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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私意），不能用。水心又上箚子，请修实政，行实德。意主修边而不急于开边，整兵而不急于用兵。尤欲节用减赋，以宽民力。时亦以为迂缓，不能用。但欲借其名以草诏。水心力辞。则其不同侂胄之轻举，彰彰矣。兵既败，乃出安集两淮。力陈救败之计。旋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时传言金兵至。民渡江者亿万，争舟至覆溺。吏持文书至官，皆手颤不能出语。水心叹曰：“今竟何如？”乃用门下士滕宬计，以重赏募勇士，渡江劫其营。十数往返，俘馘踵至。士气稍奋，人心稍安。金人乃解。水心相度形势，欲修沿江堡坞，与江中舟师相掎。自此渐北，抚用山水寨豪杰。中朝争于求和。水心以为不必，请先自固，徐为进取之图。盖其审慎于启衅之先，效命于偾军之际，其忠忱才略，咸有足多者。而忍以一节轻议之哉？况所议者，皆捕风捉影，不察情实之谈乎？侂胄既死，其党许及之、曾孝友等，惧得罪，反劾水心附会用兵，以图自免。遂夺职奉词。前此封事具在，竟莫能明其本末。亡国之是非必不明，功罪必倒置，可为浩叹矣。水心弟子周南（字南仲，吴县人），北伐时，尝奉长枢密院机速房之命。辞曰：“吾方以先事造兵，为发狂必死之药，敢乡迩乎？”卒不受命。侂胄之诛，水心弟子与者三人。（赵汝谈、汝囗、王大受。汝囗，一作汝谠，字蹈中，大梁人。大受，字宗可，一字拙斋，饶州人）亦可见水心之宗旨矣。水心既废，杜门家居，绝不自辩，尝叹“女真复为天祚，他人必出而有之”。又谓“自战国以来，能教其民而用之，惟一诸葛亮，非驱市人之比。故其国不劳，其兵不困，虽败而可战。”其经纶又可见矣。其与丁少詹（丁希亮，字少詹，黄严人。水心弟子）书，谓“世间只常理。所谓豪杰卓然兴起者，不待教诏而自能，不待勉强而自尽耳。至于以机变为经常，以不逊为坦荡，以窥测隐度为义理，以见人隐伏为新奇，以跌荡不可羁束为通透，以多所疑忌为先觉，此道德之弃材也。读书之博，只以长敖；见理之明，只以遂非”云云。则卓然儒者之言，虽程、朱无以逾其淳也。然则世之踔弛自喜，好为大言，而实际并无工夫，隐微之地，且不可问；而顾谬托于功利之论，以哗世而愚众者，宁非言功利者之罪人哉？
永康之学，源于东莱。然东莱之论，实与永康绝异，不可不察也。东莱与叶正则书曰：“静多于动，践履多于发用，涵养多于讲说，读经多于读史，功夫如此，然后可久可大。”与朱侍讲曰：“向来一出，始知时事益难平，为学功夫益无穷，而圣贤之言益可信。”其与陈同甫，则曰：“井渫不食，正指汲汲于济世者。所以未为井之盛？盖汲汲欲施，与知命者殊科。孔子请讨见却，但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孟子虽有自任气象，亦云吾何为不豫哉？殆可深镜也。”则实非急于功名之流。其论政事，亦恒以风俗为重。所撰礼记说，訾“秦汉以来，外风俗而论政事”。论语说曰：“后世人所见不明，或反以轻捷便利为可喜，淳厚笃实为迟钝，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处。”与学者及诸弟书曰：“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原，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熏蒸上腾，亦有转移之理。虽然，此特忧世之论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此又当深长思也。”皆卓然儒者之论。其论自治，谓：“析理当极精微，毫厘不可放过。”又谓：“步趋进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会，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则自然不违乎理。”颇能兼朱、陆之长。史称东莱少时，性极褊。后病中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省，遂终身无暴怒。困学纪闻纪其言，谓“争校是非，不如敛藏收养”，则其气象宽博，自有过人者。宜其不与于朱、陆之争，且能调和二家也。
东莱死后，其弟子约，议论渐变。朱子答刘子澄曰：“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子约立脚不住，亦曰：吾兄，盖尝言之云尔？”又一书曰：“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出一般差异的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答潘端叔曰：“子约所守，固无可疑。然其论甚怪。教得学者相率舍道义之途，以趋功利之域。充塞仁义，率兽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极力陈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过当。若据其议论，则亦不得不说到此地也。”可见功利之说，皆起于子约时矣。然其主持，实以陈同甫为最力。故朱子答黄鲁直书，谓“婺州近日一种议论愈可恶。大抵名宗吕氏，而实主同甫”。语类又谓“伯恭门人，亦有为同甫之说”者也。
第67章 理学纲要（19）（）
同甫之为人，不如水心之纯；其才，亦不如水心之可用。（水心行事具见前。龙川落魄，以疏狂为侠。尝三下大理狱。其言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主，晬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乃大言耳）然其论王霸义利之说，则其攻驳当时之论，实较水心为有理致，不可诬也。龙川之言曰：“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皆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一头自如彼。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又曰：“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三代，做之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本末感应，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无有是处，安得有小康？”龙川之说，盖谓义之与利，王之与霸，天理之与人欲，惟分量多少之异，性质则初无不同也。蕺山之言曰：“不要错看了豪杰。古人一言一动，凡可信之当时、传之后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内。不诚则无物，何从生出事业来？”与龙川之言，若合符节。如龙川、蕺山之言，则天下惟有一理，可以成事。如朱子之说，转似伪者，有时亦可成事矣。其意欲使道尊，而不知适以小之也。且如朱子之说，则世之求成事者，将皆自屏于道之外，而道真为无用之物矣。龙川又极论其弊曰：“以为得不传之绝学者，皆耳目不洪、见闻不囗之辞也。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其本质之外，挨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气，百炼之血气也。使世人争惊高远以求之，东扶西倒，而卒不着实而适用，则诸儒所以引之者过矣。”又曰：“眼盲者摸索得着，谓之暗合。不应两千年之间，有目皆盲也。亮以为后世英雄豪杰，有时闭眼胡做，遂为圣门之罪人。及其开眼运用，无往而非赫日之光明。今指其闭眼胡做时，便以为盲无一分光。指其开眼运用时，只以为偶合天下之盲者能几？利欲汨之则闭。心平气定，虽平平眼光，亦会开得。况夫光如黑漆者，开则其正也，闭则霎时浮翳耳。今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画界而立，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两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两千年之天地日月，皆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建功立业，别是法门；这些好说话，且与留着妆景足矣”。案世谓儒术迂疏，正是如此。龙川之言，亦可深长思也。
凡讲学家，往往设想一尽美尽善之境以为鹄。说非不高，然去实际太远，遂至成为空话。中国人素崇古，宋儒又富于理想，用举其所谓尽美尽善之境，一一传之古人；而所谓古人者，遂成为理想中物。以此期诸实际，则其功渺不可期；以此责人，人亦无以自处矣。此亦设想太高、持论太严之弊也。龙川与朱子书曰：“秘书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今诗书载得如此洁净，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洁净。”破理想之空幻，而据实际以立论，亦理学家所当引为他山之石也。
所谓义利，往往不可得兼。然此自系格于事实，以致如此。若论究竟，则二者之蕲向，固未尝不一。所谓舍利而取义者，亦以格于事势，二者不可得兼云然，非有恶于利也。主张之过，或遂以利为本不当取，则又误矣。龙川之言曰：“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恶于得禽也。范我驰驱，而能发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岂有持弓矢审固，而甘心于空反者乎？”亦足箴理学家偏激之失也。
龙川之论，朱子拒之如洪水猛兽，又视其辟江西为严，然其议论之可取如此。亦可见道理之弘，不容执一成之见以自封矣。然朱子之言，亦有足资警惕者。朱子答吕子约书曰：“孟子一生，忍穷受饿，费尽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寻四字。今日诸贤，苦心劳力，费尽言语，只成就得枉尺直寻四字。”其言足资猛省。盖谓凡能成事者，皆有合于当然之道，不得谓惟吾理想中之一境有合，而余皆不合，其言自有至理。然世事错综已极，成否实难预料。就行事论，只能平心静气，据我所见为最是者，尽力以行之，而不容有一必其成功之念。苟欲必其成功，则此心已失其正。成功仍未可必，所行先已不当矣。故论事不宜过严，而所以自律者，则本源之地，不容有毫发之间。龙川箴朱子立论之过隘，朱子讥龙川立心之未淳，其言亦各有一理也。
宋儒术数之学
宋儒术数之学，其源有二：一则周子之太极图，邵子之先天图，与参同契为一家言，盖方士修炼之书也；一则天地生成之数，司马氏之潜虚，及刘氏、蔡氏、河图、洛书之说本之。
所谓天地生成之数者？其说见于郑氏之易注。易系辞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一、三、五、七、九为天数，二、四、六、八、十为地数，所谓天数五，地数五也。一、三、五、七、九相加，为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相加，为三十，所谓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也。二十五与三十相加，为五十有五，则易所言之凡数也。郑氏注曰：“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妃，未得相成。于是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此所谓五行生成之数。汉书五行志左氏昭公九年：“裨灶曰：火，水妃也，妃以五成。”疏引阴阳之书，言五行妃合；十八年，“梓慎曰：水，火之牡也。”疏引阴阳之书，言五行嫁娶，说皆略同。后人于郑氏之说，或多驳难，然非此无以释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月令言五方，木、火、金、水皆成数，惟土为生数。太玄玄图篇云：“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说亦大同，惟中央不言五与十而已。司马氏潜虚所用，即系此数。
温公潜虚，亦从万物之所由来说起。由此推原人性，而得其当然之道。其说曰：“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务也。命者，时之遇也。”盖亦欲通天人之故者也（谓万物皆祖于虚，不如张子泯有无为一之当）。其气图：以五行分布五方，用其生数为原、荧、本、囗、基，而以其成数为委、焱、末、刃、冢。以此互相配合，其数五十有五，尽成级数，是为体图。体图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