论质，此由交易不重要，物品本少使然，古盖自有此简陋之世；亦或战国尚有此等落伍之地。许行欲率天下而从之，则其事不可行矣。＇且复古必有其方，许行未尝有言（如其有之，则陈相当述之，孟子当驳之，不应徒就宗旨辩难），此则不能不令人疑其徒为高论者也。＇
道家之代表为老子，老子之旨在无为。为，化也。＇无为，犹言无化，古“为”“化”实为同字，观“譌”“訛”为同字之例可知。论语：“子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耐）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此“为”字即“化”字义，言不能使谷物变化也。＇无化者，无使社会起变化。此犹今人慕效欧、美之文明，社会组织，因之改变。守旧者遂欲闭关绝市耳。当时落后之国，输入先进之国之文明者，盖（1）由其君大夫之好者，（2）由其自谓野蛮而欲驱其民以从当时所谓文明之俗，如商鞅谓秦初父子同室，吾今大筑冀阙，营如鲁、卫是也。＇古人恒以是为戒，如由余对秦穆公之言是也。＇老子最反对此等，故谓“无为而无不为”，犹言勿以汝之道化民，则民无不化而之善也。此说认社会之恶化，＇盖当时之效法文明，不过任其迁流所心，非有策划，改变社会之组织，以与之相应也。则物质文明日增，而社会组织随之坏矣。然道家不能改变社会组织，以与新文明相应，而徒欲阻遏文明，则何可得？＇皆由君大夫措施之误。而不知社会因日日在自化，＇盖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慕效文明，其利显而易见；社会组织变坏，其患隐而难知，且亦未必及己，人又孰肯念乱？故社会日日在自化也。＇老子特未之见也。
庄子历代著录，皆在道家，管子或属道或属法，二家之论，一部分诚与老子同。然讲个人在社会中自全之术而归结于委心任运，此庄子所有，而老子所无。＇列子说亦同庄子。盖其时代之晚，各个间互相之接触已多，世事变化无方，其祸福殊不可知，故有齐物论之说（论同伦，类也）。物论可齐，复何所羡？何所畏避？故主张委心任运。＇不思彻底改造，而只想因势利导（如不思去民好利之心，而徒欲因其好利而利用之），亦管子所有，而老子所无，此可见其时代之晚，其社会已不可控制，犹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之异也。
陈旧于农家道家者，为墨家。淮南要略云：“墨子学于孔子而不悦，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观墨子书，修身亲士所染纯为儒家言。他篇又多引诗书之文，则淮南之说是也。＇吕氏春秋当染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史固辨于明堂行政之典者。故墨子之学，诚为明堂之学也。＇古大庙大学，皆与明堂同物，前已言之。墨子最讲实用，而其书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讲哲学、伦理，兼及自然科学，极其清深者，古明堂为宗教哲学之所存也。然此非墨子宗旨所在，特师授以书，则从而传之耳。＇大学虽东周后尚不能尽废。然未闻有一人合，学成而出仕者，则以所肄者为宗教家言，非实用之事也。大学所教，既为宗教家言，故为涵养德性之地。礼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又曰：“君子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乞言养老之礼，执酱而馈，执爵而醑（醑，虚口），所以隆重如此者，正以其所诣师者，其初乃教中尊宿耳。又王制曰：“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凯旋而释奠于学。由此二端，可想见古代大学性质，为宗教哲学之所存也。＇其宗旨所在，曰兼爱，而行之则以非攻。曰贵俭，而行之则以节用、节葬、非乐。所以动人者，曰天志（其天神为人格神），曰明鬼，而辅之以非命。曰上同，使下之人听于上。＇盖本夏道，而夏时较古，人之思虑较少，人与人对立程度浅，乐尽力以服从于其上也。＇曰上贤，盖前代亲亲，不如周人之甚。参观孙星衍墨子后叙，知用夏政之不虚也。
古书多以儒墨并称，亦以儒侠并称，侠者，后世江湖豪杰之流。盖封建制度之坏，士失所养，＇封建制度之诸侯、大夫，多喜养士，及其国灭家亡，或习奢侈而暇养士，而士失所养。＇而不能为农工商，乃别成为一阶级。性质近乎文者为儒，＇游说之士，大抵从儒中出。＇近乎武者为侠。孔子、墨子，乃就此两社会而感化之，非此两个阶级，为孔、墨所造成也。墨子长于守御（其书末二十篇），盖自侠之团体中来也（墨子非攻，故仅取兵法中守之一部分）。
儒为封建制度崩溃时失养之士，性质近乎文的阶级，前已言之（其性质见于礼记之儒行）。＇儒之义为柔，若曾子之竞竞自守，言必信，行必果者，盖其本来面目。＇孔子为此阶级中之闻人，惟孔子之道，不尽于儒。孔子之学颇博，多知前代之治法。此时前代治法之可考者，有夏、殷、周三代。孔子以为当更迭使用，于是有春秋通三统之义（谓封前二代之后以大国，使保存其治法，说见春秋繁露）。孔子又观治化升降，以为最古之时最美，是谓大同，时代渐降则渐劣，谓小康，说见礼记礼运篇。然则更劣于小康，必为乱世矣。春秋张三世之义，以二百四十年，分为三世，据乱而作，（表示治乱世之法。）进于升平，（小康）更进于太平，（大同）（见于公羊何注）盖欲逆挽世运，复于郅治也。
孔子之道，具于六经，而六经之中，易与春秋为尤要。易言原理，春秋据此原理而施诸人事。故曰：“易本隐以至显，春秋推见至隐。”（史记）其根据原理施诸人事，则恃君长为之。故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卦系辞）而“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四竟之治。”（公羊隐公元年注）此略近希腊柏拉图推最高之哲人为君之义。惟希腊人无一统思想，故只计及一国之君。孔子则不然，故又计及诸侯之上，当有一王耳。
孔子所谓大同，盖农业共产小社会。所谓小康，则封建之初期，阶级虽已成立，旧时共产社会之规模，尚未甚坏者也。自此以后，资本势力又继封建势力而起，治化只有日趋于劣。不知铲除阶级而欲借政治之力，以谋革命之彻底完成，可谓南辕北辙。然自近代以前，学者之见解，固皆如此（革命常为政治的），不足为怪。
易之大义，为“变易”“不易”“简易”三者。“变易”谓宇宙间一切现象，无一息而不变；“不易”谓万变之现象，仍有其不易之则。（如气候时时在变，四季亘古如斯。古人只有循环之思想，无进化之思想。辩证法之变动，非其所知）“简易”，则言自然力出于自然，非如人之作事，倦而必须休息，故能永不间断差忒，犹佛家之贵无为而为贱有为也。此意义亦甚周匝（易一名而含之义，见易纬乾凿度，周易义疏八论之一引）。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故重教化。而其教化也，必先之以养。孔子言先富后教（论语子路子适卫章），孟子言有恒产然后有恒心，首欲浚井田制度，继之以庠序之教（梁惠王上、滕文公上），此皆思想也。此为历代儒家之传统思想，将来当再言之。惟儒家在政治上之抱负，因社会组织已变，无由实施。其有于中国者，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