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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杨文光对杨粲三也着意培养。
杨粲三很小就被送进尹家私塾，拜重庆名儒杨寿泉为师。由于杨粲三从小就受到正统儒家文化的教育，儒家经世致用，造福社会的思想便在杨粲三幼小的心灵上刻上了深深的印痕。
但是，杨粲三的兴趣并不在读书上，他的兴趣在于如何“保家族商业之不衰，谋家族一己之利益”，也就是如何经商获利。
杨粲三十来岁时，就被父亲送进商号当学徒。杨粲三放下少爷的架子，狠下功夫，学着打算盘、辨银子成色，进货、出货，苦练经商的基本功，很快就上了道。一九八四年，当杨寿宇开始经营聚兴成商号时，为了开阔眼界，锻炼才干，十八岁的杨粲三被杨文光派往宜昌、汉口、上海坐庄。
初出夔门的杨粲三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但也只有在上海，杨粲三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大都市，什么叫繁华。
当时的上海，已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市，有“东方巴黎”之誉。
南京路上，高楼林立，鳞次栉比；黄浦江畔，汽笛长鸣，旗帜飘扬；洋行公司数不胜数，商店酒吧比比皆是。白天，沸腾的人流奔向四方；夜晚，闪烁的霓虹灯千奇万状。好一座繁忙的城，不夜的城。
更使杨粲三惊讶的是，上海的货物真多，简直使杨粲三眼花缭乱。这里有西南的蜀锦、药材，东北的人参、貂皮，贵州的茅台，河南的大枣等等；还有美国的洋油，法国的美酒，英国的棉毛织品做生意的人，也像货品一样，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虽然语言不同，肤色各异，但都做着大生意，出手大方，一掷千金。
杨粲三漫步于上海外滩，倘祥于十里洋场，望着高耸入云的和平饭店、上海大厦，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原先在重庆，杨粲三觉得很自豪。重庆是水陆码头，历来商贸繁荣，在西南数省是首屈一指的，而杨氏家族又是重庆有名的大户，他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这样一个家庭而自豪。可现在和上海一比，和上海的大亨、洋人一比，他觉得自己原来的那种自豪感很可笑，颇有点井底之蛙的味道。这种对比，对争强好胜的杨粲三刺激太大了，他暗自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让杨氏家族资本更加壮大，一定要到大上海来拼搏一番。
在上海，杨粲三对灯红酒绿的生活一点也不感兴趣，而是一头扎进商海之中，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接触，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商情，接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从而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上海期间，杨粲三还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随着清政府的日趋腐败、民族危机的加剧，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据点之一。
这一时间，杨粲三结识了商帮同乡童子钧、童斗泉兄弟，并成为好友。童的二哥童文琴是留日学生，也是第一个回四川发展同盟会组织的人。童氏兄弟受二哥的影响，也很有革命思想。他们经常向杨粲三分析国内外形势，灌输革命道理，使杨粲三深受启发，对政治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对革命也表示同情和支持。
一九０八年，杨寿宇病故。杨粲三奉杨文光之召，从上海赶回重庆，接掌聚兴成商号的帅印。
这时的杨粲三。虽然只有二十二岁，但已经是一个有文化、有抱负，既接受了中国传统经营方式的正规培训，又饱受西方现代商业经营思想影响，谙熟各地商情的成熟商人了。他对经营已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上任伊始，杨粲三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商号改名。他将“聚兴成”改为“聚兴诚”。杨粲三对父亲说：
“商号要发展，要人聚财兴，重在一个‘诚’字，要以‘诚’取信于人。”
杨文光听完，颔首微笑。商号的名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杨粲三的经营思想。
杨粲三的第二招是扩大聚兴诚的经营范围。除经营原来的各项业务外，增营获利较多的生丝、楚盐两大类。并陆续在上海、汉口、沙市、宜昌、万县、自流井、潼川等大小城市设立了分庄，使经营规模扩大数倍。
一九—一年五月，四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七月，“重庆保路协会”成立，同盟会成员开始酝酿武装起义；九月七日，四川都督赵尔丰制造了死伤数十人的“成都血案”，并大肆逮捕革命党人，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了。
十月十三日，端方率湖北陆军进驻重庆。
作为革命党人活动中心的重庆，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重庆商界风声鹤唳，流言四起。一时人心动摇，纷纷抛货求现，引起物价大跌，许多商号倒闭。真所谓“辛亥争路事起，革命军兴，商号业务，竟至折蚀”。
历史又一次将杨氏家族推向风口浪尖！
杨粲三显得非常镇静。由于受童氏兄弟的影响，他坚信清政府必败，反清革命必胜。
杨粲三和父亲反复分析时局后，决定再次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集中资金，乘物价大跌时大量收购货物囤积起来，静待时变。
等待判决对人来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对初出茅庐的杨粲三来说就更是如此。虽然杨粲三自认为是胜券在握，但毕竟是倾尽了财力、’胜败在此一举，所以仍不免有些胆颤心惊，坐立不安。
经历过余栋臣之乱考验的杨文光却老练得多。他内心虽有点忐忑不安，但却依然是读书、写字，不露声色。看到坐立不安、不时走进走出的儿子，他又想起他自己当年的情景。有关文章记述，杨文光非常理解儿子此时的心情，他想安慰儿子，于是微微一笑，这样对儿子说：“培英，《孟子》里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思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回也许是老天对你的考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已尽到了努力，顺其自然吧！来来来，我们下盘棋，轻松轻松。”
杨文光说完，摆好棋盘，端出云子，硬拉杨粲三入座。
时间在焦虑和等待中悄悄流逝。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
十一月二十二日，蜀军政府在重庆宣告成立。
随着社会的稳定，需求转旺，物价上扬，杨粲三伺机将低价购进的货物高价售出。一进一出之间，聚兴诚商号赚了十万两银子。
杨粲三很拥护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革命也给他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所以，当新成立的重庆军政府号召士绅捐款救济饥民时，杨粲三慨然捐助一万两。万县分号也资助过境部队饷银三千两，以示对新政权的拥护。
辛亥风潮，使杨氏家族更加殷实，资产达百万两以上。但对此次发财，杨粲三不仅不张扬，反而极力掩饰。据有关文章记述，当时，他常对人说：
“我当时在上海进了那么多货，并不是甘冒风险，有意为之，而是电报局把上海来电翻译错了的缘故，纯属巧合。这次是我运气来了，是‘天凑机缘’。”
杨粲三这种深藏不露的作风颇有其父杨文光之风。杨文光对此当然十分满意。
辛亥革命后，聚兴诚商号的各项业务都蒸蒸日上，特别是存、放、汇兑等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
杨粲三曾利用其兄杨希仲的留日同学刘桂巨任川北盐务稽核所所长的关系，取得了代收潼南、遂宁、绵阳、潼川、保宁等地盐税的特权。
杨粲三还乘机在这些地方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在成都设了分号，开展汇兑业务。
到了民国初年，聚兴诚商号兼营的存、放、汇兑业务的总额近一千万两，年收益达十多万两，成为商号最赚钱的一项业务。
在此之前，杨粲三经杨希仲的介绍，结识了重庆铜元局局长李哲夫，两人私交甚笃。聚兴诚商号借此取得了铜元局的购销权。为铜元局代购铜料，承销铜元，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杨氏家族已是人聚财兴，为创办银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挂起聚兴诚银行的金字牌匾
杨氏家族成员中，最早提出创办家族银行的是被杨文光称为“千里驹”的杨希仲。杨粲三则是最积极的拥护者。
杨希仲生于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一九０四年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入学仅一年，就因品学兼优被选派赴日留学，进日本岩仓大学铁道交通专业学习。
在日本，给杨希仲印象最深的是三井株式会社。这个以银行业为核心的家族财团实力雄厚，生机勃勃。对照自己家族的情形，杨希仲深受启发。”他决心“步武三井株式会社后尘，集家族之人力财力，创办银行，再次第向外发展，建立杨氏家族的远大事业”。
杨希仲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兄。他接二连三地给杨文光、杨粲三写信，详细介绍日本三井家族财团的情况，共同研讨、勾勒杨氏家族财团未来的蓝图。杨粲三后来回忆说：
“家书一月数至，皆详述三井之演进孽划，条陈报告，设虑周详，先父接阅，私心甚喜。”
受杨希仲影响最深的数杨粲三，随着杨希仲的介绍，他对三井财力“倾信之诚，崇拜之笃。与日俱增”。“三井形象已随时活跃于眼前，唯恐其不能早日实现”。
将杨氏家族资本发展为“中国的三井家族财团”，已成为杨希仲与杨粲三的共同理想。
一九一０年，杨希仲在日留学期满回国，随即转赴美国伊里诺文研究院专习商科，为日后回国经营家族事业作准备。
据有关文章记载，一九一三年，杨希仲从美国回到四川，带回大批书籍，并将这些书的内容翻译讲解给父兄听，使杨粲三获益不浅。
杨希仲、杨粲三多次向杨文光谈了创办银行的具体设想。一向谨慎的杨文光对两个儿子的建议没有十分的把握，他要先听听其他家族成员的意见，再相机行事。
一九一三年五月的一个晚上，杨文光以家长的身分召集家族成员议事。
一盏汽灯将杨家词堂照得雪亮。在墙的正中，挂着杨清肇的遗像。杨文光面色威严地坐在几案旁的太师椅上。杨与九、杨希仲、杨芷芬、杨粲三等人分列两旁。杨文光将各位子侄扫视一番，清了清嗓子，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说：“最近，希仲、粲三多次建议，要创办银行，兹系大事，关系到我们杨家的前途。今天，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有什么想法，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杨文光说到这里，将目光转向杨希仲，继续说：
“希仲，还是你先说吧！”
杨希仲看看父亲，又与杨粲三对视一下，便侃侃而谈：
“是的，我们曾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办银行的建议。早在日本，看到三井家族财团的兴旺，我就有了这种想法。现在回国实地考察后，更坚定了信心。重庆是一个交通便利的水陆码头，既是西南商品的集散地，又是长江下游各省产品向西南销售的转运口岸，自古以来商贸繁荣，金融发达。特别是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０年）对英、法、美开放，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对日本开放以来，更是万国咸集，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六大城市之一。建立民国以后，工商业更加繁荣，流通量更大。据我粗略统计，单是重庆与万县、宜昌、汉口等地贸易流通资金每年就达几千万两，加上其他地方，数目就更大。可重庆金融业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国办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不办理私人商业业务，地方官办的浚川源银行又陷于瘫痪，以前大量存在的山西票号又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消亡。所以，偌大一个重庆竟没有一家为商业服务的银行。这与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何等的不相称啊！所以可以说，重庆工商业的发展呼唤着商业银行的诞生！”
杨希仲的这番话，说得杨文光捏着胡须不住地点头，连水烟也忘了吸。心想，儿子毕竟是喝过洋墨水的，说得头头是道，真是出息了，他为杨家后继有人而甚感欣慰。想到这里，不觉向儿子投去赞许的目光。
杨粲三见父亲面露喜色，受到鼓舞，马上接过杨希仲的话头说：
“三哥的建议我举双手赞成。但在重庆，谁能承担创办银行的使命呢？我看非我们杨家莫属。首先，我们资本雄厚，具有创办银行的实力；其次，近年来，我们已经在经营银行业务，每年的存放、汇兑等业务额达千万两，具有良好的信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三，现在我们杨家可以说人才济济，兵强马壮。我们的父亲经验丰富，信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