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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只有一条，那些貌似强大又分外骄横的大商号的主人，老大自居，封闭、保守，只习惯于传统的经营方式，根本不懂经济规律与国际贸易；而‘唬”的小主人古耕虞却偏偏精于此道。从这一角度说，可谓“新生战胜了腐朽”，古青记又怎能不独领重庆猪鬃市场的风骚？再经这次“吞熊”事件，更使这只幼‘唬”威风大振，名声大噪，以至几十年中所向披靡。
虽说时势造英雄，然而英雄也得因势利导地利用时势，才能成其为英雄。
古人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固属偏颇，然而“夫非常者，因非常人之所拟也”，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伐，为重庆的出口商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时势”：由于担心长江水运一断便会成为“瓮中之鳖”，所有在重庆设号的洋商都纷纷撤离，这不但为当地商号解除了高压与盘剥，也提高了产鬃户与中国业户的积极性。贫弱的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被欺压的命运，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完全可以横行无忌，有条约的固然不必说，没条约的可随时逼着中国政府签订新条约，只要对他们有利。一个传教士都可以对一个县长呼来喝去，何况其他？大商人更不待说，他们不但享着海关、地方税等一切特权，还可以随时从政府官员中获得他们想获得的方便，本来财大气粗，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凭着财力与特权莫说认真经营，就是随意买卖，所余的特权利润，也要高出民族资本辛苦经营的所得许多。在重庆自然也不例外，他们霸道地垄断了市场，将内地商号置于伙计地位；把住出口权，对内地商号任意压榨与宰割，他们两头吃“回扣”，各种山货在国际市场上的行情，只能听凭他的随意报价，有时国际市场看涨，他们也不借假造电报，谎称下跌，压价收购，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了他们的手里，一旦这些外商撤走了，无疑地是给地方商号松了绑。因而，倘若再有洋商卷土重来，人们的担心与烦厌可想而知。恰恰于洋商全部撤后没多久，在古耕虞接手古青记的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闯来了一个大有来头的洋商。
这个洋商叫做H．B．纳尔斯，是个代表着美国一家最大的制革商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认定了洋商既然全部撤离了重庆，那么重庆必是一个“空白”，对他来说也自是非常有利，于是，就冒着运输风险来重庆收购羊皮。这自然对刚刚松绑不久的地方商号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与利益威胁，可谁又敢得罪俨如官府太上皇有钱有势的“洋老爷”？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忧煎煎地愁着，唯独只有二十一岁、刚接任的古青记少掌柜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古耕虞也深恨那些作威作福，一心骑在国人头上的洋商，对这个纳尔斯更为反感，他觉得，倘若叫这个人头一脚踏入重庆就取得成功，无疑地会在重庆立住脚，不但填补了洋商撤离的空白，也必引来后继者，那样一来，已松了的绑，不但要重新捆上，而且会越捆越紧。于是，他便决心与这位声名煊赫的美国大企业的代理人较量一番，并且必欲取得胜利！
凭他的非凡的机智与灵活的嗅觉，很快地把握了这位洋代理商的特点：他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胃口很大，而所携的资金又较为有限。古耕虞就针对这些特点，利用他单枪匹马对重庆市场一摸黑的弱点，鼓动各山货行乘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大量地、主动地将新羊皮售给纳尔斯。纳尔斯中计尚不自知，还以为他是幸运地踏入了这空白区，分外得心应手，因而喜气洋洋，对羊皮几乎是来者不拒，很快就收了一大批。货收多了，又都是新羊皮，就得赶紧安排加工了，可不消古耕虞怎么鼓动，对外商怀有敌意的加工商便以季节不宜、设备待修、人手不齐等各种繁多的原因相推诿；不能加工就赶快打包吧，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打不成；就算打成了，正赶上长江枯水期，也是干瞪眼运不出去！而新羊皮是很娇嫩的，必须及时加工，否则，至多一个月，就会大量腐烂掉，莫说腐烂，就算是发了霉，也完全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只有丢进粪坑沤粪的一途了。人生地疏单枪匹马四处碰壁，纳尔斯唯有蜷着身、抱着头望着那一大堆一大堆的羊皮发愁的分儿了。而祸不单行，纳尔斯用作购货开来的信用证只能在重庆银行抵六成，倘能及时地不断地将货运回，自是尚可陆续开来相当的数额。可他只顾兴冲冲地大收特收，忙得昏了头，又遇上了这么多重大得使他一筹莫展的难题，资金问题便被忽略了。结款期限一到，货主纷纷登门讨债，莫说那信用证尚未兑现，就是兑现了也远不敷用，债主们也愈逼得紧，弄得纳尔斯如居炉火之上，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只好厚着脸皮、仗着洋身分去求助于同业公会。可同业公会莫说尚有古耕虞预先打的招呼，就算没有，也是爱莫能助。
这可到了古耕虞等待的良机，这一切本来多半是他精心策划造成的，时机一到，古耕虞就正式出面了。他首先向重庆的中国银行郑重申明：如果不妥善解决纳尔斯的问题，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不但会直接造成重庆的一些山货行倒闭，而且会间接累及全川许多小码头的小山货商破产，这样一来，人急拼命，事情必然闹大，局面将很难收拾。以此将了银行一军，令银行更感到危机，这又从银行角度将纳尔斯进一步逼上绝境。然后，他再直接出面去找纳尔斯，提出可以帮助纳尔斯解除困境，唯一的条件是要纳尔斯将其所收购的羊皮全部交由古青记处理。纳尔斯已濒临绝望，就是抓住一根稻草也是求之不得的，何况如此鼎力相助？此刻就是叫他赔上整个信用证，从那些他初时看成天使，如今已成了魔鬼的羊皮中解脱，得以顺利离去，他就高呼“OK”，大谢“上帝”了！何况古耕虞提出的条件又十分“优惠”呢？在此刻纳尔斯的心目中古耕虞才是真正的天使！他那么慷慨，那么仗义扶危！很快，依古耕虞的要求，由纳尔斯提请，同业公会组成了债权团，并订下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古青记以很低很低的利息垫付给卖主八成货款，纳尔斯承认委托古青记代办一切事宜；承认中国银行为第一债权人，由中国银行将纳尔斯所购的全部货物，交由古青记加工出口，并将信用证的收益人改为古耕虞。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便宜”，纳尔斯岂能不兴高采烈地签字？签字交货后，便迫不及待，忙忙如漏网之鱼般逃离重庆，真个是跃武扬威而来，大败亏输而去，莫说尚有古耕虞警告式的暗示，就算有人摆开仪仗欢迎、抬出八抬大轿迎接，他也不敢再入这令他丧胆的“畏途”一步了。
古耕虞正是统驭全局采取了先设下十面埋伏，再诱敌入阱；继而两路夹击，四面围攻，迫敌于绝境；然后再亲自出头，网开一面，恩威并施的战略与战术，制服强敌，永绝后患，大获全胜的。这胜利的果实是十分丰硕的，纳尔斯一阵穷忙，却成了他的代收商。这一大批货物，到了古耕虞的手上，自有加工与出口手段，无疑地会赚一笔好钱，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一举而击溃洋商，令纳尔斯与其后继者望而却步，杜绝了洋商的威胁，不仅于古耕虞甚为有利，于重庆商界亦受益非浅，而那些在此次事件中的羊皮卖主，更觉得古耕虞慷慨地代洋商垫款付帐，实是拯救他们的仗义之举，不啻雪里送炭。这两者都必然地引起了同业乃至整个商界的由衷的感激与敬佩。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此举不但解除了中国银行的困窘，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银行的信誉，而古耕虞在银行的信誉自也大大地提高了。这看不见却令人强烈地感受到的“战利”，远远超过了经济的“战利”，使他在银行界与商界树立起了很高的威望，大大提高与巩固了他在这两界中的地位，各方面的赞誉之声大起，例如在四川最早设办的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重庆总行的业务报告中便称誉古耕虞说：“异军突起，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须知，一九二六年的这次大战时，古耕虞才只二十一岁，就是到了聚兴诚称誉他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过才只二十二岁！
杜邦公司，这是个象征着无边财富与庞大势力的名称，早已成了商品世界的巨头。在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已经垄断了化学工业，不仅成了美国的超级富豪，而且成了世界化学工业上的庞然大物。就是这个庞然大物，却在较它弱小得不知几许倍的古耕虞面前，甘拜下风！
竞争中的激烈争夺是不会间断的，既是出口贸易，就难免国内、外竞争或交叉或同时持续地发生。几十年中，古耕虞一直本着他特有的“战略原则”去面对一切竞争，并在竞争中不断地击败对手，使自己再崛起，再壮大。诸多实例，不胜枚举。本文最后只举最大的一例，就是与美国杜邦公司的激战。
当时，杜邦公司已财富惊人，从化纤到汽车，各色各样的产品早已风靡全球，二次世界大战又给它带来了重大的利益：逐个地收买下了战败国德国的全部化学用品公司，即在已丰厚的美国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科学先进、数量可观的德国，真个是如虎添翼，其惊人的财势足以压倒、起码相匹于一切对手。也正是二战中猪鬃这个战备物资显示了它十分重大的作用，引起了杜邦王朝的格外重视，不惜重金迅速研制成功了化学合成鬃，即市场上惯称的人造鬃，决心代替天然鬃。一旦代替得逞，势必夺取天然鬃这个美国主要的市场。而古耕虞的猪鬃出口量的绝大部分是向美国市场投放的，也就是说几乎等于堵死了古耕虞的出口门路；进而导至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倒闭，这场大战的激烈性、艰深性、危险性，可想而知。一九四六年，人造鬃一投放市场，就给天然鬃造成极大的威胁，使其价格不断下跌。
在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多数出口商，惊惶失措，乱了阵脚，有的更在庞然大物压顶的大势下，绝望了，崩溃了。然而，古耕虞却镇定如恒，沉着应战。因为他已在危机初兆时运筹周详，成竹在胸了。许多同业失望地劝他：说什么也无力与实力悬殊得判若天壤的杜邦公司竞争，结果只能是头破血流。他却信心十足地向他的至交者分析说：
“杜邦公司固然是个足以吓人的庞然大物，但，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优势。要明白，我不是在和整个的杜邦公司竞争，而只是和它的人造鬃竞争，而人造鬃在杜邦公司数以万计的产品产值中是无关宏旨的；可我们呢，纯只天然鬃一项，没有任何后退或转圜的余地，唯有拼死一战。再说，天然鬃成本低，历史久，数量大；而人造鬃成本相对地要高，是初产，数量相对地要少得多。我以全部对其一点，以量大价低对其量小价高，我又是下了全力以赴宁死必胜的决心，而杜邦公司却大有大的顾虑，也有充分的转圜余地。任何商业竞争，只能发生在双方的成本线以上，如果市场价格跌到一方的成本线以下，这一方就会退出竞争。人造鬃的主要原料是石油，就算石油价格再低，也低不过天然鬃，须知在中国农民的眼里，猪鬃不过是废物，这就是咱们的最大优势，就足以将价格控制在人造鬃以下，庞大的杜邦公司没有必要为了区区的万中之一的产品人造鬃与我进行殊死斗争。一旦迫使他的人造鬃价跌近成本线，它就可以只做些微改动利用这条生产线去改制它种更赚钱的化工产品了。”
总之，古耕虞的处境已与进兵黄河边上的项羽相类，有进无退，唯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项羽之所以敢以八千胜十万，正是看准了己方不胜则死，务求一胜；章邯以一名将断断不会舍了性命去与一个尚未成名的“敌军”将领殊死决斗。而章邯的十万，早已积怨生隙，分崩离析，涣散了斗志。小而精对大而杂，八千视死如归的齐心勇士，去砍杀那分散为一块又一块的远不足八千之数的斗志低落的敌兵，焉有不胜之理？
古耕虞凭他多年的调查研究和迅速的反应能力，观察入微，分析精辟，抓住了战略要点，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后迅速地采取有效的战略措施与具体的战术，向庞大得足以吓倒人的杜邦公司进行了反击。他采取的主要方法有二：
一是价格手段。他通过他驻美的子公司海洋公司调动各方情报，牢牢把握住杜邦公司人造鬃的生产、销售情况，特别是数量与价格的每一个变化，紧紧地采取跟踪政策，把天然鬃的价格始终控制在人造鬃稍下或相等的水准，而又不断地提高天然鬃的质量。从使用习惯与实地效用两方面看，当时的人造鬃都是不如天然鬃的，价格相当，自然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