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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庆龄从心里感激老父的一片良苦用心。
老谋深算的安排
天空暗云低垂，天色虽然还没有黑尽，路上的车迹还看得见，在前面微微地发亮，可是两旁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了。每一样东西的轮廓连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块。这是一个昏暗的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像一枚照明弹，照亮了夜上海。
瞬间，上海像开锅似地沸腾起来了。人们像发疯似地狂欢着。马路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人人精神振奋，个个笑逐颜开。
严府的家人手里拿着报纸兴奋地喊道：
“特大喜讯！日本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
严庆祺和严庆龄几乎同时奔出来。庆祺一把将报纸夺到手，看着，看着，他的眼睛亮了，放光了，睁大了，黑团团的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他的手止不住地抖起来，报纸给抖得跳起舞来。
此时，严庆祺兴致特别好，形势的发展按他自己的预料进行着。在庆祺的心目中，极其佩服父亲。父亲虽然不太关心政治，也说不清这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却看得准。这种本事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当初，抗战一开始，父亲就叫他到重庆去、一九三九、一九四０年间，他从重庆回到上海。由于当时搞纱布投机可以大发其财，原来的棉布商和麇集上海的富商巨贾纷纷都想办纱厂。父亲也跃跃欲试，想让他出面搞一个厂。他开始全力筹备，拟与国信银行经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张慰如合作。人家张慰如也蛮诚心的，到严家来开过两次发起人会议，参加的还有薛笃粥、袁良等人，共同商讨了创办纱厂的各项事宜。
他当时真是雄心勃勃，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厂无论如何都要办起来的。想不到父亲一下子就改了初衷，因为据说苏纶等马上可以赎回。
这使他很失望，但更使他失望的是：苏纶、仁德赎回后，竟直接由严庆祥管理了。这一切还不是父亲一个人决定的？谁能改变他呢？交给别人也就罢了，偏偏让严庆祥当家，父亲真会利用人！此时的严庆祥知道形势对自己不利，近来一直深居简出，倒是把大部分心思放在了苏纶、仁德的经营管理上，以此来安定自己一颗动荡的心，使自己尽量减少胡思乱想，尽可能躲避那随时可能临头的灾祸。但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苏州方面已经有人来几次敲过竹杠了，恶狠狠的。虎落平阳被犬欺，严庆祥只能忍气吞声。长此以往，怎能吃得消？所以他匆匆赶回上海，想让父亲拿个主意。
严庆祺的估计没有错。抗战开始时，严裕棠曾命他赴渝活动，以保持和国民党的关系，笼络感情。这不能不说是远见卓识。如今抗战胜利了，严裕棠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忧心如焚，他决定撤销严庆祥的职务，由庆祺、庆瑞接管苏州事宜。
严庆祺现在是春风得意了。他一到苏州，以他和政府官员们的广泛关系，四处拜会，笼络旧交，结交新知，天天有请，日日有宴，出入亭台楼馆，一掷千金，一时间竟得了个“苏州大少爷”的雅号。
既然严庆祺如此侠义大度，众多食客便趋之若骛，严庆祺也就来者不拒。
不久，这个严庆祺突然充任了苏州“参议会会长”，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
在此期间，严庆祺在苏州与人合伙办了一个苏州纱厂，计八千锭；扩充了苏纶，一下子增加纱锭一万五千锭；还开设了鸿盛、鸿源两家钱庄；此外，据说还有在其他企业的投资。
严庆祺在苏州大显神通之际，在上海的严庆龄也并不闲着。他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发挥，在上海市长钱大钧、国府文官处长吴鼎昌那里，他都有门路可通，他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大隆自被挂上“上海机器厂第一厂”的招牌后，久久没有开工动静。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工人要求复工的压力下，才部分开工。敌伪统治时期，大隆有一千多工人，这次仅复工一百人，后来也不过增至三百人。
不止是大隆。一个个工厂封在那里，已激起各方面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接收的工厂越来越成为经济部的包袱，于是，内部便有了发还民营的迹象。严庆龄见时机已到，就出面活动，提出要赎回大隆。
严庆龄的努力没有白费。行政院允许将大隆交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估价。严庆龄获得这一消息，马不停蹄地通过钱大钧打通了各路的关节，将大隆赎了回来。严格棠感到特别欣慰。
大隆是以五千五百两黄金价卖出的，现在的核定赎价七十五亿法币，折算成黄金二千三百两，一出一进，净赚了三千二百两。价款已经讲妥分三期缴付。严裕棠是精明过人之人，他深知：后来日本人加造了锯齿式轻型机工场、铸工场、轨铸场，增加了铸钢电炉一座，添置了从英国人工厂搬来的镗床、横臂钻床，仓库里据说还存放着不少材料和马达。严家已拥有了好多厂，但厂家再多，严裕棠对大隆的感情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淡薄。风风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能够支撑到现在，严裕棠怎么会不感到慰藉呢？在将大隆交给儿子们掌管的日子里。他总是经常到厂里走两圈，看看，听听，闻闻，心理上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愉悦和分外的满足；即使在日伪统治期间，大隆断送给了日本人，改作兵工厂后，他也曾忙里偷闲，在厂门口有意地经过一下，心底翻腾起那遥远的思潮，剪不断，理还乱。严裕棠知道自己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人，但对大隆，他怎么也难于大割大舍。大隆的赎回，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又矗起了一座铁的丰碑。
此时的严庆龄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苏纶的补充和扩建的需要，他已经对泰利作了一些重整旗鼓的措施：聘请了一些技术人员，增招了近五百个工人。此外，他还要兼管泰利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自利达银行脱胎而来，不单单掌握泰利的财权，他在常熟开设的三家纱厂以及大隆的资金调拨运用都归到这里，一切都是暗帐，不得不亲自掌握。当然还要靠铁吃铁，严庆龄正在套购官价外汇以进口大批生铁。这是利市百倍的买卖，在外汇上，仅官价变黑市，赚进的又何止十几倍。
免得节外生枝，倒耽误了正事，严庆龄在三天之内，将资委会的主管、副管、不管摆弄得眉开眼笑。
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在中国的特权变得合法化了，造成了“工业美国、农业中国”、“资本美国、劳动中国”的主仆关系。美国货泛滥于中国市场。甚至连身穿白色服装的美国海军和黄色卡其制服的美军兵士也充斥街头。战事刚结束那阵，他们翘着大拇指向中国人喊“顶好”，中国人也回一声“顶好”。但中国人的这声很快就喊不下去了。国内通货不断膨胀，外汇头寸捉襟见肘，在汇价变更、汇率调高之后，法币更是一日千里，不可收拾。
内战即起，政局动荡。严裕棠再也无意观望了。前些日子，他就授意庆祺去香港开办了恰生纱厂，先占个落脚处再说。关于去台湾开设裕隆机器厂的事，他与庆龄也已商议了很久，看来只是实施的问题了。然而他不能不留恋上海，他对时局还抱着尚未完全破灭的希望。至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严裕棠是不愿意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的。
但是不久，一条新闻映入他的眼帘，从明天起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严裕棠向西望着那轮渐渐下沉的夕阳，心中感到无限失望。国运衰颓如此！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胜券在握。严裕棠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感到，几乎触摸得到地感到，是该下决心了。
几天来，他想：这些年来，生产上基本都是由儿子们各自经营的，以后也照此办理。我需马上随庆龄去台湾，将格隆机器厂开设起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家业大致分定了，让他们各自努力去做，免得再受牵掣。大隆和泰利的事交给庆禧，他经过留学深造，具有专业知识，懂管理经营。庆龄掌管大隆有日，掌管中难免在上上下下得罪了一些人，再说这小子脾气刚烈，更是让不少人望而生畏，难保没有仇家，万一有变，恐怕会因此而吃亏。而庆禧则比较随和，比较平稳，让他管理大隆是最合适不过了。庆祺去香港，怡生纱厂初办不久，头绪繁多，自要一一应付，苏州的事只能由庆瑞承当。眼下，美棉倾销甚烈，求保图存也并非易事，庆瑞在苏州不如庆祺路子宽，但没有谁比他更合适的，只有让他承当了。严裕棠无形中想到了长子庆祥，其他兄弟的手里都有实业，唯有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在他手中还有一些房地产，也可作为筹码继续做下去。
严裕棠站在甲板上，不由想起当年因绑架去香港时的情景。今非昔比，送行的人，有老年人、童年的伙伴和孩子们，甚至连狗都来到了码头。喇叭手奏着离别曲。他的事业、他的朋友、他的童年都在给他送别。
他举起了手，对着所有的人微笑着告别：
“我不会忘记这块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永远不会再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离开上海的第十一个年头，七十八岁的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临终前，他的两只手朝着大陆的方向抓挠着。而他那双痉挛着的眼睛，直到医生用手给阖起来的那个瞬间为止，还是流露着遗憾不尽的样子。
（丽君）
康心如和四川美丰银行
康心如（一八九０—一九六九年），祖籍陕西成固，生于四川绵阳。名宝恕，号以行。一九一一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去日本留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成都筹设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创办《公论日报》。后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参与反袁世凯斗争。一九一九年开始经商，任四川美丰银行协理。一九二六年任经理。依靠刘湘主持，得以迅速发展。抗战期间，自任重庆临时参议会会长。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等。并参加了民主建国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病故。
县太爷的二公子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历史的长河已经流到了十九世纪末叶，但仍然冲不掉蜀道的陡峭和崎岖。然而，人们或为了谋生，或为了作官，尽管蜀道再险，也要去闯，去攀援。登剑阁，入剑门，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进了天府之国。
这天，秋末冬初，川蜀大地一片凄凉。一辆马车载着康寿桐一家由陕入川。
康寿桐坐在车上，一边吟咏着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一边领略和观赏着山川之险。
康寿桐祖祖辈辈都是清朝命官。他此次入川，是到彭山县荣任县太爷的。
康寿桐一家途经绵阳时，马车上忽然响起婴儿呱呱堕地的哭声。女仆向康寿桐报喜，说道：
“老爷，又添了个公子！”
康寿桐乐得合不拢嘴，心想：
“既荣任县令，又喜添贵子，真是称心如意。此子就叫‘心如’吧！”
这个生在路上的县太爷的二公子，就是未来的重庆金融巨头康心如。
这一年，是公历一八九０年
做为县知事的二公子的康心如，无忧无虑地在县太爷之家长大。
父母的遗传以及家学的深厚与渊博，使康心如自幼聪颖，且才学过人。他耳闻目睹父亲在封建王朝做官的种种经历，便也非常自然地从小就十分仇视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思想体系，而对西学东进中的新思想、新知识怀有一种天然的热情与兴趣。
据载，康心如从十一二岁起就开始阅读涉猎新报，并从中获取新思想。一九０六年，他十六岁时考入了成都的客籍中学堂。此间，他开始不断地接受其长兄康心孚的思想引导。
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苦读的康心孚不仅是康心如的大哥，他还是康心如的思想的启蒙者。早年，康心孚在父亲积极推崇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也成了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康梁变法”的积极追随者。“康梁变法”最终失败，使康心孚对封建王朝彻底失望。他于是怀着另辟他路拯救中国、收拾河山的决心、理想和一腔热血，毅然东渡日本，在樱花盛开的早稻田，找到了中国的希望。
康心如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一九０五年创立的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以新的民主思想同资主阶级改良派进行尖锐的斗争。
康心孚为拯救祖国、拯救民众的事业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影响了康心如。此外，康心孚还在他们兄弟之间不断往来的书信中，循循善诱地向康心如讲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变化以及腐败的清政府必须推翻的道理。当时的康心如，对他远在日本的大哥，简直是怀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