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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宾士车，但没有人认为他们“先进”。人才吗？印度有太多的受过高等专业教育
的人才，但是他们的社会无法吸收。尖端科技吗？连巴基斯坦都有造原子弹的能力。
民主政治吗？也不见得，印度是相当民主的那么，是钱、人才、科技、民主等
等条件的总合吗？这样说又太模糊笼统，说了等于没说。
一手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一手拉拉扯扯把提袋、大衣、雨伞全部从婴儿车卸
下来，一件一件往身上挂，再手忙脚乱地把车子折叠起来，全副装备地挤进栅栏，
还要担心孩子的手脚不被夹在旋转杠中。
上到路面来，在飘落的雪片中再把车子撑起，又是哀求又是恐吓地把该子放进
车里，准备过街；我发觉铺高的人行道与车道交接之处没有作成斜坡，造成将近一
尺高的落差。扶着婴儿车站在这个“悬崖”之前，如果继续往前推，很可能把孩子
像畚箕倒垃圾一样“倒”到雪地里去———
离开高贵却很“凶险”的巴黎，回到静谧的苏黎世，我想我为“先进”找到了
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巧是中国人说的，“富而有礼”。这“礼”，不仅只是鞠躬握
手寒喧的表面，而是一种“民胞物与”观念的付诸于具体。
从火车站的地下层上到路面，有电梯可乘，专门供婴儿车与残障者的轮椅使用。
所有的人行道与车道的交接之处都铺成斜坡，接着黄色的斑马线道，婴儿车顺利地
滑过，失明的人也不需要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机场和车站的盥洗室里有特别为残障人设计的厕所与洗手台，有让母亲为婴儿
换尿布的平台。（在戴高乐机场的盥洗室中，作母亲的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孩
子光光地放在冰凉的地上，要不就只有把他放在马桶盖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
谅巴黎人！）
在苏黎世的住宅区，你也不可能走上两条街还看不见一个儿童的小天地：就在
房子与房子之间，一小块青草地上，一个秋千、一个跷跷板、一堆沙。许多垃圾箱
上涂着儿童画：猪、狗、猴子、孔雀，守着荡秋千、玩沙厮闹的小孩。
大型的百货店往往有个幼儿乐园，免费的，让来采购的父母放心去采购，孩子
也玩得痛快。乐园中并不是随便摆一些无意义的电动玩具让孩子过一过瘾；它依年
龄而隔间：大一点的，有电视童话节目可看，不看电视的可以看童书画报。小一点
的玩益智的组合积木，用蜡笔画画；还不会走路的小把戏，就在地毯上玩会叫的小
狗熊。
儿童与残障者都是弱者，没有办法主宰一个社会的走向；他们不得不仰靠主宰
社会的人——到目前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们——来为他们设想。没有
财富的社会即使有心为弱者设想，能做到的大概没有几件，更何况若是饥寒交迫，
连设想的“有心” 都不太可能。 有过“易子而食”经验的中国人说得一针见血：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
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
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弱者”的身上：
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当我的婴儿车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悬崖”上，而能安全顺遂地滑过街心时，我
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富而有礼”的社会中。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
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
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为了这些人，
他做出一个小小的斜坡来。这个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礼让，一份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斜坡罢了！但是，台湾距离真正的“富而有礼”还有多远呢？
打开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
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
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
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
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到了
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
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
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
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
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
袖哥穆尔卡建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
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
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有利。
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人的恨俄情绪，对他个人的政治
策略有损。
掩藏历史真相是为了巩固政权，然而打开历史真相却也有它的政治企图。以革
新、开放作号召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希望重新调查波俄两国之间从前所忌讳的历史案
件。苏联政府体认到，波兰百姓对俄国的憎恶与那些不明不白的冤案很有关系。冤
案未结，仇恨永远埋在心里。不如开诚布公地发掘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让过去的
过去”。戈尔巴乔夫要让历史出头，当然是想化解政治上潜伏的危机。
与企图掩饰历史的执政者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策略站在公理的一边—
—一万五千个人的命运悲剧，要有个交代，死者的亲人仍旧在痛苦的回忆中惘然地
等待，辛活的波兰人对自己不幸的同胞也有告慰亡魂的责任。历史的“黑盒子”打
开之后，波兰人的仇俄情绪可能合理地化解，如戈尔巴乔夫所希望，却也可能更加
深血债血还的愤慨，如许多波兰人猜测。但是即使公开真相之后戈尔巴乔夫无法达
到淡化仇恨的目的，他仍旧会有两重收获；第一重，大屠杀的真相大白之后，波兰
人即使无法原谅，却因为罪案的水落石出，他的仇恨会有固定的对象，有一定的程
度。在历史得不到昭白，公理得不到伸张时，他的仇恨必然是隐藏的、臆测的，因
此往往是夸大而且扩张的。第二重收获，戈尔巴乔夫会受到将来历史的肯定，因为
他肯定历史。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现在总算有人敢公开谈了。俞国华说，政府其实从来不曾
禁止过对二二八历史的研究。言外之意，四十年来人们不敢谈这个事件只是个误会！
就好像台湾其实根本没有“报禁”这回事，也是误会而已。好吧，让我们相信俞院
长的话，就开始深入研究二二八吧！事实上，为了对历史表示绝对的尊重，对冤枉
牺牲的同胞表示遗憾，对牺牲者的亲人后代表示负责，政府何不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由各界所尊重信服的历史学家组成，客观而深入地去研究二二八事件，再公诸
社会？
一个敢面对历史、肯定历史的执政者，才可能被历史肯定。
台湾素描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
之一
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
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
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义的句子，
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小说，
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
经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品进
去？”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之二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
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
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吧。刚刚在南
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
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
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
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
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
之三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性
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
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
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橡黄牛
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
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
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
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
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针，
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
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
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
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
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
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