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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故用之治人，则祸其人。夫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故欲不可无，节之而已。谓欲有邪正则可，以理为正，以欲为邪，则不可也”。此为戴氏主意所在，自比于孟子不得已而言者。吾闻朱子之言曰：“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则朱子所谓天理，亦即欲之出于正者。与戴氏谓“欲其物，理其则”同。未尝谓凡欲皆不当于理也。人之好生，乃其天然不自已之情。自有人类以来，未有能外之者也。世固有杀身以成仁，亦有杀以止杀者。彼以为不杀其身，不杀杀之可以止杀之人，则于生道为有害。其事虽出于杀，其心仍以求夫生也。自有人类以来，未有以死为可歆，生为可厌者。戴氏以为宋学者不欲遂其生为虑，可谓杞人忧天之队矣。若谓欲遂人之生者，先不能无自遂其生之心，则又有说。世无不肯舍其身而可以救人者。盖小我之与大我，其利害时有不同。于斯时也，而无舍己救人之心；亦如恒人，徒存一欲遂其生之念，则终必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此成仁之所以必出于杀身；而行菩萨行者，所以必委身以饲饿虎也。彼行菩萨行者，宁不知论各当其分之义，固不当食肉以自养，亦不委身以饲虎哉？不有纯于仁之心，固无以行止于义之事。彼行止于义者，其心固纯于仁。所以止于义者，所能行之仁，止于如此；不如此，则转将成为不仁。故不得已而止于此，而非其心之遂尽于此也。心之量，适如其分而已；及其行之，未有能尽乎其分者，而戴氏所谓戕人之生以遂其生之祸作矣。故以纯乎理恒人，宋儒未尝有此；其有之，则宋学之末失也。至于以纯乎理自绳其身，则凡学问，未有不当如此者。抑天下之人，使皆进于高节则不能。诱掖天下之人，使同进于高节，则固讲学问者，所当同具之志愿。而非天下之人，真能同进于高节，天下亦决无真太平之望也。
戴氏谓“老释以其所谓真宰、真空者为已足，故主去情欲勿害之，而不必问学以扩充之。宋儒之说，夫老释之说，故亦主静。以水之清喻性。以其受污浊喻气质。宋儒所谓气质，即老释所谓情欲也。水澄之清，故主静，而易其说为主敬存理”云云。主静之说，发自周子。其说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盖以人之所行，不越义。而二者名异而实同。义所以行仁，而仁则所以为义立之体。无义固无以行仁，无仁亦无所谓义。当仁而仁，正其所以为义；当义而义，亦所以全夫仁；所谓中也。止于中而不过，则所谓静也。何以能静，必有持守方焉，则程子所谓主敬也。主敬而事物至当不易之则（宋儒所谓理）存焉矣。宋儒所谓静，非寂然不动之谓也。戴氏之说，实属误会。
戴氏谓“宋儒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此亦宋学末流之生。若程朱，则“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两端固并重也。抑进学亦必心明而后能之，故反身自勘之学，终不能不稍重于内。戴氏曰：“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此说与程朱初无以异。又曰：“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知，则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知哉？”此说亦与朱子一旦豁然贯通之说同。天下事物，穷之不可胜穷，论明与蔽者，终不得不反之于心也。然与戴氏力主事物在吾心之外，谓心知之资于事物以益其明，犹血气之资于饮食以益其养者，则未免自相矛盾矣。
戴氏谓“心之能悦懿德，犹耳目鼻口之能悦声色臭味。接于我之身气，辨之而悦之者，必其尤美者也。接于我之心知，辨之而悦之者，必其至是者也”。夫口之同嗜易牙，目之皆姣子都，耳之皆期师旷，亦以大致言之耳。鸱枭嗜鼠，即且甘带，人心之异，有不翅其若是者矣。谓义理之尤美者，必能为人所悦，其然，岂其然乎？乃戴氏又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絜之人则理明。”故曰：“去私莫如强恕。”
第77章 中国文化史（1）（）
夫历史者，为一种社会科学，为世故人情之较深切之常识也。研究之目的，不外打通眼前之人情世故而已。然事由直接经验，恒不能顾及全部，见其大者，必当知其小而推其大，通大小之事而为一。
研究历史之目的
“现在不能说明现在。”
历史者，所以求知社会之所以然，必注重于文化。不可偏重一二端。
“现在不能说明现在。”常称于今世之史学上。夫历史者，为一种社会科学，为世故人情之较深切之常识也。研究之目的，不外打通眼前之人情世故而已。然事由直接经验，恒不能顾及全部，见其大者，必当知其小而推其大，通大小之事而为一。人多信任故知，鲜任新交，苟不得已，亦必探求新交之履历。此何故者？盖现在所以为如此之人，非偶然之事，亦非起自现在。其深受过去种种之影响，而为已往历史所规定矣。固不能以现在说明之。任故知，求新交之履历，不外知其过去而已。社会亦如是，研究历史，即研究过去社会之事实，所以求知现社会之所以然，通眼前之人情世故。此则所以研究之理由也。
何谓文化
文化之定义，研究史学与社会学者，各有不同，大别之可分为二：（1）视文化之范围过狭。仅以学术、文学、美术、宗教等为文化。若文化人、文化事业等名词，颇通行于社会，成文化之通俗意义。实则不然。盖社会之种种，不在狭义文化中者颇多。仅注意学术等一方面，即不能将社会作为整个的研究。（2）视文化之范围过广。凡一切人为之事，概谓之文化现象。其意即谓有意的。然有意之事，不仅人为，一切生物之所为，亦莫不有意。既不闻有动物文化等语，则凡属有意之举动，亦不能谓之文化现象。今依据相当之理由，折中言之，而得以下之文化定义。
人的特色，使用工具，故不待机体的进化。其所以能使用工具，由于：（1）手足分工。（2）手之拇指与余指相对。又人之脑特别发达，能构成概念。人之发音器官发达，能造成繁之语言——其扩大者为文字。故人不但能改变自己以适应于环境，且能改变环境使适应于自己，是谓控制环境。又人系一种社群动物（对家庭动物而言），凡事皆以群力为之。——此为人与猿极重要的区别，几与四手及手足之区别相等，因猿之群居本能，比之于人，殊不足数。
文化者，人有特殊之禀赋，能制造使用工具，有良好之交通工具（语言）所造成之控制环境之共业（见商务本文化进化论）。因而人之行为纯粹从机体来看，不在文化范围之内。但人之行为之殆全部机体都只供给能力，其以何形式而出现，几全视乎其文化。故文化之范围极广。
前人以为天下之事，一动一静，故社会亦一治一乱，为不易之真理。实则其过重视机体，而混超机体与纯机体为一。盖整个社会可以此动而彼静，一治一乱，仅能谓之社会之病态。
中国文化之起源
世界各民族之分歧，由于文化之相异，而生活之不同。世界之民族，能自言其缘起者，率由开化较早之邻族为之记述。吾国开化极早，无可借镜。而民族缘起，必在有史以前，既不可能求之故书，仅能求之于考古发掘。故近二十年来之说，可资采取，前此则无甚价值。
民国十二三（1923～1924）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见古人遗迹，考古学家名其人为“北京人”。推究其年代，约距今四十万年。此只能证明中国地方，有甚古之居人，不能言其与中国民族有何关系。民国十年（1921），辽宁锦西县沙锅屯，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十二三年，甘肃（西南部）青海（东部），发见古人遗迹。专家言其人之骨骼，与今华北人同（同种族）。此种遗迹中，有彩色陶器，与亚洲西南部、欧俄、意大利北部相似。
民国十九年（1930），山东历城县城子崖，廿年，滕县、日照县，浙江杭县等地发见之古迹中，有黑色陶器。此为沿海江、河下流之一种古文化。名之为“黑陶文化”，若以此为中国文化之基本，则中国文化系起于东部，江、河之下流。然若无更古之文化发见，则“黑陶文化”当为中国文化之起源。可以下列诸点证明之。
1。自黄河流域以北，石器时代的情形，近来略有些明白。大约漠南北各为一种。自黑龙江北部经朝鲜北部至黄河流域又为一种。此种石器，多与鬲（三足土器）并存。鬲在考古学上，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前一种为渔猎遗迹，后一种为农耕遗迹，可推之与中国民族相衔接。＇
2。又考古学上中国之古迹，与太平洋沿岸诸地相类者颇多。
3。在历史上。（1）中国食以植物并鱼为主。＇湿热之地，植物繁茂，故多以植物为主，寒冷之地，则多以动物为主。＇（2）衣以麻、丝为主，而其裁制宽博。＇湿热之地，衣多宽博，寒冷之地，衣多短窄。＇（3）宫室以木为主。＇以木为架，起自巢居，以土为墙，起自穴居。＇（4）货币以贝为主。＇用金后最著者钱，钱有孔，犹仿贝制。＇（5）宗教上敬畏龙蛇。＇龙蛇皆水属＇皆足见其文化起于东南湿热之地。（6）人所聚处曰州。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起于东南江、河下流沿海之地，似无疑义。＇愈古之民族，其受地理之影响也愈甚。是以古代开化早前之民族，必沿海，旁大河，土地肥沃，温湿之地。＇惟近来作此主张者，不能分别中国人与马来人（古之越人，越亦作粤），亦是一病。
1。在文化上，古代中南北分为三派。＇古代文化，多就地理之纬度而不同。＇而处置头发之方法，恰为其表征。即北族辫发（亦作编发），南族断发，＇亦作祝发，断、祝音近，古通。又作披发、被发，披、被，皆为囗之假借，囗，假发也，有离字之义。＇中原冠带。此俗古人执之甚固。盖由来已久。＇论语宪问，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左传，哀公十五年，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皆可见吾国古代视冠带之事甚重。盖一种风俗，传之既久，则常带有神秘性矣。＇
2。又越族之文身（包雕题言之。雕题，即脸上刺文），＇越族特异之俗有二：一曰断发文身，二曰食人。征诸后世史乘，地理学家所谓亚洲大陆之真缘边者，无不皆然。而在古代，我国沿海之地亦如是。中国古谓文身之故，即因入海可避鱼害。清阎若璩笔记载，广东省城孙禄文身事，即谓因下海取珠故。则古说亦为可信。＇入中国则为黥刑。盖初以异族俘虏为奴隶，后乃施诸本族之罪人。＇古不知劳力之可贵，故得俘虏即杀之，而本族之有罪者，则以逐出本族为最酷之刑。以古依族为生，逐出后他族又不容之，不啻置之死地矣。及悉劳力之可贵，则获俘虏以为奴，而本族之罪人，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乃亦黥其额以为识。五刑之黥，本与文身为一事，即起于此也。＇此二者，可证中国与马来，决非同族也。
3。又马来之族，最重铜鼓，吾族则无此物。中国民族，就古史观之，似起于今山东。古书说九州，每州皆方千里（1000平方），略与禹贡之州相当。禹贡之九州，约当今江、河二流域之地。但此系一说。＇前人以此九州，即为尧、舜、禹时之土地。实则不然，经近人证明，禹贡所述，盖战国时学者以意区分，最早亦仅在春秋时。＇淮南子地形训言：“九州之大，纯方千里。”（纯即边，谓以横直线相乘）＇纯，深衣之边。引申之凡边皆曰纯。＇则合九州，只与禹贡一州相当。蒙文通说（见所作古史甄微），其正北之济，即在齐地。而尔雅释地言中有岱岳，则泰山为古中国之中心，其说是也。然则古九州，大略不过今山东之地耳。
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为州之古义。古“州”“洲”一字，亦即后世之“岛”字。＇州，古音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