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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儒家之传统思想，将来当再言之。惟儒家在政治上之抱负，因社会组织已变，无由实施。其有于中国者，乃在社会方面：（1）重人与人相和亲，而不重政治力量之控制。（2）儒家最重中庸，故凡事不趋极端，制度风俗，皆不止积重难返，而中国人无顽固之病。（3）儒家重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谓“絜矩”。＇其标准极简单明了，而含义又极高深，所谓愚夫愚妇，与知与能，而圣人有所不能尽。恕成为普遍的人生哲学，无意间为社会保持公道，此儒家之大有造于中国社会者。
第3章 国学概论（3）（）
阴阳家之书尽亡，惟邹衍之说，略见史记孟荀列传。其说看似荒诡，实则不过就空间（彼所谓中国）、时间（所谓黄帝以来）两方面，据所知者，求得其公例，而推诸未知者耳。其研究结果，盖以治国当有五种方法。更迭使用，是为五德终始，＇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言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即五德终始之说也。＇（衍之五德终始，始从所不胜，即水、土、木、金、火；汉末乃改从相生之次，为木、火、土、金、水）此正犹儒家之通三统，彼所谓一德，当有其一套治法，非如后世之阴阳家专讲改正朔、易服色等空文也。（汉志有邹姡ё邮蛞涯庥惺敌兄ǎ咽┯敕瘢癫豢芍侨绾喝酥晕宓抡撸揭愿恼贰⒁追∑淠苁乱玻┕视肴寮铱闪形唤锥巍＃饭孕蚴銎涓柑钢郏揭跹艏已裕按笙槎诩苫洌谷司卸嗨贰保四艘跹艏抑魇В瞧涞浪炀∮谑且病＃�
以上诸家知识，均得诸历史上，均欲效法前代，惟其所欲法者，新旧不同耳。惟法家则注重眼前的事实，＇切合于东周时势。＇故其立说最新。法家之“法”字，又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法、术二者言之，狭义则与术相对，＇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韩非盖欲兼综二派者。＇法所以治民，术所以治治民之人也，见韩子定法篇。法家之书，存者有三：（1）管子，＇二十四卷，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2）韩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3）商君书＇五卷，原本二十九篇，今佚三篇幅。＇也。法术之论，（治民及驭臣下之术）三书多同。惟管子多官营大事业，干涉借贷，操纵商业之论（大体见轻重诸篇）。商君书则偏重一民于农战，（意欲遏抑商业）盖齐、秦经济发达之程度不同，故其说如此。＇齐工商之业特盛，殷富殆冠海内；秦地广而腴，且有山林之利，开辟较晚，侈靡之风未甚。＇＇韩非子多言原理，兼及具体之条件。＇法家之论，能训练其民而用之；术家则能摧抑贵族，故用法家者多致富强，＇如韩申不害相韩昭侯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终其身，无侵韩者。卫吴起为魏文侯将，拔秦五城，守西河以拒秦、韩，文侯卒，事其子武侯，遭谮奔楚，相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秦且以之并天下也。＇卫鞅（商鞅）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任之，遂大强。故秦并天下，原因虽有数端，以人事论，则能用法家之说，实为其一大端。＇盖惟用法家，乃能一民于农战，其兵强而且多（见荀子议兵），亦惟用法家，故能进法术之士，而汰淫靡骄悍之贵族（列国皆贵族政治，独秦行官僚政治），政事乃克修举也。
秦汉时代学术之新趋势
1。交通便利，各种学术，渐相接触，启通学之机。＇前此列国互相猜忌，往来之间，非有节符不能通，而关之稽查尤严，其极，遂至借以为暴。汉有天下，此弊尽去，有“通关梁，一符传”之美谈，而交通便利矣。＇2。利用学术者，将抉择或折衷于诸学之间，而求其至当。故其结果，为不适宜于时代之学术，渐见衰息（如墨家、农家）。其适宜者亦渐与他学相混焉。＇至此自先秦之新发明的时代，变为两汉之整理的时代。犹西洋史上之希腊——发明——与罗马——整理——之关系也。＇
秦有天下，仍守法家之学不变，然此时法家用整齐严酷之法，以训练其民之办法，实已用不着。＇法家宗旨，在“法自然”，故戒释法而任情。揆其意，固不主于宽纵，亦不容失之严酷。然专欲富国强兵，终不免以人为殉。韩非子备内篇云：“王良爱马，为其可以驰驱；勾践爱人，乃欲用以战斗。”情见乎辞矣。在列国相争，急求统一之时，可以暂用，治平一统之时而犹用之，则恋蘧庐而不舍矣。秦之速亡，亦不得谓非过用法家言之咎。＇秦亡之后，众皆以其刻薄寡恩，归咎于法家（其实此系误解），＇盖专以成败论事，归咎法家。＇而法家之学，一时遂为众所忌讳。是时急于休养生息，故道家之说颇行。＇如孝惠元年，曹参相齐，尊治黄、老言者盖公，为言“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参用之，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及继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择谨厚长者为郡国吏，掩人细过，不事事，百姓歌之，有“载其清靖，民以定壹”之辞。孝景时，窦太后好黄、老术，皆其著者。＇然道家主无为，为正常之社会言之则可；社会已不正常，而犹言无为，是有病而不治也。故其说亦不能大盛。
此时社会，（1）当改正制度，（2）当兴起教化，此为理论上当然之结果，无人能加以反对，而此二者，惟儒家为独优，故儒学之必兴者，势也。秦始皇坑儒时，曾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奇药。”＇见史记始皇本纪。＇兴太平，即指改正朔兴起教化言，是始皇固尝有意于此矣。特未及行耳。＇当时致力镇压诸侯之遗，北逐匈奴，筑长城，南略定南越，置郡，迄无闲暇。苟天假以年，或有兴太平之举，亦未可知。＇汉兴，高、惠、文、景四世，海内或未大安，又皆非右文之主，＇高祖贱儒，复值天下初定，陈豨、黥布之乱，迭兴干戈。惠帝时政由吕后，公卿皆武力功臣。文帝本好刑名，复专事安抚同姓诸侯。景帝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而又有七国之乱，复起兵戎。＇故隆儒之举，必待武帝而后行，＇武帝雄略，右文之主，故能从社会趋势，而儒学遂兴。＇
儒学至汉代，去实用渐远，专抱遗经研究，遂渐变成所谓经学。
六经中乐无经，故只有五经。经学初无分歧，至后来乃有今古文之别。今文学最初八家：诗齐、鲁、韩，书伏生，礼高堂生，易田生，春秋胡毋生、董仲舒。＇史记儒林传曰：“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东汉立十四博士：诗鲁、齐、韩，书欧阳、大、小夏侯，＇书分三家：欧阳生、夏侯胜、胜从兄子建。＇礼大、小戴，＇礼分三家：戴德、戴圣、庆普，庆氏未立学官。＇易施、孟、梁丘、京，＇易分四家：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春秋严、颜。＇公羊春秋分二家：严彭祖、颜安乐。皆见汉书儒林传。＇大体仍为今文（惟京氏易可疑）。
古文起于西汉之末，诗毛氏，＇汉书儒林传曰：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隋书经籍志：“汉初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书古文尚书，谓鲁共王坏孔子壁，得古文尚书百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见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景十三王传说文解字序论衡佚文正说。而其辗转传述，皆互相乖异）然此十六篇仍不传，礼云有逸礼，后亦不传（礼记中奔丧投壶，郑注谓皆同逸礼。然逸礼不传）。易有费、高二氏，＇费友、高相，见汉书儒林传。＇春秋有左氏传，＇艺文志楚元王传不言所自来，说文解字序谓献自张苍，论衡案书谓得自孔壁。＇谷梁传＇史记儒林传：“瑕邱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昔人以为今文，近崔适考定其亦为古文，其说盖是。见所著春秋复始。
浅人闻今古文之名，每以为其经之文字大有异同。其实不然，所异者多无关意义。（郑玄注仪礼，备详今古文异字，读之可见＇如古文“位”作“立”，“义”作“谊”，“仪”作“义”之类，皆与意指无关。＇）＇其有关系者，如尚书盘庚“今予其敷心腹肾肠”，今文作“今我其敷优贤扬历”之类，然极少。＇故今古文之异，不在经文，而在经说。＇经本古书，而孔子取以立教。古书本无深义，儒家所重，乃在孔子之说。说之著于竹帛者谓之传；其存于口耳者，仍谓之说；古书与经，或异或同，足资参证，且补经所不备者，则谓之记。今古文之经，本无甚异同，而说则互异，读许慎之五经异义可见。＇今文家虽分家，然其说大体相同；＇不独一经然，群经皆然，读白虎通义可见，此书乃今文家言之总集也。＇古文则诸家之说各别。盖由今文得诸传授，其源同，其流不得大异；古文之说，由诸家自由研究，逐渐创立，故说各不同也。此两点最为紧要。
汉世今古文聚讼之端，最大者为孔壁得书一案。此说如确，则今文家经确不完；如其不然，则所谓古文者，不过民间经学，与立于博士官者不同，与后来古文家之说，出于今文家以外，并无二致矣。孔壁得书一案，似难认真实。详见拙撰燕石札记孔壁条。但今古文之争论，其实与汉世学风变迁，无甚大之关系也。
汉初儒学，均讲经世致用，而是时最大之问题，为民生问题。西汉儒学，齐、鲁不同，今文为鲁学，古文为齐学。说见廖平今古学考，确不可易。但何以有此分派，至汉世何以分张更甚，廖氏初未能言。予意齐为大国，经济发达，鲁则不然，此为儒家分歧变化之重要原因。廖氏云：今学以王制（礼记篇名）为总汇，古学以周礼为大宗。王制者，百里之国之治法，周礼则千里之国之规模。节制资本之法，周礼中可寻得根据，今学中无之。汉世儒家，只讲平均地权，对于节制资本之义，初不了解，读盐铁论可见。王莽所行之政策，兼斯二者，此莽与其徒党所醉心于古学也，此为古学初得政府中人垂青之故。
王莽覆败，后汉继兴，一切政治，皆务反莽，故所立十四博士，仍皆今学，然社会上崇向古学之风，业已不可遏止矣。此则当时风气渐趋于自由研究，不甘为成说所囿故然也。
自王莽变法失败后，通经致用之风渐泯，经学乃渐流为繁碎之考据。汉书艺文志言，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三十而五经立，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其后则说尧典篇目至十余万言，但说“粤若稽古”（书经第一句）三万言。＇皆指秦恭言之。艺文志注引桓谭新论云：“秦近君（恭字，王先谦汉书补注艺文志云：“王应麟曰：儒林传作秦延君，注‘近’字误。”）能记尧典篇目二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通。＇系引艺文志之大意，与原文略有出入。＇案释经之文，汉时通为章句，观后汉书所载，一经之章句至数百万言者不乏。盖儒学初兴时，从事焉者，率多孤寒之士；后其学流行渐盛，富贵者多从事焉，遂渐移于有闲阶级之手。＇其情形皮锡瑞经学历史之经学极盛时代一篇中详言之。＇学问一入有闲阶级之手，未有不流于繁碎者。又此辈多挂名读书，实则束书不观者，乃开专以意说经之风，见后汉书徐防传。此两种风气，历两晋、南北朝未改，读南北史“儒林传”可见也。其中讲考据者，徒好繁征博引，而不衷于理，后汉之马（融）、郑（玄）、许（慎）诸儒，皆有此弊。王肃专与郑玄为难，然其方法，实与郑同也。＇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贾逵、马融皆古文学，乃郑学所自出。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
第4章 国学概论（4）（）
两汉之世，迷信之心理尚深。儒学既行，儒学所尊崇之圣人，遂渐被附会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问而知，不学而能之人物（见王充论衡）。简括言之，即被造成为神是也。＇盖古人之史学性质少，文学性质多，易于造成与神相类的崇拜之对象。＇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