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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父母这是陆宾的孩子，叫他们帮我把这孩子送去陆宾家。
小晴哭的眼睛红红的，但是还是在第二天就背着背包跟随先头部队第22主战坦克师出发了。那个师的师长叫金立刚，我跟他打了个招呼，要他好好照应小晴，尽量别让她靠近前线。
回到司令部，我也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跟随钱隆一起移往维鲁拉纽。
从6月中到7月初，从托那汪达到维鲁拉纽的路上全是中国远征军的军车和士兵，没日没夜的向前赶着路。希腊军队在凯尔特山脉南方集结了大批部队，但是无法越过被中国空军严密监视的凯尔特山。他们也曾选择坏天气我空军无法起飞时发起过两次大的攻势，但都在复杂的地形和我们坚固的工事面前无功而返。巴比伦也发现了中国军队的异动，他们说中国人采取“孤注一掷式的自杀战略”，“必然在巴比伦的坚固防线面前全军覆灭”，但是心里早慌得乱了手脚，急忙向美国和希腊通报情况，要求两国支援。听巴比伦的电台在收音机里胡吹着“巴比伦的伟大军队，在永远的同盟——希腊和美国的支持下，必然挫败中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之类的大气，我和钱隆坐在吉普车里乐不可支：原来他们也知道自己不行，所以把希望都放在盟国的支援上了，但这两个盟国靠不靠得住呢？美国电台说巴比伦“有着坚强的人民和正确的领导，有着悠久灿烂文化的巴比伦民族绝不会屈服于西大陆蛮子”，而“美国将一如既往的做巴比伦的坚定的支持者，全力给予援助和支持”。但是根据我们的情报，美国人只派了3个普通的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以志愿军的名义参加巴比伦对我们的作战行动，美国人甚至至今尚未实行动员，如果这五个师就是他们的“全力”的话，美军的实力也实在是太低下了。希腊人在吉格维亚吃了大亏，整个腹地希腊平原已经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下。目前希腊虽然进行了动员，但是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支援巴比伦，而是保卫自己的国土。希腊甚至减少了给巴比伦的战争援助，我们的情报人员得到情报说希腊原定提供给巴比伦的120亿的战争援助已经缩减到20亿，为这事巴比伦领导人大发雷霆，对自己的盟友如此不讲信用大为恼火。希腊人也觉得巴比伦贪得无厌，一时间闹得很僵。后来总算希腊作出让步，表示愿意派出部队到巴比伦参加对巴比伦重要城市的防御，巴比伦人才算太平了一点——巴比伦领导人深知自己部队战斗力的低下，对他们毫无信心，所以一定要拖战斗力强劲的希腊军队来给自己防御才觉得心安。
1874年7月24日，我军77个师约90万人全部进入预定作战位置，只等25日凌晨1点总攻击的那一刻到来。
第十八章
开战的前两天一切顺利：远征军的先头部队顺利的切入了巴比伦在沙漠中沿一条南北线公路布置的防线，巴比伦军队在我们猛攻下的表现只能用“拙劣”来形容。戚继光元帅的第二集团军在25日一天里推进了100多公里，击溃了巴比伦两个师，顺利突破巴比伦防线，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钱隆在司令部里拿着前线发来的捷报只说了一句话：“姜桂之性，老而弥辣。”的确，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已经年届70的戚继光元帅是再恰当也没有了。
27日，我军全线突进，巴比伦全线溃败，大批的俘虏让司令部非常头痛：不能杀，也不能放，前线部队依靠的补给都是事先发到部队的，分给这些战俘的话我们的人吃什么？不分给他们难道让他们就这样渴死饿死在沙漠里？后勤部的鲁易，一个脑袋圆圆的大胖子，常被误会“私吞了补给品才肥成这样”，那几天一下子就瘦了好多，其中一半倒是为这些战俘的安置。总算后来参谋部有人想出了办法，让这些战俘去参加修复巴比伦沙漠铁路的工程。
巴比伦沙漠铁路始建于1655年易洛魁战争之后，巴比伦头一次在巴比伦沙漠以西占有领土，但是由于巴比伦沙漠的阻隔，这些易洛魁城市很难纳入巴比伦的有效治理之下，暴动起义不断。巴比伦政府深感鞭长莫及的痛苦，于是举全国之力，修建了这条在巴比伦沙漠里横贯东西的铁路，这条铁路西起圣雷吉斯，向东延伸到巴比伦本土最西端的席帕尔，全长2500公里，由20万工人耗费15年到1670年正式通车，被巴比伦自诩为“世界工程奇迹”。通车后大大便捷了巴比伦本土与易洛魁被占领土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巴比伦遂将易洛魁被占领土正式纳入自己的国家体系。这一切与这条巴比伦沙漠铁路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
东大陆战争开始以后，巴比伦在易洛魁被占领土上连战皆北，伤亡惨重，为了阻止我军沿铁路线迅速移动进入巴比伦本土，巴比伦军队在撤退时将沿线的铁路全部炸毁。相应的，我们则不断的对其进行修复，甚至还特地从国内调来了几个工程大队专门修复铁路线，但是无论如何，人手还是不足，于是有人就想出了用战俘去修铁路的主意。
现在的人都知道这个主意的结果：15万战俘在沙漠的恶劣气候和严酷条件下死去。东大陆战争后来遭受抨击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被认为非常的“非人道”和“残忍”，但是说实话，我至今不觉得这个决定有什么错误，如果没有这些战俘的参与，这条铁路不可能在几个月里就恢复到基本可以通车的地步，而如果没有铁路运输的话，我们根本无力发起后来的几次攻势，包括那次非常有名的“萨里昆突击”。
那是9月7日，部队在沙漠里挣扎着作战，终于在南线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名叫萨里昆的绿洲城市。这个城市只有不到一万居民，都是巴比伦人，这时由于我军的推进，城内居民几乎都已经逃走了。这样的一个小城却不同凡响的有四个巴比伦主战步兵师驻守（说不同凡响是因为巴比伦的所谓主战步兵师相当于我们的近卫部队的意思，都是精锐中的精锐。而该城居然有四个这样的师驻守，可见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萨里昆以西是连续1000公里没有人烟的沙漠，向东300公里则是席帕尔，被称为“巴比伦的大门”）。疲惫不堪的25主战坦克师作为前锋部队与敌人交火，遭到敌军炮火的重创，随后连续多天的沙暴使其更加陷于困境。16日该师被击溃，这是自“热风行动”开始以来我军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败。
钱隆看到报告后呆在那里，黑着脸想了很久，随后就下令开会。有一些历史书上说钱隆是按照预定计划发起这一攻势的，事实并非如此。25师的失败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情报有错误：我们没有发现巴比伦人在萨里昆修的一条秘密公路，自然就不知道巴比伦将大批精锐调集于此的事。当天的会上钱隆为此向情报部门大发了脾气，甚至说了要他们“随时准备上军事法庭”之类的话。随后参谋本部连夜拟定了新的作战计划，次日就付诸实施，这就是著名的“萨里昆突击”诞生的前后。（奇怪的是，同样的这些书对于25师的溃败一字不提，或者只简单提到该师在“经历严酷战斗后后撤休整”，9月的战况空前激烈，前线各部队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只有25师“后撤休整”，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那绝对是非常奇怪的）
“萨里昆突击”由中央突击集团军担纲，22、38主战坦克师担任侧翼掩护，于9月20日在萨里昆以西的沙漠里开始向萨里昆炮击，当时工程大队甚至修了一条轻便的铁路支线到我们的炮兵阵地（巴比伦沙漠铁路途经萨里昆），于是炮兵们大展神威，没日没夜的向萨里昆城里发射炮弹，200门大炮在20小时里发射了一万多枚炮弹，整个萨里昆市80％的房屋变成了瓦砾堆。21日凌晨3：30分，中央突击集团军向萨里昆全线发起攻击，到21日中午，该军突击一师已经攻占了市中心大楼（后来我路过萨里昆的时候还特地去看过，那其实不能算是楼了，只能说是一堆高大些的瓦砾），随后就在全城开始肃清巴比伦军队。22日上午，最后一个巴比伦士兵在一个暗堡里被击毙。于是中央突击集团军向指挥部发出了“占领萨里昆”的电报，前后不到60小时，远远低于参谋部计划内要花“3～5天”。巴比伦这四个主战师共约44000人，除3000多人在21日撤出萨里昆逃往席帕尔以外，其余大半死于炮击和随后的战斗中，只有不到200人的伤兵和俘虏。
钱隆看到报告后在捷报上写了八个字：“牛刀一试，快不可当”。如果今天你到中央突击集团军在罗得斯的总部去，一进大门就会看到照壁上的八个直径一米的镏金铜字，就是照钱隆的手迹制作的。
第十九章
10月的时候，远征军前锋已经逼近巴比伦的首都巴比伦城，最前方的戚继光元帅的第二集团军甚至一度攻下了巴比伦城的最后一道屏障——乌尔。但是巴比伦全民战争的优势开始显现——他们的部队源源不绝的补充他们同样源源不绝被我们消灭的部队。而我们的部队战线过长，在连续了3个月的攻势作战后，我们推进了将近1100公里，部队疲惫不堪，装备损耗也十分严重，最需要的就是休整，但是敌人又怎么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凯尔特山脉一带希腊人逐渐加强了攻势，他们集中了10～15个师轮番攻击我们在山上险要地带设置的阵地。而美国则改进了他们飞机的技术，开始生产轰炸机和战斗机，并向巴比伦和希腊无偿转让了这项至关重要的军事技术。于是，敌人的飞机开始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重磅炸弹在我们部队的行列中爆炸，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虽然我们的空军立即出动战斗机予以压制，但是效果不大。巴比伦人则在东部紧急调来了几十个师对我军进行反突击，说实话，巴比伦人的拙劣战术毫无改变，即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装备体系，开始全面转用希腊的装备（据说还出现了完全按希腊部队编制装备的“希装师”），但是打仗并不是使用谁的装备就可以达到谁的作战水平的问题。巴比伦军队虽然由希腊教官加以训练和指挥，但是战斗力提高很有限，只有很少的几个部队显现出了一定的战斗力，其余的用钱隆的话说“垃圾依然是垃圾”。比如22主战坦克师曾在一天内歼灭了敌人三个步兵师，根据前方部队的说法，是“用坦克追赶巴比伦兵”。不过也有例外，在北线，敌人有三个主战步兵师十分顽强的进行了有效的抵抗，成功的将我们的四个师阻止在祖鲁山地一带长达2周之久，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10月底，补给到了极限，从国内运来的部队远远无法满足作战的需要。根据统计，自“热风行动”开始以来，我军伤亡31。7万人，歼灭巴比伦军队110万，俘虏25万，歼灭希腊在巴比伦的军队7万人，没有接触到美军。但是补给问题突出的浮现在其他各项问题之上，大部分处于前线的部队只能得到半补给或者是四分之一补给，缺少弹药、食品和药品，这对士气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而被我们攻陷的巴比伦城市则几乎全部处于混乱状态，当地居民都不肯与我军合作，反抗组织造成的破坏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各地的部队都在追剿反抗组织的行动中疲于奔命。而国内传来的消息更加不妙：反战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少城市出现了暴动和混乱，这些思潮也反映到我军内部：不少士兵放下武器拒绝作战，甚至有人为此被就地枪决。
11月和12月在一场混乱中过去了，巴比伦人投入了他们所有的后备师，通过铁路网加入前线作战，于是前线我们的兵力对比变成了1：6甚至于更高，部队伤亡立即随之上升。巴比伦军队在多打了几仗之后，可能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战斗力有所上升。而我军则在久战之后已成疲师，战斗力开始下降，原定在年底前攻陷巴比伦城的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所有的预备队都已投入了战斗，希腊人在总动员以后军事力量扩张了不少，发现难以突破凯尔特山防线以后，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巴比伦战场上，很多希腊的精锐部队开始出现，到年底，希腊人宣布他们已经投入了四十个师“帮助盟邦作战”，这对战场态势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的国防部却在这个时候告诉钱隆国内已经无兵可调。钱隆非常生气，立刻飞回北京，去和“那些大人们”扯皮。
直到12月底，我们在前线的态势仍然是不胜不败：我们深入巴比伦本土600～800公里，占领了他们的几乎全部工业重镇，但是已经无力推进，巴比伦在之前吹嘘的“巴比伦军队无比强大，完全有能力击败中国入侵”的牛皮已经吹破，对他们的民心士气有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们又重新树起一面“全面民族战争”，把这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