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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指示治学门径之书甚多，然多失之浩博。吾今举出经学人入简要之书如下：
皮锡瑞经学历史。此书可首读之，以知历代经学变迁大略。
廖平今古文考。廖氏晚年著书，颇涉荒怪。早年则不然。分别今古文之法，至廖氏始精确。此书必须次读之。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吾举此书，或疑吾偏信今文，其实不然也。读前人之书，固可以观其事实，而勿泥其议论。此书于重要事实，考辨颇详，皆前列原书，后抒己见；读之，不啻读一详博之两汉经学史也。此书今颇难得；如能得之者，读廖氏今古文考后，可续读之。
礼记王制注疏、周礼注疏、陈立白虎通疏证、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今古文同异重要之处，皆在制度。今文家制度，以王制为大宗；古文家制度，以周礼为总汇。读此二书，于今古文同异，大致已可明白。两种皆须连疏注细看，不可但读白文，亦不可但看注。白虎通义，为东京十四博士之说，今文学之结晶也。五经异义，为许慎所撰，列举今古文异说于前，下加按语，并有郑驳，对照尤为明了。二陈疏证，间有误处；以其时今古文之别，尚未大明也。学者既读前列各书，于今古之别，已可了然，亦但观其采摭之博可矣。
此数书日读一小时，速则三月，至迟半年，必可卒业。然后以读其余诸书，即不虑其茫无把握矣。
第9章 经子解题（2）（）
古代史书，传者极少。古事之传于后者，大抵在经、子之中。而古人主客观不甚分明；客观事实，往往夹杂主观为说；（甚有全出虚构者，是为寓言。参看后论读子之法）而其学问，率由口耳相传，又不能无讹误；古书之传于今者，又不能无阙佚。是以随举一事，辄异说蜂起，令人如堕五里雾中。治古史之难以此。苟知古事之茫昧，皆由主客观夹杂使然，即可按其学术流别，将各家学说，分别部居；然后除去其主观成分而观之，即古事之真相可见矣。然则前述分别今古文之法，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并可施之诸子也。此当于论读子方法时详之。唯有一端，论读经方法时，仍不得不先述及者，则“既知古代书籍，率多治其学者东鳞西爪之谈，并无有条理系统之作，而又皆出于丛残掇拾之余；则传之与经，信否亦无大分别”是也。世之尊经过甚者，多执经为孔子手定，一字无讹；传为后学所记，不免有误。故于经传互异者，非执经以正传，即弃传而从经，几视为天经地义。殊不知尼山删订，实在晚年，焉能字字皆由亲笔。即谓其字字皆由亲笔，而孔子与其弟子，亦同时人耳，焉见孔子自执笔为之者，即一字无讹？言出于孔子之口，而弟子记之，抑或推衍师意者，即必不免有误哉。若谓经难私造，传可妄为，则二者皆汉初先师所传，经可信，传亦可信；传可伪，经亦可伪也。（若信今文之学，则经皆汉代先师所传，即有讹阙，后人亦无从知之。若信古文之学，谓今文家所传之经，以别有古经，可资核对，所异唯在文字，是以知其可信；则今文先师，既不伪经，亦必不伪传也）是以汉人引用，经、传初不立别。崔适春秋复始，论“汉儒引公羊者皆谓之春秋；可见当时所谓春秋者，实合今之公羊传而名之”甚详。余谓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经亦如此。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毫厘，缪以千里”。（此二语汉人引者甚多，皆谓之易）今其文但见易纬。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载孟子对齐宣王好勇之问曰：“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唯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唯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当为诗、书之辞；然“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实为后人评论之语。孟子所引，盖亦书、传文也。举此两事，余可类推。（近人过信经而疑传者甚多。予去岁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曾力辨之。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二十册，可以参观。又如北京大学月刊一卷三号，载朱君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谓欲“判别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敌共许之法。古书中无明文。今古文家之传说，一概捐除。唯易十二篇，书二十九篇，诗三百五篇，礼十七篇，春秋论语孝经七书，为今古文家所共信。因欲取为判别二家是非之准。”朱君之意，盖欲弃经说而用经文，亦与梁君同蔽。姑无论经、传信否，相去不远。即谓经可信，传不可信，而经文有不能解释处，势必仍取一家传说，是仍以此攻彼耳，何立敌共许之有？今古说之相持不决者，固各有经文为据，观许慎之五经异义及郑驳可见也。决嫌疑者视诸圣，久为古人之口头禅，岂有明有经文可据，而不知援以自重者哉？大抵古今人之才智，不甚相远。经学之所以聚讼，古事之所以茫昧，自各有其原因。此等疑难，原非必不可以祛除，然必非一朝所能骤决。若有如朱君所云直截了当之法，前此治经之人，岂皆愚騃，无一见及者邪？）
治经之法，凡有数种：（一）即以经为一种学问而治之者。此等见解，由昔日尊经过甚使然，今已不甚适合。又一经之中，所包甚广，人之性质，各有所宜，长于此者不必长于彼。因治一经而遍及诸学，非徒力所不及，即能勉强从事，亦必不能深造。故此法在今日不甚适用。（二）则视经为国故，加以整理者。此则各本所学，求其相关者于经，名为治经，实仍是治此科之学，而求其材料于古书耳。此法先须于所治之学，深造有得，再加以整理古书之能，乃克有济。此篇所言，大概为此发也。（三）又有因欲研究文学，而从事于读经者。其意亦殊可取。盖文学必资言语，而言语今古相承，不知古语，即不知后世言语之根源。故不知最古之书者，于后人文字，亦必不能真解。经固吾国最古之书也。但文学之为物，不重在死法，而贵能领略其美。文学之美，只可直觉；非但徒讲无益，抑亦无从讲起。今姑定一简明之目，以为初学诵习参考之资。盖凡事熟能生巧，治文学者亦不外此。后世文学，根源皆在古书。同一熟诵，诵后世书，固不如诵古书之有益。而欲精研文学，则数十百篇熟诵之文字，固亦决不能无也。
诗此书近今言文学者必首及之，几视为第一要书。鄙意少异。韵文视无韵文，已觉专门；谈韵文而及于诗经，则其专门更甚。何者？四言诗自汉魏后，其道已穷；非专治此一种文学者，不易领略其音节之美，一也。诗之妙处，在能动人情感；而此书距今太远，今人读之，实不能知其意之所在，二也。（诗义之所以聚讼莫决者，其根源在此。若现在通行之歌谣，其有寓意者，固人人能知之也）故此书除专治古代韵文者外，但略事泛览，知其体例；或择所好熟诵之即可。
书书之文学，别为一体。后世作庄严典重之文字者，多仿效之。若细分之，仍有三种：（一）最难通者，如周诰殷盘是。（二）次难通者，通常各篇皆是。（三）最易通者，如甘誓牧誓金滕诸篇是。第一种存古书原文盖最多；第三种则十之八九，殆皆孔子以后人所为也。此书文字虽不易解，然既为后世庄严典重之文字所从出，则亦不可不熟诵而求其真了解。洪范无逸顾命（兼今本康王之诰）秦誓四篇，文字最美，如能熟诵更妙。禹贡一篇，为后世地志文字体例所自出，须细看。
仪礼礼记周礼仪礼周礼，皆记典制之书，不必诵读；但须细看，知其体例。凡记述典制之文皆然。礼记一书，荟萃诸经之传及儒家诸子而成，见后。文学亦极茂美。论群经文学者，多知重左氏，而罕及小戴，此皮相之论也。左氏所叙之事，有与檀弓同者；二者相较，左氏恒不如檀弓。其余论事说理之文，又何一能如戴记之深纯乎？不可不择若干篇熟诵之也。今更举示篇名如下：檀弓为记事文之极则，风韵独绝千古，须熟读；王制为今文学之结晶，文字亦极茂美，可熟读。既有益于学问，又有益于文学也。文王世子，文最流畅；礼运礼器，文最古雅；学记乐记，文最深纯；祭义，文最清丽；坊记表记缁衣，三篇为一类，文极清雅；儒行，文极茂美；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为仪礼之传，文字亦极茂美。以上诸篇，皆可熟读。然非谓戴记文字之美者遂尽于此，亦非谓吾所指为最美者必能得当，更非敢强人之所好以同于我也，聊举鄙意，以供读者之参考耳。
易此书卦辞爻辞，知其体例即可。彖辞文言系辞传，文学皆极美，可择所好者熟诵之；序卦为一种序跋文之体，可一看。
春秋三传文字，自以左氏为最美。其文整齐研练，自成风格，于文学上关系极巨。左氏系编年体，其文字一线相承，无篇目，不能列举其最美者。大抵长篇词令叙事，最为紧要；但短节叙事，寥寥数语，亦有极佳者，须细看。公羊为春秋正宗，讲春秋者，义理必宗是书；论文学则不如左氏之要。读一过，知其体例可矣。（公羊之文字为传体，乃所以解释经文，与仪礼之传同。后人无所释之经，而抑或妄效其体，此大谬也。此等皆不知义例之过。故讲文学，亦必须略知学问）谷梁文体与公羊同。
论语孟子此两书文极平正，有极简洁处，亦有极反复排奡处，（大抵论语，简洁者多，然亦有反复排奡者，如“季氏将伐颛臾”章是；孟子反复排奡者多，然亦有极简洁者，如各短章皆是）于文学极有益。凡书之为大多数人所习熟者，其义理，其事实，其文法，其辞句，即不期而为大多数人所沿用，在社会即成为常识。此等书即不佳，亦不可不一读，况其为佳者乎？论语孟子，为我国极通行之书，必不可不熟诵也。
此外，尔雅为训诂书，当与说文等同类读之，与文学无关。孝经亦戴记之流。但其说理并不甚精，文字亦不甚美。一览已足，不必深求也。
六经排列之次序，今、古文不同。今文之次，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之次，则为易书诗礼乐春秋。盖今文家以六经为孔子别作，其排列之次序，由浅及深。诗书礼乐，乃普通教育所资；（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盖诗书礼乐四者，本古代学校中教科，而孔子教人，亦取之也）而易与春秋，则为“性与天道”“经世之志”所寄；故其次序如此也。古文家以六经皆周公旧典，孔子特修而明之。故其排列之次序，以孔子作六经所据原书时代先后为序。愚谓今言整理国故，视凡古书悉为史材则通；谓六经皆史则非。故今从今文家之次，分论诸经源流及其读法如下：
一、诗
诗，今文有鲁、齐、韩三家；古文有毛。郑玄初学韩诗，后就毛传作笺，间用韩义。（采蘋宾之初筵两诗皆难毛）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于是三家与毛之争，一变而为郑、王之争。诸儒或申郑难王，或申王难郑，纷纷不定。至唐修五经正义，用毛传郑笺，而其争乃息（王肃之书，今亦已亡。然毛、郑相违处，正义中申毛难郑之言，实多用王说）。
读诗第一当辨明之事，即为诗序。按释诗之作，凡有三种：（一）释诗之字句者，如今之毛氏诂训传是也。（二）释诗之义者，如今之诗序是也。（三）推演诗义者，如今之韩诗外传是也。（三家诂训及释诗义之作，今皆已亡。三家诗亦有序，见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魏、晋而后，毛诗专行者千余年。学者于诗序，率皆尊信。至宋欧阳修作诗本义，苏辙作诗传，始有疑辞。南渡而后，郑樵作诗辨妄，乃大肆攻击。朱子作诗集传，亦宗郑说；而集传与毛、郑之争又起。小序之义，诚有可疑；然宋儒之疑古，多凭臆为说，如暗中相搏，胜负卒无分晓，亦不足取也。清儒初宗毛、郑而攻集传，后渐搜采及于三家。始知毛、郑而外，说诗仍有古义可征；而集传与毛、郑之争，又渐变而为三家与毛之争。时则有为调停之说者，谓诗有“作义”“诵义”；三家与毛所以异同者，毛所传者作义，三家所传者诵义；各有所据，而亦两不相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