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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熙熙攘攘的街头，你是否会对不绝于目的盗版光碟嗤之以鼻？在大大小小的考试中，你是否会拒绝一切“善意”的微笑与请求？在人烟稀少的乡间小路，你是否会坦然接受陌生男子的热情相助？在自家的门口，你是否会欣然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踏入家门？
坦率地说，我不会，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面对和我同样情形的时候，会选择和我同样的答案。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景背后，我们发现了“诚实与信任”的幽灵，它在我们中间游荡，挥之不去。于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面对地铁口“发票、发票”叫声的此起彼伏，面对街道旁抱孩子的大嫂兜售光盘时的热情洋溢，面对天桥上一串又一串的“办证”小广告，还有那背弃了誓言与信仰的贪官、那制作假药的小商贩、那使用假文凭的大学毕业生、那生产学术垃圾的所谓教授，还有那些金融诈骗、股市造假、虚假的赈灾演出
有位学者给我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期里，我和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在一起喝茶。当一个朋友谈到偷税漏税的诀窍时，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了，朋友们争相吹嘘他们是如何成功逃税并欺骗国家的。当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即使在法制最健全的国家也会发生。主要的区别不在于逃避税务的频率，而在于社会对此的接受程度。逃避纳税、投机经营，在我们的国度成了少数商人展示才智的窗口，但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此感到羞耻，不会在社交场合对此津津乐道。”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以法律为权威的制度体系的构建，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构建诚信社会更为关键和根本的战略，是公民“心态”的改变。所以说，重任未有穷期，我们每位社会成员都任重而道远。
诚实与信任的缺失问题，任何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和东欧国家一样，也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但中国更独特的情况是，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一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前，市场从没有真正地主宰过这块土地。
在许多基层的村落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时打交道的都是亲戚、邻里，极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种经济模式所沉淀的文化内涵是：重人情而轻规则（遇事不依制度而诉诸“关系”、“后门”），重空间而轻时间（老乡观念强，守时观念差）。这样的文化内涵，用以应付村落里熟人间的关系自然没问题，但如果面对的是陌生人，就有些不够用了。如何和陌生人打交道？中国传统文化教给我们两个字：一曰“忠”，二曰“义”。“忠”用以协调自己与作为陌生人的领导的关系，所谓“忠臣不事二主”。而“义”则用以协调自己和作为陌生人的朋友的关系，所谓“情同手足”。
集“忠”、“义”于一身者，最典型的非介子推和关羽莫属。前者在晋文公重耳饥寒交迫的时候，剜却躯体之肉以待主人。而后者更是与刘备出生入死并对他忠贞不贰。如果说介子推距离我们尚已久远，关羽则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有意思的是，关羽作为一名战将，武功绝非后世小说描绘的那么高强，加上他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终致败走麦城，而且错过了于蜀汉有利的战略格局，其过失不可谓不大。当时的人对此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比如蜀汉后主刘禅就曾封关羽为“壮缪侯”，语气间多有不屑。可历史越往后翻，关羽身价越高。宋代以来，关羽多次为朝廷所封，地位越来越高，成了与孔夫子比肩的“武圣人”。关羽身价一路走高，折射的是市场因素开始在这个小农国度逐步“发酵”的事实。道理很清楚，商业越发达，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与陌生人做生意，如何建立买卖双方的信任呢？关羽“千里走单骑”“义薄云天”的传奇就在铜钱的计算声中粉墨登场了。
为人须仗义，做生意亦是非此不可，是我们这个小农国家发展出来的必然逻辑。陌生人之间的生意关系，一定要发展到朋友之间“义气”的程度，才算可靠。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逻辑。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总是请人去吃“花酒”，可谓是煞费苦心，以义开道。可惜的是，“义气”要求双方的交情必须发展到一定的深度，这不是所有的买卖关系所能具备的。在“义气”的故纸堆里，我们看到的只是放大了的“人情”，找不到“法治规则”的身影。更何况，小农思想里本身就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欺生”的狡黠。因为他与外界的交易，即使有，也往往是一次性的，故而“欺骗一次又何妨”。于是，我们见到了今天中国市场秩序中诚信的缺失。这个问题恐怕不是靠弘扬传统的“义”文化所能解决的。
每谈及诚信，不免几多唏嘘、几多感慨。幸亏还有国歌，其中一句颇具理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危险并不一定在战时，而是在大国复兴时：制度化低，公民意识错位。此种情景，一切皆可滋生，一切亦可毁灭，惟有历史的警钟声在远处回荡。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