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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的华德翰，身为一国总统，忙不迭地就赶快搜集自己的各种资料寄往美国，努
力地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美国人是法官，他是嫌疑犯，而结果呢？美国
人说，华德翰所呈交的资料不足以证明他无罪，因此判他“有罪”，昭告于全世界，
而这位奥国总统至今唯一的回击，是激动地说：我是清白的，我很难过，我不了解
是怎么回事！
如果指控华德翰的不是美国，而是和奥地利一样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尼泊尔呢？
大概谁也不会理睬。美国知道自己权大势大，一点都不心虚地扮演着判官的角色，
而被审判的又恰巧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奥国。如果不是华德翰，而换
了撒切尔夫人或西德的科尔总理，美国敢那么跋扈吗？
华德翰究竟有没有罪当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可是自命为法官的美国自始自终
不曾斩钉截铁地说他有罪。司法部长米斯强调：“我们并未说他有罪，只是说他有
‘嫌疑’。”“罪”与“嫌疑”之间差距何止千里？更奇怪的是，司法部决定将华
德翰列入黑名单，理由是华德翰所提反证不足以表示他的清白。在美国一般的法令
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
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在司法部能提出斩钉截铁的罪状之
前，华德翰必须以清白视之。这个一贯的尊重人权的原则在这个案件中却受到令人
难解的漠视。
美国报纸社论一片称颂之声，赞美美国的高度道德精神。《华盛顿邮报》说：
“有人指称华德翰事件只不过再度显示美国犹太政治势力之庞大，对华德翰的指控
其实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希望外人对美国的了解不仅于此。美国的道德立场经常有
人说是毫无理由的，譬如智利、韩国、苏联等等，在华德翰事件中，里根政府其实
发扬光大了美国最美好的传统精神。”（转载于《国际先锋论坛报》，四月二十九
日）
社论作者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话翻译：“我们美国人的道德标准之高是许多国家
无法了解的。”以智利、韩国、苏联为例来表示美国道德的高超，作者所流露的自
满自恋情绪令人惊异，对里根的赞美更不是时候；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要问：那么
美国对伊朗的军售与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又算哪门子道德立场呢？
自认道德上高人一等的自满与自大，付诸行动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了。里
根之所以会把偷鸡摸狗弄来的钱拿去送给反政府的尼加拉瓜游击队，也无非是这种
垄断道德的自满感在引导。 尼加拉瓜政府倾左， 所以是“坏人”；美国的责任在
“捍卫世界民主和平”，所以要打击“坏人”，所以要用军火去支持游击队颠覆尼
国政府。这是一个“高超”的“道德立场”，他在“替天行道”，因为是替“天”
行道，所以里根执意漠视国会通过不准援尼的法令，也漠视尼国游击队用美国的枪
屠杀妇女及婴儿的酷行。他赞美尼国游击队“道德高超，和美国的立国先贤一样”。
道德，好像是美国人独家拥有的私产。当其他国家起纷争时，占有道德的美国就觉
得自己有仲裁的权利，为他人决定谁有道德、谁没有道德，里根显然认为美国人比
尼国人更清楚尼加拉瓜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与华德翰事件的同时，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小人物在美国受捕，警察七手八脚地
把嘶喊、挣扎的利那斯架上飞机，送往苏联去接受死刑。利那斯在美国住了几十年，
苏联的法庭认为在二次大战他曾是集中营的军官，判了他死刑，美国因此剥夺了利
那斯的居美权利，递解出境。
事件本身并不稀奇，七九以来，美国司法部已经处置了许多有纳粹记录的人。
值得注意的又是新闻界的反应。反对解送利那斯的人说，苏联的法律不比美国的法
律，后者尊重人权。把利那斯送到苏联去“正法”等于肯定苏联的法律。赞同递解
利那斯的人说，哈，美国再度表现了它的道德感，又除掉了一名纳粹！《纽约时报》
的社论强调美国是“解救全世界，使之幸免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递解利那斯是
美国道德勇气的象征。
仔细分析一下，反对者的理由，是美国法律站在道德、人权的一边，苏联法律
则相反。赞成者的理由，是美国人站在正义、卫道的一边，拯救全世界。不论反对
或赞成，归根究底，都同样一个意识：美国是道德的天平、正义的化身。
美国人一向把自己看作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英雄；矛盾的是，如果他那种自以为
独霸真理、垄断道德的骄满发展过度，美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罢了。
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4月中旬， 以色列总统何索到西德访问。自以色列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何
索站在广大的墓园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年前，他站在同样的地方，面对着尸身
未干的犹太同胞，横七竖八地扔在土坑里。42年后，立在德国总统Weizsacker的身
旁，他沉重地对着墓碑说：
“以以色列之名，我再度发誓：我们绝对不会遗忘你们。”
虽然何索一直称西德为以色列的“密友”，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犹太
人没有丝毫让 “死者已矣” 的意思， 更别提对德国人的原谅。 里根总统到西德
Bitburg墓园去献花， 受到犹太人激烈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
纳粹士兵。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
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
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我的父亲是纳粹党党员，”
艾瑞卡回忆着，“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在餐桌上，话题一碰到被屠杀的犹太
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岁，家乡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
“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罪；犹
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亲是知道的！”开书店的乌拉说，“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
乌拉是个相当典型的德国“绿人”；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
费者运动、东西德的沟通。“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强调着，“就是我
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
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
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
“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
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
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
“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救德国”的理想。只是
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
要重建祖国！”
“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
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
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
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
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
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
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你
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
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
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
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
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
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
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
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道德问题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
Adenauer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
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
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
本对中国人的态度， 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 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
（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经过40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一整年中，
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DieZeit（周报） 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
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5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
在那12年纳粹的阴影中？ 柏林的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
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行。西德具领袖地位
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
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
“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 赞成Nolte的，强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
与成就， 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 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
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他们所争
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
Habermas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
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强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他与纳粹
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提醒德国人要记
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阴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
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
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
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的、属于德国的路来。
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
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
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
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泰国来的？
来欧洲之前，就听说了欧洲人如何看重服装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