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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为州之古义。古“州”“洲”一字，亦即后世之“岛”字。＇州，古音雕，一字二训，乃别造“洲”字，以洲水中可居者。至“岛”字更属后起。书禹贡“岛”字，伪孔安国传谓读为“岛”字。伪孔安国传为晋人作。则州、洲之转今音。“岛”字之造，为水中可居者，后“州”字之训，兼为陆地所居之区域。古音之废，约当晋时也。＇中国民族古盖湖居，＇泽居＇岛为人之所聚，故由水中可居之义，引申为人所聚之义，后乃分造“洲”“州”两字耳。
此边线之东南西北四点，尔雅谓之四极，再加四隅四点，淮南谓之八极。
历史年代
石器时代，大体无文字。铜器时代，则为文字萌芽之期。故石器、铜器时代，大体与历史及史前史时代相当。
中国历史上确实之纪年，为共和元年，在公元前841年。＇民国纪元前2752年。韩非说难曰：“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宣王元年，后于共和纪元14年。史记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具。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春秋记始鲁隐公元年，实周平王四十九年，其后于共和元年119年。足征古史纪年，起于西周末造，史公之作，自有所本也。＇
自此以前，只有零碎的材料。如书经记某年之某月某日为某甲子；及朔、望、生魄、死魄。春秋记晦、朔、日食。诗言“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之类。后人据之，用历法逆推。＇谓之“长历”。然昔人从事于此者，其术多未甚精；古历法亦多疏舛；史籍记载，及经传钞，又皆有讹误。故其所推，未可尽据。然因据事实，故各家所推年数，亦多相差无几。＇大抵上溯至尧为止。＇因实多本之书，而书以尧为始也。＇（更上于此者，如汉书律历志所载之张寿王等，不知其所据）最普通者有二：（1）汉刘歆所推，见汉书律历志。尧元年在公元前2144年。＇刘歆作世经，推校前世年岁，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二，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2）宋邵雍所推，见其所著之皇极经世书。尧元年在公元前2357年。＇为甲辰，民国纪元前4268年。＇
近代考古学上所发掘。据安特生所假定，仰韶一系之文化，约自公元前3500至1700年，正在中国有史时代与先史时代之间也。
古书所言古史年代，多不足据。然亦非信口开河。以予所研究，则古人好举成数。而其成数，可举至百位。＇此在今人，亦有此习，特至十而已。＇凡在位较久之君主，大率假定其年代为百年。如尧七十二使舜摄政，其时舜年三十，摄政二十八年而尧死，时舜年五十八。服丧三年，舜年六十一，明年即帝位。三十九年而死，则年正百岁。是其一例。＇盖先臆定其年为百岁，然后以其事分隶之年。＇尚有一种说得庞大无伦，则系根据历法，而其所根据之历法又有二：（1）刘歆之三统历，以十九年为一章，＇以一章内置七闰。＇四章（76年）为一蔀。二十蔀（1520年）为一纪。三纪（4560年）为一元。六百十三元，为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年。此诗疏引纬书言文王受命以前之年岁也。（2）为王莽三万六千岁历（36000）81=3276000年。路史余论引春秋纬言春秋末年以前年数如此。纬书所言年代，皆以此二者为本。＇又“历元”者，历法之元始也。后汉书律历志：“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大抵上推日月五星至适宜之时，定此日为历元。凡一种历法，必自有其元也。＇
三皇五帝事迹
古代公众事业，必附会于一个人。古代的所谓政治，是包括一切的。故古代一切事业，悉归诸部落酋长，此即后人所谓古帝王。古帝王的系统，为三皇五帝之王。此纯系后人所编制。古代一部族中，有最高主权者谓之君。为许多君所归往者谓之王（王者，往也）＇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自谓有血统关系者），或部落而处（居地相近而联合者。至不辨其为氏族与部落，则名之曰部族，辽史有部族志），酋长主之，即所谓君，文化较低时，各自为政，迨稍进步，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推有才德者主其各部族间之事，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其强者且可涉及其内政，于是诸部族率听命于一部族，此部族之长，即所谓王也。故同时各地，皆可有王，实力衰，则复降为君。＇古语“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孟子万章上＇此乃一种理想。事实上系许多王同时并列，各不相涉。（大者如春秋时吴、楚皆称王，小者如战国时越为楚所破。史记言句践之后。或为王，或为君，服于楚。＇见越世家＇）春秋时北方大而文明之国较多，最强大之齐、晋不敢称王，只争做诸侯之长，是之谓霸。＇霸，原当作伯，伯，长也。盖是时北方之周王，既无实权，复受传统观念，虽诸侯强大，不遽废之。遂别争霸。＇战国时，七国皆称王，＇七雄地小者与王畿侔，大者则又过之，实即春秋前之王，故各国后皆称王。＇其时又感觉诸王之上须有一个为诸王所听命者，无以名之，乃借天神之名而称之为帝。但帝迄未能成。＇齐、秦尝并称东、西帝，旋去之。秦围邯郸时，魏使客将军辛垣衍欲令赵尊秦为帝，亦未果。＇
第78章 中国文化史（2）（）
古有德号地号之别（见礼记月令疏引服虔说），＇服虔云：“自少暤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号以其事。”＇三皇皆德号，可见言古史而取三皇，系用以代表社会进化之重要现象。至五帝则代表政治系统之意多矣。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又与炎帝战于阪泉。他书或只载其一。＇大戴礼记五帝德只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文，而贾子益壤曰：“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尤可见此二事实一。＇神农（炎帝）姜姓，蚩尤亦姜姓，涿鹿、阪泉，释者皆以为一地。＇阪泉，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在上谷。又引张晏云：涿鹿在上谷。此虽因汉世县名附会，然可证其为一地也无疑。＇故或谓阪泉、涿鹿之战，实一事。炎帝、蚩尤即一人，其说似是。涿鹿释者或谓在涿郡（今河北涿县），＇服虔说＇或谓在上谷涿鹿县（今察哈尔涿鹿县）。盖因汉世地名附会，不足据。太平御览州群部载帝王世系引世本，谓涿鹿在彭城，则今江苏铜山县也。＇战国策魏策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起；禹攻三苗，而东夷之兵不至。”此为涿鹿在东方之明证。史记集解又引皇览，谓蚩尤冢在寿张（后汉县，今山东东平县），其肩髀冢在钜野（汉县，今山东钜野县），亦距彭城不远也。＇
大戴礼记史记又言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常璩华阳国志以江水为金沙江，若水为鸦龙江。郦道元水经注因之。此大非。其实古江为南方之水之通称。若水，王筠说：古桑字作囗，亦可作囗，作囗（加囗以象根）。楚辞之若木，即桑木＇楚辞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见所著说文释例）其说极通。故青阳，昌意所居，亦当在东方也。尧都据世本亦在彭城。＇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谓“尧之都后迁涿鹿，世本谓在彭城”。＇而孟子称舜为东夷之人（离娄下），故五帝踪迹，皆在东方，至夏乃居于河、洛流域，见楚辞（天问），周书（度邑）等皆然。＇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盖尧遭洪水，使禹治之，用力虽勤，而沈灾实未能澹，自禹以后，我族乃渐次西迁。自伊、洛渡河，即为汾、浍之域。唐、虞、夏支庶，盖有分徙于是者。＇
商又兴于东方，其始祖契封于商。旧说在今陕西商县。＇书伪孔传疏曰：“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大华之阳。皇甫谧云：今上洛商是也。”上洛商即今陕西商县。＇似不如谓在河南商邱之确。＇左传襄公九年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曰：“汤以为号。”又书序王肃注云：“契孙相土居商丘，故汤因以为国号。”左氏襄公九年疏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伪孔、杜预，多同王肃，然则汤誓伪孔传谓“契始封商，汤遂以为天下号”者，意亦不谓其在大华之阳，乃疏强分商与商丘为两地，转谓伪孔、杜预之说，同于郑玄，实郑玄之说非，而伪孔、杜预之说为实也。商丘即今河南商邱。＇又居蕃（世本），＇世本曰：“契居蕃。”＇王国维说：即汉之蕃县（今山东滕县），＇见所著观堂集林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古人率以当时地名述古事。世本战国时书，汉地名于战国为近，此说似可信。汤居亳，汉京兆杜县有亳亭。然汤所居，孟子而外作薄，恐孟子所用乃借字。＇管子地数轻重甲荀子议兵吕览具备墨子非攻下篇皆作薄。惟非命上篇及孟子作亳，说文亳字下不言汤所都。然史记六国表以“汤起于亳”，与“禹兴于西羌，周以丰镐伐殷，秦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言，则汉人久混薄、亳一。故纬候有“天乙在亳，东观于洛”之文。＇汉薄县，在今河南夏邑永城县境。汤破桀于鸣条，地不可考。孟子言舜卒于鸣条，为东夷之人，则亦当在东方。＇吕览简选篇曰：“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郕，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郕，见春秋隐公五年，公羊作成，今山东宁阳县。淮南子修务训曰：“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荀子解蔽篇曰：“桀死于亭山。”巢门者南巢之门，亭、历声之转，后人以春秋时地名释之，谓南巢为今安徽巢县，历山在和县，实不然。历山疑即舜耕处，仍在今山东境内。由此二地观之，鸣条盖亦在山东也。＇古书多言桀与东夷之交涉，盖桀之势力东展，乃与汤起冲突也。然汤胜桀后居偃师（河南今县），仍在河洛流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汤受命而王，作官邑于下洛之阳。”盖即偃师之地。＇
周又兴于西方，后稷封邰，＇史记周本纪：“封弃于邰，号曰后稷。”＇旧说今陕西武功县。公刘居豳，＇按史记曰：“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则公刘尚未居豳。史记刘敬列传匈奴列传诗毛传皆言公刘居豳者，乃约略之辞。＇今邠县，大王迁岐，今岐山县。至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在今长安境内。＇史记集解：“徐广曰：丰在京兆鄠县东，有灵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数十里。”＇为自西而东。近人钱穆作西周地理考，谓周自今山西西南部汾水流域入渭水流域，于发展形势亦合。＇西周地理考谓邰即台骀之地。左氏昭公元年，言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台骆，“宜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水经涑水注：涑水兼称洮水。是台骀居汾、涑之域也。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骆、芮、岐、毕，吾西土也。”御览引隋图经：“稷山，在绛郡（今山西稷山县），后稷播百谷于此。”水经注：山西去介山五十里（介山，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周书度邑：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亦即豳。然则公刘旧邑，实在山西；大王逾梁山，当在今韩城；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也。案，虞、夏之间，吾族西迁河、洛，更渡河而入河东。山西之地，三面皆山，惟自蒲津渡河入渭域为平坦，钱氏之言，衡以地理情势，固无不合矣。＇要之，不论何说，周之根据地，总较夏又展向西北。
此事于汉族之发展，关系殊大。盖东南水利较饶，西北地较瘠，人力奋而文明进展矣。＇地理气候较优，无所需人力之地，及地理气候过劣，尽人力而无所得之地，文化皆不易发展。文化进展最宜者，乃为人力尽而有所获，生计无乏之地。西北较瘠之区，盖正合此条件也。＇沟洫之制，发达于北方。周官遂人、匠人，言沟洫之制甚详。＇又用铜东南较西北为发达（战国时，楚与吴、越，皆以兵器著名。古兵器用铜）。＇浙江杭县之古荡，发掘得有孔石斧，似用铁器旋入，又多石英器，质坚，非金属不能穿凿，则已在石铜兼用之期。虽时代尚难推断，然南方之用铜，必尚在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