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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事实，足以说明社会之所以然，别择甚难。此则世界之历史，所以时时在改作之中，而亦今日之治史学者，所为昕夕研求，孳孳不怠者也。
史籍溯源
史学与史籍，非一物也。会通众事而得其公例者，可以谓之史学；而不然者，则只可谓之史籍。史学缘起颇迟，而史籍之由来，则甚旧也。
英儒培根氏，根据心理，分学问为三类：一曰属于记忆者，史是也；二曰属于理性者，哲学是也；三曰属于情感者，文学是也。中国四部中之史，与其所谓属于记忆者相当，可不俟论；经、子与其所谓属于理性者相当；集与其所谓属于情感者相当，虽不密合，亦姑以辜较言之也。
文学之书，自为一类，盖自二刘立诗赋略始（集部后来庞杂至不可名状，然追原其始，则固所以专收文学之书，七略中之诗赋略是也。范、陈二史，著诸文士撰述，皆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王俭七志犹以诗赋为文翰志；至阮孝绪七录，乃以文集为一部。盖缘后人学问日杂，所著之书，不复能按学术派别分类，乃不得不以人为主，编为别集也。此自后来之迁变，不害始创诗赋略者体例之纯），史则尚附春秋之末也。然则刘略以前，探索原理之经、子，记载事物之史，发抒情感之文，皆混而为一矣。此自古人学问粗略使然，然亦可见其时客观观念之阙乏也。故曰：史学之缘起颇迟也。云史籍之由来甚旧者：人类生而有探求事物根底之性，故必知既往，乃知现在之见解，人人有之。与其恋旧而不忍忘之情，故一有接构，辄思考究其起源；而身所经历，尤必记识之，以备他日之覆按。当其离群索居，则于宇宙万物，冥心探索；群萃州处，又必广搜遗闻轶事，以为谈助。思索所极，文献无征，犹或造作荒唐之辞，以炫人而自慰；况其耳目睹记，确为不诬，十口相传，实有所受者乎？此民间传述，所以远在书契以前；而史官记载，亦即起于始制文字之世也。
史官之设，亦由来已久。玉藻曰：“王前巫而后史。”又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玉藻所记，为王居明堂之礼，必邃古之遗制也。内则称五帝、三王，皆有惇史。而周官所载，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分，又诸官皆有史，盖世弥降，职弥详矣。就其书之存于今者观之：尚书，记言之史也；春秋，记事之史也；大戴记之帝系姓，及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所附之秦纪，小史所掌之系姓也；古所谓礼，即后世所谓典志，亦必史官所记，惟不知其出于何职，大约属于某官之事，即其官之史所记也。古代史官之书，留诒于后世者如此。
民间传述，起源尤古。就其所传之辞观之：有出于农夫野老者，亦有出于学士大夫者；有传之未久即著竹帛者，亦有久之乃见记载者；其所传之事，有阅世甚久者；亦有相去不远者。传之久始著竹帛者，其失实多；而不然者，其失实少。（如管子大、中、小匡篇述管仲事，有可信者，有极悠缪者，即由其或以史籍为据，或出辗转传述也。所传之事，出于近世者，多系人事；其出于荒古者，则不免杂以神话。太史公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盖即如此。纤纬荒怪之辞亦必非全无根据，盖亦以此等传说为资料也）今日读古书，固不能一一知其所出，据此求之，犹可得其大略也。
史通分正史为六家：一尚书，二春秋，三左传，四国语，五史记，六汉书。史汉皆出后世，左氏，近儒谓后人割裂国语为之，说若可信，国语则尚书之支流余裔耳。何以言之？尚书重于记言，既记嘉言，自亦可记懿行；既记嘉言懿行以为法，自亦可记莠言乱行之足为戒者也。古者设官记注，盖惟言、动二端。典礼之书，后人虽珍若球图，当日仅视同档案，等诸陈数之列，迥非多识之伦。系世所记，更属一家之事，故溯史职者不之及也。至史汉出，而体例大异。汉书原本史记；史记亦非谈、迁所自作，观世本之例，多与史公书同，则系当时史官记注成法如此，谈、迁特从而网罗之耳。帝纪及世家年表盖合春秋及系世而成，列传出于国语，史记称列传犹曰语（如礼志述晁错事，曰见袁盎语中），书志出于典礼。前此不以为史者，至此悉加甄采；前此只有国别史，至此则举当日世界各国之史，合为一编。史籍至此，可谓大异于其故，盖浸浸焉进于史学矣。
史学缘起
史籍非即史学，前已言之矣。然则吾国史学，果始何时乎？曰：其必始于周、秦之际矣。何以言之？
史学者，合众事而观其会通，以得社会进化之公例者也。夫合众事而观其会通，以得社会进化之公例，非易事也。必先于社会之事，多所记识；然后以吾之意，为之分类；又就各类之事，一一䌷绎之而得其所以然，然后能立一公例；所积既众，则又合诸小公例而成一较大之公例焉，而史学之公例乃渐出。此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手一足之烈，史学初萌，断不足以语此。先河后海，大辂椎轮，但求其记识搜辑，确以备他日䌷绎之须，则亦可谓之史学矣。信如是也，吾必谓中国史学，起于周、秦之际。何以言之？
吾国有史，由来久矣。然其初之记识，非以供他日纳绎之资也。史官之载笔，盖如后世之胥吏；其所记识，则如后世之档案。纣之欲立微子启，则殷之大史，执简以争，此奉档案之旧例为不可违也。职是故，则珍其档案，而不忍轻弃者出焉。夏之亡也，太史终古抱其图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挚抱其图法以奔周（吕氏春秋先识篇），则是也。儒者之“必则古昔，称先王”（礼记曲礼），意亦如此。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泛不能以自行。”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此皆不脱以史籍为档案之思想，未足语于史学。又有视史事若父老相传之故事，用为鉴戒之资者：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皆此意也。此亦未足语于史学。古之能䌷绎史事，求其公例者，其惟道家乎？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观史事而得所以自处之方，可谓能䌷绎众事，得其公例矣；然于史事初无所传，此仍只可谓之哲学，而不可谓之史学也。韩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可见当时诸家，于史事各以意说，意说而不求其真，此为非史学之诚证矣。且如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古代之史籍，几无不借以传。然春秋之作，实以明义。（左氏为春秋之传与否，姑不论，即谓春秋之传，亦只可谓治春秋者当兼明本事耳，不能谓春秋之作，非以明义也）尧、舜禅让，事究如何，殊难质言，孔子之亟称之，盖亦以示公天下之义耳。孟子万章上所陈，盖即孔门书说也（此事予别有广疑古篇明之）。左氏出于国语。国语者，尚书之流，其为士夫所传习，则吾所谓视如故事、资为鉴戒者耳。战国策者，纵衡家之书，今已亡佚之苏子张子等（见汉书艺文志），盖当与相出入，以为史籍则缪矣。然则十家九流，信未有能知史学者也。
今称史书，必始史记。史记体例，实源于世本，前已明之。史公之作此书，意盖亦以为一家之著述，故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本传。其告壶遂，不敢自比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乃其谦辞耳。然史记论议，率与记事别行，论赞是也。间有不然者，如伯夷列传之类，然较少）与孔子作春秋，删改旧史以明义者迥别。其言曰：“述故事，整齐其史传。”（太史公自序）则始知保存史实，以备后人之研究；与前此九流十家，但著其研究之所得者，迥不侔矣。史记源于世本，而世本出于战国之世（史通谓战国之世好事者为之），故吾谓中国史学，实始于周、秦之际也。
第92章 史学与史籍（2）（）
史不必皆史官所记；史官所记亦不必皆优于寻常人所传。然寻常人非职守所在，所记或断续无条理，又多杂以不经之谈；史官则不容如此，故古史流传，仍以史官所记为可贵。史设专职，古代盖各国皆然。（参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史记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此“诗书”二字，当包凡书籍言。（秦始皇本纪诗书与百家语对举，此处不言百家语，亦包诗书之中）“周室”二字，亦兼诸侯言之，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是时惟周室有史，更非谓诸侯之史，皆藏周室也。（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国之书，乃纬书妄语，古代简策繁重，周室安能藏百二十国之书邪？）当时之史，实类后世之档案，惟官家有之，故一焚而即灭。尚书春秋虽借儒家之诵习而仅存；而如孟子所称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则皆为煨烬矣，岂不惜哉！然史籍亡于周、秦之际，而史学亦肇于是时，是则可异也。岂天其哀念下民，不忍其文献之沦亡，而有以默相之邪？非也。古籍亡灭，后人悉蔽罪于始皇；其实非是。炎汉而后，更无祖龙，然各史艺文经籍志所载之书，果何往哉？则历代书籍，以社会之不克负荷而亡灭者，为不少矣。（焚书之令，当时奉行如何，今不可考；然无论如何严密，谓有此一令，腹地边远皆莫不奉行惟谨，即人民亦莫敢隐藏，亦必无之事也）即史籍但藏于官中，亦非尽亡于始皇之一炬。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岂能皆有向挚抱图法以适兴朝？古代系世掌于小史，周官。而秦、汉以后，公卿大夫，至于失其本系（唐柳芳语，见唐书柳冲传），可见列国互相兼并之日，即其史记沦于兵燹之时；始皇所焚，亦其仅存者耳。夫物，完具则人莫以为意，散佚则思搜辑之者起焉。周、秦之际，实学术昌盛之时，而亦史籍沦亡之世，故悯其残阙而思搜辑之者多也，非天也，人也。
史学之家，自汉以后，盖日益众盛。然记事为史官专职，计书亦辐凑京师（汉仪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见汉书司马迁传注引如淳说，盖太史为天子掌文书，故以正封上之也），故其能斐然有作、以诒后人者，必其能䌷金匮、石室之书，居东观、兰台之署者也。然材料虽取自公家，述作实为私家之业。史谈执手，勤勤以继志为言；而史迁著书，亦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班固欲撰汉书，乃以私改史记获罪，概可知矣。自是以后，作后汉书者有范晔，作三国志者有陈寿，作宋书者有沈约，作齐书者有萧子显，作梁书陈书者有姚思廉，作魏书者有魏收，作北齐书者有李百药，作周书者有令孤德棻，作南史北史者有李延寿，虽其撰述多奉诏敕，然其人必史学专家，或父子相继。此特就今日立于学官者言之耳；此外作而不著、著而不传者何限，亦皆私家之业也。至唐开史馆，集众纂修，而其局乃一变。集众纂修，论者多以为诟病；然史籍降而愈繁，网罗既非国家不能，整齐亦非私家所及，其不得不出于此，亦势使然矣。此其所以虽为世所诟病，而后世修史，卒莫能易此局也。此盖史学益昌，故其撰述遂为私家所不克胜，亦不可谓非史学之进步矣。
史部大略（上）
中国以史籍之富闻天下，乙部之书亦可谓汗牛充栋矣。抑犹不止此，前人之去取，不必尽符乎后人：盖有昔人以为当属史部，而今则摒诸史部之外；昔人以为无与史部，而今则引诸史部之中者矣。然则居今日而言史学，虽谓一切书籍皆史料可也，史之为业，不亦艰巨矣乎？然合诸书而陶冶之，非旦夕间事也。史部分类，历代不同，今亦未暇遍征，但举清代四库书目史部分类之法如下，取其最后出也。
史部之中，昔人所最重者，厥惟正史。正史之名，始见隋志；宋时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史为二十一；清定明史，增旧唐书五代史为二十四；民国又加柯劭忞之新元史为二十五，此功令所定也。功令所定，必仍原于学者之意；读史通最可见之。史通所谓六家，盖刘氏所认为正史；其二体，则刘氏以为可行之后世者。故今正史篇所举，以此为限。其杂说所举十家，则刘氏所谓非正史者也。同一史也，何以有正与非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