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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完书，又做些什么打算呢？”
话出口，脸上也现出了喜悦的期盼，他等待着儿子令他最喜悦的回答：在德昌好好干呗，将来让德昌一定要更红火！
可是，且慢，那儿子竟似早已成竹在胸，见问，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发展实业！”
老子的高高的兴头，似被泼了一盆冷水：实业，投资大，见效慢，又得更大的心力去经营，值么？可他不忙发火，仍问：
“为啥单要去发展实业？”
儿子理由分外正大：
“看看如今的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不是靠实业强国，以实业为本？唯有咱们中国，实业薄弱得可怜，国家也弱得可怜，当然也只有靠发展实业去图存、图强了！”
宋传典虽自学的是西方文化，可他身在圣人乡，生在清王朝，对那齐家，然后治国，国治，然后平天下的传统理论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崇信的。听了儿子的话，望着儿子的脸：你小子再能，左不过尚未弱冠，竟不知艰难，奢谈起治国来了？可知老子似你这般年纪时的情景？又可知老子是如何挣挫得这分家业？不先想齐家，却着谈治国——荒唐，荒唐，不牢！不牢！因而，对儿子再度提及转学问题时，他明明赞成，却由于那不快，只是缓缓地摇手，淡淡地说：
“先歇着吧，此事待从长计议！”
儿子的见解是不凡的，正是这种不凡的见解鼓噪并支持着他，开学后央着父亲写信托人立即转入了燕京大学。到了北京，眼界与心胸更是大开，只读了不到两年的经济特科，便不待其父明确表态，不及毕业，便通过北京的教会关系转学到美国的西大学商学院续读。这所大学是老资格的高等学府，是美国著名的福特集团专为培养高等商业人才而不惜重金资助兴办的。宋棐卿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就是要通过在这所大学的学习好好地考察一下世界上一流先进的美国经营实业的情况与兴办实业的经营之道。因此，他不但在课堂上认真地听讲与思考，而且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实际考察的可用良机，甚至不惜费尽心机地谋求参与旁听福特公司的例会。终于谋得了一次机会，使他大足了欲望。但也在大大称羡之余，隐隐地感到悲哀：这一切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在国内几时才得行通？福特的中层人员，在总裁面前毫不拘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正是因此，自免不了看法相左，那就尽情地争论。总裁不但不制止，反而有意导引向正题，推波助澜，在下属们的激烈争论中，总裁总是冷眼旁观，时而眼角牵动，时而面露微笑，在具体的争论中似乎每个人都忽略了总裁的存在；但在总体的氛围里，时时体现着总裁的威严。
一九二一年，二十三岁的宋棐卿学成回国了。
他回来得正好，回来得正是时候，老子宋传典因买卖兴隆获得了新的山东政府的嘉奖，当上了县议员，进而更要参加省议会议长的竞选，而企业兴隆却引起了股东凋敝，昔年的四师兄弟已去其二，唯留了一个贾星恒，所占的股份少而又少了。因此，儿子的学成归来，岂不是甚为及时？儿子不但足以挑起“德昌”的担子，而且在他竞选中为他出了许多主意，讲了许多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他也从儿子的灼灼奕奕的眼神里读解了两个未知数：儿子的目标不在“德昌”，也不在益都，这小子真个有四海之志；老子的基业可谓大矣，从卖柴童到益都县的大老板，从基督徒到省议长，容易么？可这小子分明是没把这分量看在限内，甚至分明是把老子理财的一套看成是不值一顾的土式经营。他要缩短这种两代人的距离，他要使儿孙，至少是儿子记住，是他宋传典开创的宋氏基业。因此，他搬进了省城济南。由县郊搬进县城，开办了个德昌号；由县城迁进省城，建起了发网厂，立起了德昌总号，益都的老字号与新设在青岛与潍坊县的新字号都是德昌的分庄。买卖做大了，而且连最后一位合股人也撤了那已变得只具象征性的股份，偌大的德昌变成了宋家的独资企业，儿子总该满意了吧？可是不，儿子十八岁时流露出的“发展实业”的想法，如今反而更具体化了：要建毛纺厂，甚至连购买机器的国家都想好了！他虽在表面上淡淡又说了句“从长计议吧”，内心里却未免有些恼火，但这点火却很快被儿子的行动扑灭了。
竞选议长，兴建工厂，开办分庄，用去了宋传典的所有积蓄；而当上了议长，应酬花销激增，钱呢？没钱，莫说官场，连工厂也难以维持了。可当父亲正感燃眉，儿子已经送上了救急的“水”；居然料准了会有这么一天，提前动手，找到一位同在美国留学，如今已在一家英商办的洋行中任职的同学，不动声色地拉来了一笔巨额货款，不为人知地由德昌代收，并利用济南与上海间银元兑换铜钱的价差，南收北放，生息长利，一月间就净赚上千元。儿子的一招先，走活了全盘棋。这令老子格外欣慰，也暗暗佩服。
可是尚未欣慰得多久，佩服得多久，接连着就来了个双滚翻！
首先是由于大大小小的发网庄几年来已遍布山东，生意走向清淡，所以，宋传典接受儿子宋棐卿的主意，于1925年前后，将德昌发网庄改组为德昌洋行，专做进出口生意：出口花生、发网、核桃、地毯、草帽辫等；进口五金、电料、自行车、布匹、呢绒等。做了一阵子，生意蛮好，可是这绝不是宋棐卿的目标，他是决心要发展实业的。特别是留美中的认真考察，使他更具体更深刻地感觉到，美国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工业先进，而且美国的财团巨头无不是实业大家。因此，他一有了机会就亟谋在实业上的进取。他以为既然中国是羊毛的大宗出口国，为什么要用英国的毛线，何不自纺？于是，他就瞒着老子进口了一部英国纺制毛线的机器。只可惜，他不懂纺织，英商卖给他的又是一部粗纺机，纺出的毛线没有弹力，也就销不出。无奈，只好织成线袜廉价甩卖，结果赔了几万元。这还了得？老子锱铢必较，茹苦含辛，非不听话玩什么实业，一下子就是几万元！
更有甚者，次子字涵竟为乃兄所濡，醉心起了实业，说是留学美国学商，居然也学起了纺织，这不是火上浇油么？
不牢！不牢！可气！可气！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不将军”（不知道有多少兵，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小老婆）张宗昌督鲁，听得“德昌”是家资金雄厚的进出口洋行，东家又是省议会的议长，就要德昌为他进口几台小汽车。宋棐卿乘机鼓吹其父在天津开行，理由是天津是与上海差不多的商业大埠，近海多便利，经营进口最为合适。这主意却很“牢”，宋传典采纳了，可却断然拒绝了儿子的毛遂自荐，而派他培养多年、办事牢靠的心腹华正宣做了天津“德昌贸易公司”的经理。并密嘱毕正宣设若儿子借天津公司有所举动，必须及时向他通报，并将宋棐卿的学友在公司任职，已成为宋棐卿得力助手的留洋归来的几个人也一律降职使用。
一九二八年，张宗昌跑了，陈调元来了。张宗昌已刮地三尺，陈调元刮什么？不刮他一大刮，还当什么省主席？哈，一条肥鱼在这里——张宗昌唯一没刮的“德昌”！于是，宋传典就“理所当然”地，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根本不相干的足以破家的大罪名：国府要清算军阀，何妨将宋传典列入张宗昌等的“四凶”之内？县今尚可破家，况省主席乎？于是，逮捕查办令发了出来，宋家全部财产的封条贴了上去！宋传典百口莫辩，唯有一逃，集中起可集中的现款，仓惶间，化装后连夜混进三等车逃到了上海。
于是，通缉令发了出来。
于是，军警频频登门。
于是，凡值一点钱的东西都在被封之列。
于是，中外客户纷纷伸手，通过各种途径：商会，省府、中介人追索货款，合同索赔，闹得沸沸扬扬。反而闹得陈调元不敢贸然吞下这块烫嘴的肥肉了。
宋棐卿呢？
在天津。他觉得机遇来了。
他到天津不只是躲灾，而是要收拾残局，保住天津这块阵地，以求救父与东山再起，兴办实业。
按着既定目标积极着手筹备
发展实业，像一团火，熊熊烈烈地躁动着他，他要把现代的经营机制引进德昌来，将德昌这个带着泥土味的字号和传统的封建老财式的经营彻底革掉，托出足以强国的实业来，让上流社会多一个名字：宋棐卿；让津、沪的工商巨子多一个名字：宋棐卿！
一九二八年冬。
天津出奇地冷。
在砭骨的冷风中，两辆小车向法租界六号路驶去，在挂着“德昌贸易公司”的牌子门前，戛然而止。
年满三十岁的宋棐卿下得车来，后面是与他年龄相若的青年人，尚有事先得讯赶往车站迎接的经理毕正宣。三十而立，宋棐卿显得更成熟了，他虽内心里滚烫着对临头大难的愤懑与对乃父的担心，可脸上却平静如水，危难当头，宋家唯有他这么个主事人，是万万乱不得阵脚的，正相反，他要以极大的冷静，凭天津这个地利，靠“德昌”这点儿家底，寻求人和，力争尽快振起，设法出脱乃父的莫须有罪名。这需要一大笔花销哇，而他的家，除了天津这点产业几乎已别无长物了。
毕正宣可完全不清楚。初时，他还只以为少爷是来避难的，乃至少爷宣布住下来，自任经理，告知他举家迁津后，他才毫无准备地唯有诺诺连声。
宋棐卿要大做，绝不再像以往般，做几个赚几个。他的成熟更得力于购买粗纺机的失败，他知道，要实现他的理想，实施他的经营方式就必须有得力的臂助，华正宣是个算盘打得很精的人，因此叫毕正宣做主管帐目与往来文牍的副理实是难得的内务之助。可只有内务之助也只是一半，另一半，外务之助却更为重要。天津的老班底加上他新带来的人，无一足堪方面者，他要不惜重金厚礼寻求。终于很快地寻到了赵子贞。
赵子贞，曾经留学法国，专攻机械，更对汽车构造与性能专有所长，为人聪敏灵透，辩捷思谨，是个难得的专业人才兼公关人才，当时正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宋棐卿寻到了赵子贞，也诚聘了赵子贞，更礼遇重任了赵子贞，一到公司就任命为副经理。赵子贞也不负厚望，上任伊始就凭他出众的交际本领拉了一些上层主顾，特别是进口了“飞得禄”牌汽车，兜得飞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