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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2303903。7557
1935年11。9944978。5097
1936年110。06521143。5798
几度设备增加情况：
一九二八年增添布机一百台
一九二九年，增锭一万一千六百枚
一九三一年增锭四千八百枚，增布机七十台，增线锭一千五百０四枚
一九三三年增辟第二工场，增锭三万一千枚
一九三四年扩建整理漂染设备
截至一九三四年统计，已拥有纱锭六万二千二百枚，线锭四万一千二百枚，布机七百二十台及全套漂染设备。自唐星海一九二六年接任起经过不到八年的奋力经营，庆丰不但在企业面貌与管理上已大大改观，尽洗了昔日灰尘，而且规模与质量、产值、利润各方面的指标几乎跳跃着上升，绝不可与昔日同日而语了。
为了扩大再生产与引进最新设备，唐星海于一九三一年便立意筹建第二工场。他亲赴英国买设备，选购了三万三千枚最新的纱锭，二百台狄更生织机，转年又购得日商织机二百台，再亲赴瑞士经慎选购买了一套B·B·C400KW的透平发电机，备足了“粮草”，动工扩建。
厂房工程开工时，恰值纺织养成所首批三十六名学生毕业，唐星海便将这批经严格训练的学生全部派往工地，对施工进行分别地有效监督，一来充实了这些学生的实际经验，二来无论进度、用料，还是质量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证。由于验收严格，几乎使承包施工的上海新营记营造公司蚀尽老本。
庆丰长足发展，第二工场又以崭新的面貌与强大的态势勃然而起，在无锡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舆论界尤为热烈。当地的《新无锡报》屡为称誉，大加赞扬，大小报导屡见诸于报端。从有人已摘引的两则中，便可见一斑。
一九三四年的一则，主标题是：“华纱商不景气声中，庆丰力谋扩展”，副标题是“机械新颖，出品优良，管理纪律化”。文章先综述了近年来国内，特别是省、县内华商的经营情况，指出了普遍不景气的概况，再指出庆丰一枝独秀，然后报导说：“锡山通讯社记者，昨日赴该厂参观，始知该厂又在力谋扩充，此际纱界不景气声中，该厂独谋积极发展，此减本邑实业界之好消息也其第二工厂清花机为最新单程式，系英国道勃生厂出品；粗细纱机为英国好华特及立达厂出品；棉条机有电气制止运动；细纱机用车头马上。各机排列适合科学管理，出货之效率，出品之优良，人工之节省，迥非旧式机械所能企及”
一九三五年另一则报导，更赞誉说：
“自第二工厂开幕以来，其鹿鹤同春商标，虽不及双鱼吉庆商标有悠久的历史，然其产品特优行销至户，各式花线及四十二支以上各种股线尤脍炙人口。”
不景气中尤能景气，尤能红火，一旦机遇到来，更是捷足先登。在抵制日货的声浪日益高涨中，民族企业得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良好的发展机遇，对整个商界来说都是难得的，唐星海则更利用得充分，不但起步早，而且行动快。
谨遵父命，唐星海绝不做官，也绝不与官场缔交，不介入政治，但他并非不问政治，正相反，对官场的更迭，时局，包括国际时局的变化一直是十分关注的，因为这一切都密切关系着企业的兴衰。
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东北以后，反对日寇侵略与随同而来的抵制日货运动，日益激烈，特别是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之后，已形成了掀天巨浪，日货几乎已成了过街老鼠，在国内市场人人喊打，原本占据大部分市场的日纱立即锐减，以致被轰出，倒出了一大块市场空白。
尚在淞沪战争之前，“抵制”之声方兴之际，唐星海就看中了这一契机，超前动手，一方面极力扩大庆丰的生产，从速建成并使用第二工场，并率先抓住了一个新的市场空白，即漂染布。漂染布以日货为佳，原来是日本漂染布稳居该市的市场之首，市场接受量也较大。一旦日本货被轰出市场，大量的这一品类的市场需求就势必转向国内。而国内的多数厂家因出于漂染手段差，无力与日货相匹，均不以生产此种布为主，生产了，批量也很小，且常积压，庆丰便在此例。唯有一家丽新印染厂，因系专营，即产即销，此刻竟已供不应求，竟致将库存一销成空！唐星海虽早有预料，怎奈本厂由于设备不全，且多陈旧，自然能力甚小，他就当即两手并施：委托代印，同时自筹设备。他当即与丽新印染厂订了约，约定丽新每月为庆丰漂染白坯布两千尺，委托了代印，他深知市场需求量将日益增大，这种委托不过是权宜之计，要利及长远，还得自家具备与增加本厂的漂染能力。所以，他一手委托，一手抓紧自办，当即行动。到英国去购回了设备，又扩建了基地，于一九三三年施工，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投产，特聘了漂染专家工程师周家骏负责管理。丽新果于几个月后因市场需求激增，而以“业务繁忙，无力承受”为由，终止了委托代印之约。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当，行动迅速，没几个月的功夫，庆丰自己的漂染能力已大大增加，绝不仅仅是超出两千尺几倍有余，而且工艺之完备，技术之高超已鲜有人匹。于是，大批量的带有“决胜图”、“香妃图”、“庆丰图”等豁亮而诱人的商标的淡士林、深士林、黑布、漂白布交映成辉泛着眩人眼目的色彩，翩翩跹跹源源滚滚地流入市场，冲击得满目青蚨冉冉飞来，很快就占领了无锡漂染布的大半市场，不仅此地无其匹，而且延及了沪宁一线。
两三年的功夫，即截至一九三六年底，庆丰漂染厂的资本，已由原来集资的八十二万八千九百元，激增至流动资金三百万元，固定资产五百七十万元。总资金已是原投资的十倍左右。经营范围也得以大大拓宽，东达上海，西至临潼，北接徐泗，南到广粤，经营网络灵活而有致，设了上海、临潼、徐州、广州代营机构：办事处或营业所。并将上海的原办事处改为总公司，为了这通商大埠的各种优势条件，唐星海也将重点移至上海，他本人也坐镇沪上，运筹调度，瞻顾全局。此刻庆丰漂染厂已由初创时的名重无锡而响震东南半壁了。
风急浪紧照扬帆
家庭暗礁
唐星海的“航”速应该说是最大的，但并不等于说他就是“一帆风顺”。老父的容忍，六叔的引退，三弟的容让，固然可视做为新战旧的胜利。然而，不但六叔没有彻底服输，而且老父也在时时不放心，三弟更渐生了敌意。而厂中的守旧的保守势力，也并非完全屈服了。因而在扬帆前进中，也总是多多少少轻轻重重地遇到一些来自内部的逆浪冲击。而唐星海毅然稳健地操舵前行，不为所动。
例如，有一回，唐星海在巡视中，发现了清花间领班严重失职，依厂规理应开除，待找到那领班责问其车间使用的棉种因何如此混乱时，那老领班竟以“从你父亲那时起就这样”相抗，唐星海忍无可忍，当即将这老领班开除。那老领班自持老资格，公然拦截唐星海的包车以老卖老大肆吵骂与无理取闹，唐星海十分冷静地对待，坚持喻之以理，既不与他一般见识，也不答应他重新回厂的要求，直到那老领班闹得也自认没趣，偃旗息鼓时，唐星海才声称出于老厂故交，赠给了那老领班一笔钱，就此了事。
还有一个老资格的工头，一来是积陋成习，二来也是没有对制度管理引起重视，擅自调动齿盘，降底车速，被唐星海巡视时发现，也当即遭到了开除。这工头凭持其老资格鼓动起一些人闹事，吵着要唐星海收回成命。唐星海却对其无理要求置之不理，只从正面妥善地解决，使人为的闹事平息了下去。
还有个领班也与那工头资格一样老，认识一般低，也不适应制度管理，只习于打骂，见上下齐严，他却无从严起，便更凶地打骂起工人，致使工人忍无可忍，便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冲突。经过几个工人一番精心安排，当有一天那领班步入车间接班时，即被专候多时，蓄势以待的交班工人王秀娣突出发难，猝不及防地一蒲包将头面套牢，紧接着埋伏在侧的女工们一拥齐上，拳脚并施，暴雨般的打击，痛得那领班失去了威风，丧了尊严，只好一再出声苦苦哀求，女工们才出了气，丢下他扬长而去，转眼已是烟消雾散，踪影全无！对这件事，唐星海充耳不闻。因为他觉得劝告，改变不了那领班的无理殴打的陋习，而工人们也没有违反生产规则，且哪儿去找事主？那领班咎由自取，或者可因此而收敛也说不定。他注视着变化，果见那领班收敛得多了，并主动改善起了与工人的关系，很明显，老板对他的挨打置之不理，必认为他是理屈，客观上也使那些打他的工人更仗义，他不自行改善还能适应么？
厂内的旧势力好顶，可来自家庭的，却很使唐星海为难了，特别是来自威严的父亲。
尽管庆丰的发展十分令人瞩目，壮大得甚为可观，然而保谦公对这个“刚愎自用”又十分不安分、家传素秉已为洋风所熏的次子，一直持有成见，甚不放心。为此，唐星海在乃父面前也一直十分小心，对父亲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见解与举措，他可改变者力求改变，无可改变者他也只好顺应；对一些无关宏旨的，他还顺应得很好。比如，他明明知道“双鱼吉庆”迷信得近于荒谬，以他的知识水平岂能也去奉若神明？可是，这是传统，这是被庆丰的一些老人，特别是老父视做得天独厚的吉祥，倘若取消，不仅大伤其心，也必大动干戈，引起不可解决的麻烦。而保留下来并无害处，尚对一些人有些精神作用，他就不动声色地保留了下来，并且认真地按传统办事：每当每年大年初五开工开车的时候，便郑重地把董事们全请到厂里，一早就齐聚帐房议事。而这种议事，每一遭也必以人事变动为第一议题，议定后，也一如旧制，张榜示众，红、白两榜开列两侧，凡登红榜者，即可得继续录用；名入白榜者，则悉听尊便，除辞退外，即被开除；红、白两榜俱不见名者，是为“提控”——在未定之数，须经个别谈话后再决定去留的。一旦议事已毕，便取吉时齐入大厅。大厅里早已是香案端肃，供品齐备。香烟缭绕，红烛高烧，洋溢一派端庄而喜庆的气氛，两尾鲜活的大鲤鱼高供于案上了。待董事们鱼贯而入，于鸦雀无声中，响起当值执事肃穆的赞礼声，董事们依序一一向案前跪倒，端肃地向双鲤顶礼膜拜。见到、亲与这一切，唐星海虽内心里甚觉荒唐，几欲见笑出声，可仍是用极大的耐力控制着，膜拜得一如他人般认真，似摸似样，待大礼仪式已罢，再专由预先指定的执事恭恭敬敬地将那双鲤鱼“请”下供桌，恭送去河里放生。这才开始欢乐的庆宴，吃起了所谓“开车酒”，事虽荒唐，却也热闹，唐星海觉得在大年初五的开工伊始，以此取个吉利，调动一下投入生产的众心，也无可不可。这点自算不了什么，唯独有些关系厂兴的大举措，一旦与老父撞车，可实令唐星海为难。比如扩建第三工场与增设印花工段，就因老父极力反对而告中断。
企业的扩大与发展，使唐星海更加雄心勃勃，从市场发展的趋向中，他断定要不了多久，国产印花布势必走俏，他就于1935年底向英国订购并运回一批新式印花设备，准备充实印花能力，几乎同时，又从日本中田机器厂购进了一百九十二台自动布机准备增建庆丰纺织漂染厂的第三工场，连地皮也在汉口购买到手了，并专派了三名技术人员去日商办的纺织厂接受培训，这些，本来是在他正常的职权范围之内的，董事们已知，不会干涉，老父已退，更不必操心，可他那对他甚不放心的老父偏要操心，而且在病中也非操这份心不可。
1936年初，保谦公患了病，为了照顾方便与妥善治疗，唐星海将其安顿在庆丰上海总公司的特备房间里，不时地护送去上海大医院诊治，或请医上门往诊，病是老病，不重可也不轻。保谦公自也忧心，可更没丢下“心病”，不放心次子的隐忧，关注中，自会听到儿子搞印花、扩建第三工场的消息，初闻之下，老人家如受雷震：这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小子也太大胆得过格儿了！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父子不可避免的一场交谈。保谦公乘这个令他担心不已的儿子来探望他的时机，使叮问道：
“炳源，听说你又在动什么脑筋，要扩建印花？可有此事么？”
听口气是要糟，可是也不能隐瞒，唐星海只好如实地回答说：
“是的，确有其事，这是儿子从印花布正最时髦中断定，必有个大发展的趋势，大量投产也必确保赚得大钱，咱们何不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