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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人之见,每以过而不留者为事,常存可验者为物。研究事理者为社会科学,研究物理者为自然科学,此亦恒人之见耳。宇宙惟一,原不可分,学问之分科,不过图研究之利便。既画宇宙现象之一部,定为一科而研究之,则凡此类现象,不论其为一去无迹、稍纵即逝,与暂存而不觉其变动者,皆当有事焉。此各种科学,所以无不有其历史,亦即历史之所以不容不分科也。然则史不将为他种科学分割以尽乎?是又不然,宇宙本一,画现象之一部而研究之,固各有其理;合若干科而统观之,又自有其理。此庄子所谓丘里之言,初非如三加三为六,六五所余于两三之外也。故普通史之于专门史,犹哲学之于科学。发明一种原理,科学之所有事也;合诸种原理而发明一概括之原理,哲学之所有事也。就社会一种现象,而阐明其所以然,专门史所有事也;合各种现象,而阐明全社会之所以然,普通史之所有事也。各种学问,无不相资,亦无不各有其理,交错纷纭,虽非独存,亦不相碍,所谓帝网重重也。且专门家于他事多疏,其阙误,恒不能不待观其会通者之补正,史学又安得为他科学所分割乎?有相得而益彰耳。然则将一切史籍,悉行看做材料,本现今科学之理,研究之以成各种专门史,更合之而成一普通史,则今日史学之趋向也。
史学能否成为科学,此为最大疑问。史学与自然科学之异有四:自然现象,异时而皆同,故可谓业已完具;史事则不然,世界苟无末日,无论何事,皆可谓尚未告终,一也。自然现象,异地而皆同,故欧洲人发明之化学、物理学,推之亚、非、澳、美而皆准;史事则不然,所谓同,皆察之不精耳,苟精察之,未有两事真相同者也。然则史事之当研究者无限,吾侪今日所知史事诚极少,然史事即可遍知,亦断无此精力尽知之也,二也。自然现象既异时异地而皆同,则已往之现象,不难推知,而材料无虞其散佚;史事则又不然,假使地球之有人类为五十万年,则所知弥少矣,而其材料,较诸自然科学所得,其确实与否,又不可以道里计也,三也。自然科学所研究之物,皆无生命,故因果易知;史事则正相反,经验不足恃,求精确必于实验,此治科学者之公言,然实验则断不能施诸史事者也,四也。由此言之,欲史学成为科学,殆不可得。然此皆一切社会科学所共,非史学所独也。社会现象所以异于自然现象者,曰:有生命则有自由,然其自由决非无限。况自然现象之单简,亦在实验中则然耳。就自然界而观之,亦何尝不复杂?社会现象,割截一部而研究之,固不如自然科学之易,而亦非遂无可为。若论所知之少,社会科学诚不容讳,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即如地质学,其所得之材料亦何尝不破碎邪?故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精确不精确,乃程度之差,非性质之异,史学亦社会科学之一,固不能谓其非科学也。
第97章 中国史籍读法(1)()
弁言
此稿乃予在华东师范大学讲学时,拟于一九五四年春夏间,为历史系毕业班学生作若干次讲演者。开学未几,予即患病,在家休息。所拟讲演之语,病闲后曾写出崖略,仅就涉想所及,既未能精密构思,亦未能详细参考,所说极为浅近,似无一顾之价值。但为初学计,作者虽诒浅陋之讥,读者或有亲切之感,所以未遽弃掷。其中仍有一部分,似乎颇涉专门者,则因旧籍性质如是,不知其性质,无从说起读法也。研究历史之事,不限于读书;读书不限于读中国书;读中国书,亦不限于旧日之史籍;所以此稿所述,不过治史学者一小部分人所有事而已。然治学固贵专精;规模亦须恢廓。目能见六合之大,再回过来治一部分的事情,则其所从事者不至于无意义;而其所取之途径,亦不致误其方向,如俗所谓钻牛角尖者。然则此稿所言,虽仅一部分人所有事,而凡治史学者,似亦不妨一览,以恢廓其眼界了。此亦所言虽极浅近,而未遽弃掷之微意也。一九五四年六月,吕思勉自记。
史学之用安在
史学究竟有用没有用?这个问题提出来,听者将哑然失笑。既然一种学问,成立了几千年,至今还有人研究,哪得会无用?问题就在这里了。既然说有用,其用安在?科举时代的八股文,明明毫无用处;然在昔日,锢蔽之士,亦有以为有用的。(他们说:八股文亦有能发挥义理的。这诚然,然义理并不要八股文才能加以发挥,创造八股文体,总是无谓的。这并不但八股;科举所试文字,论、策外实皆无用,而论、策则有名无实,学作应举文字的人,精力遂全然浪费,而科举亦不足以抡才了。然人才亦时出于其中,右科举者恒以是为解。正之者曰:若以探筹取士,人才亦必有出于其中的;此乃人才之得科举,而非科举之得人才,其说最通。所以一种无用之物,若以他力强行维持,亦必有能加以利用者,然决不能因此遂以其物为有用)可见一种事物,不能因有人承认其有用,而即以为有用;其所谓有用之处,要说出来在事理上确有可通。然则历史之用安在呢?
提出这个问题来,最易得,而且为多数人所赞同的,怕就是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何谓前车之鉴?那就是说:古人的行事,如何而得,则我可取以为法;如何而失,则我当引以为戒。这话乍听极有理,而稍深思即知其非。天下岂有相同之事?不同之事,而执相同之法以应之,岂非执成方以治变化万端之病?夫安得而不误!他且勿论,当近代西方国家东侵时,我们所以应付之者,何尝不取鉴于前代驭夷之策(其中诚然有许多纯任感情、毫无理智的举动和议论,然就大体观之,究以经过考虑者为多。其结果怎样呢?又如法制等,历朝亦皆取鉴前代,有所损益。当其损益之时,亦自以为存其利而去其弊,其结果又怎样呢?此无他,受措施之社会已变,而措施者初未之知而已。此由人之眼光,只会向后看,而不会向前看。鉴于前代之弊,出于何处,而立法以防之;而不知其病根实别有在,或则前代之弊,在今代已可无虞,而弊将出于他途。此研究问题,所以当用辩证法也。譬如前代赋役之法不能精详,实由记账之法不能完善。明初鉴于前代,而立黄册与鱼鳞册,其记账之法,可谓细密了;然记账之事,则皆委之地主、富农之流,此辈皆与官吏通同作弊之人,法安得而不坏?此为历代定法总深鉴于前代,而其结果依然不能无弊一个最深切明显之例。其他若深求之,殆无不如此。此理,方正学的深虑论,有些见到,但仅作一鸟瞰,粗引其端,未及详细发挥而已),所以治史学,单记得许多事实,是无用的。早在希罗多德,就说治史之任务有二:(一)在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二)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据李大钊在上海大学所讲演的研究历史的任务。希罗多德(herodotos),希腊最早之史学家,生于公元前四八四年,即入春秋后之二百三十五年。而在中国,亦以为道家之学,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所以能“秉要执本”了。汉书艺文志。然则史学之所求,实为理而非事。“事不违理”,借用佛家语。这本无足为奇,然而问题又来了。
学问决没有离开实际的,离开实际的,只是“戏论”。(亦借用佛家语。佛家譬诸“龟毛、兔角”,谓想象中有其物,而实际则无之也)譬如马克思的学说,观鉴社会的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的方向,而决定因应及促进之法,这自然是最有用的了。然则这种学问,究竟是从读史得到的呢,还是从身所接触的事物得到的呢?这个问题提出,我们知道:马克思虽已长往,果能起诸九泉而问之,其答语,必是说:看了被压迫阶级的苦痛,深知其与社会组织相关,然后求之于史,而知其变迁、发展之由;必非于当代之事茫无所知,但闭户读书,铢积寸累,而得一贯串全史可以用诸当代的新发明。
中国有史学吗
说到此,就觉得旧有史学的无用。把史部的书翻开来,自然全部都是记载。为之羽翼的,则从性质上言之,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注释:因前人书中之名物、训诂,后人不易明了而为之说明;(自隋以前,史学并有专门传授;唐初犹然,即由于此。隋书经籍志说:正史“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可见其注释专为文义。此为注释之正宗;若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广搜佚闻,则实属补充一类矣。名物、训诂,时代相近之作,虽大体易知;然一时代特殊之语,亦有相隔稍远,即不易了解者,官文书及方俗语皆有之,实亦需要解释也)(二)考证:前人书有误处,为之纠正;(三)补充:任何一部书,不能将应有的材料搜集无遗,于其所未备的,为之补足。如清人所补各史表、志即是。这种著作,往往费掉很大的精力,其成绩亦诚可钦佩,但亦只是希罗多德所谓寻出真确的事实而已;寻出其间理法之处实甚少;更不必说如马克思般,能发明社会发展的公例了。然则饱读此等书,亦不过多知道些已往的事实而已,于现在究有何用?无怪近来论者说中国史料虽多,却并不能算有史学了。这话似是,其实亦不尽然。一切书籍,从其在心理上的根据说来,亦可分为三种:即(一)根于理智的,是为学术;(二)根于情感的,是为文辞;(三)根于记忆的,是为记载。中国书籍,旧分经、史、子、集四部。经、子虽分为两部,乃由后世特尊儒学而然;其实本系同类之物,此在今日,为众所共喻,无待于言。经、子自然是属于理智的。史部之书,与属于记忆者相当,亦无待言。集部之书,多数人都以为属于文辞,其起源或系如此;但至后来,事实上即大不然。我国学术,秦以前与汉以后(此以大致言之,勿泥),有一个大变迁,即古为专门,后世为通学。(此四字本多用于经学,今用为泛指一般学术之辞。即:专门二字,本指治经而墨守一家之说者,通学则兼采诸家;今所用:专门指专守经、子中一家之说,通学则指兼采诸家也)在古代,研究学问的人少,学问传布的机会亦少,有研究的人,大都只和一种学说接触,所以不期而成为专门;直到东周的末年,始有所谓杂家者出现。(此就学术流别言,非指今诸子书。若就今诸子书而论,则因(一)古书编纂错乱;(二)有许多人,又特别为著书之人所喜附会,殆无不可成为杂家者。如晏子春秋,兼有儒、墨之说,即因儒、墨二家,并欲依托晏子;管子名高,更为诸家所欲依托,则其书中,儒、道、法、兵、纵横家之言,无所不有矣。其一篇中诸说杂糅者,则编纂之错乱为之:盖古简牍难得,有所闻皆著之一编,传录者亦不加分别,有以致之也)至后世则不然了,除西汉经生锢蔽的,还或墨守一先生之说外;其大多数,无不成为通学,即无不成为杂家。一人的著述中,各种学说都有,实跨据经、子两部;(此为学术上一大进步,前人泥于尊古之见,以为今不如古,误矣。后世分别子、集,亦自谓以其学专门与否为标准,然其所谓专门者,则其书专论一种事物耳,非古所谓专门也)而同时,这种人又可系热心搜辑旧闻的人,遇有机会,即行记载。又集部的编纂,以人为主,其人自己的行事,亦往往收入其中。(如诸葛忠武集等即此类,实无其人执笔自作之文字也。后世之名臣奏议等,尚多如此。文人之集,固多但载其作品;然注家亦多搜考行事,务求详实,与其自己的作品,相辅而行)如此,则集部之书,又与史部无异。所以前人的文集,譬以今事,实如综合性杂志然,其内容可以无所不有。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只是藏庋上的方便,并非学术上的分类。章实斋的校雠通义,全部不过发挥此一语而已。(要作学术上的分类,除编类书莫由)所以我们要治史,所读的书,并不能限于史部。在后世不能不兼考集部,正和治古史不能不兼考经、子相同。向来治史的人,于集部,只取其与史部性质相同,即属于记载的一部分;而不取其对于社会、政治发表见解,与经、子相同的一部分。那自然翻阅史部之书,只见其罗列事实,而不觉得其有何发明,使人疑中国只有史料,并无史学了。
所以如此,亦有其由。前人著述,或其议论为他人所记录,涉及历史的,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所谓别有会心。即其人之言论,虽涉及古事;然不过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