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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趁机叛乱。蒋介石率部回师广州，担任平叛总指挥，黄埔学生军和其他友军协同作战，平定了这次叛乱。这一胜利，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同时随着黄埔学生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屡建战功，声誉的不断提高，蒋介石的声望也相应提高。１９２５年６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１９２５年，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建立后，于９月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经过近三个月的征战，到１１月底第二次东征取得完全胜利。随后，又进行了南伐，这些战役的胜利，消灭了盘踞广东境内的军阀，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可行的基础。
蒋介石顺应大势，参与指挥了这些战役，到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赋予总司令极大的权力，可以以战时姿态为名，指挥军、民、财政、治安各机关，从而取代国民政府，集中国家的军、政、财、法大权。在此以前，他已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军人部长。“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盛，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然而，即使在蒋介石顺应大势之际，也包含着逆势、玩势的一面，而一旦得势，大权在握，则为了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
１９２４年５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军事。考察回国后，不但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的主张，反而提出非议。在羽毛渐丰之时，被眼前得到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蒋介石开始逆潮流而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事端，排挤苏俄顾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压制工农运动，背离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军阀横行、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的时代里，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国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蒋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竟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屠刀对准坚决支持、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北伐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对准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的工农大众，使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中，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促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被蒋介石的反革命暴力所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蒋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位置。
博篇第11节 顺势者崛起，玩势者败亡（2）
正是由于蒋介石制造内战，使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抗日的烽火燃烧在长城内外。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千方百计地压制民众的抗日热情，不准军队抵抗，破坏乃至镇压抗日武装，使日本的侵华战争逐步升级，直至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演变成中日全面战争。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并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表达了抗战的决心。全国军民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抗战是比较积极的，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可以说，在武汉抗战时期他的政治声望达到高峰。可是，他后来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统区独裁专断，压制民主运动，逮捕、残害爱国民主人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种种离心离德的政策和措施，遭到民众的反抗。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休养生息，坚持国共合作，和平建国这是人心所向。可是，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动新的内战，把广大民众重新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动。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说，谁挑起内战，誰就是人民的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违背民意，天怒人怨，蒋介石这一曾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最终随同他的８００万军队一起被淹没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大海里，随着南京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落下，国民党政权被推翻，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被终结。
评析：
时势造英雄。杰出的历史人物只有把握大势，顺应潮流，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并善始善终，才有可能成为“一代天骄”。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时，挺身而出，前往“永丰舰”辅佐处在危难中的革命领袖，顺应了大势，他自己也展现了革命勇气与才能，从而得到孙中山的信任，为自己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作了重要的铺垫；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顺应大势，在成就这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地位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提升。
顺势不定是一帆风顺，也不强求一贯正确。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在一时一事上，或者在一个阶段，实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能够及时地调整，使之合乎天时与民意，也是识时务的一种表现。比如，“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使日军步步进逼，导致民族严重危机。这是对国家与民族来说，无疑是犯罪。然而，华北事变后，尤其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开始调整对内对日方针，实行联共抗日的方针，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并以比较积极的姿态抗击日军的侵略，这有功于国家与民族，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全国民众，都拥戴他的领袖地位。
逆潮流而行，时势所造的英雄，也将会成为时势的弃儿。在军阀横行、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的时代里，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国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然而，蒋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竟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蒋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位置；抗战胜利后，人民期望和平建国，以休养生息。可是，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动新的内战，把广大民众重新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动。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说，谁挑起内战，誰就是人民的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违背民意，天怒人怨，蒋家王朝最终被人民革命所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蒋介石说是被革命力量推倒的，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博篇第12节 以空间换时间（1）
以空间换时间，实行片面抗战的消耗战
蒋介石在准备抗战的过程中，确定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指导方针，其内容既包括了以退为守的无奈，也包括了在片面抗战的方针下打持久消耗战的打算。
事例：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战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对日战争的准备。战争准备不仅要进行国防建设、军队方面的战备，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明确的战略方针。中国到底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不仅执政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思考，积极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在酝酿，而且一批具有浓厚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在议论，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战争指导思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首先是由知识分子提出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傅斯年在《独立评论》撰文指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越久，对我们越有利。”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胡适给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信，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有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能有国际的参加以援助。”“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蒋介石听说这事后，十分感叹，对张治中说：“了不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了，他们懂军事。”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即：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顿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１９３６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奉命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底国防作战计划》，立足点就是着眼于长期作战。后来实行的时候，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要实行全面而持久的战争，拖到日寇对占领我国的每一个县都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日寇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而在整个战争中它就非垮台不可”，故而，“不应在一载城一地的得失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
在国民党最高当局看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持久战”战略思想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的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蒋介石明确指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要要求持久消耗战”。如何进行“持久消耗战”蒋介石提出了两项要求：“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是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战之目的”。也就是说，既要消耗敌人，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蒋介石把“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简化成具体的口号，这就是“以空间换时间”。１９３８年２月，他具体地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取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取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取定于时间与空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又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此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把持久战的理念完善到极致。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营垒中，对抗战的前途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观点，亲日妥协派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亡国论”一时甚嚣尘上。与此相反，还存在着一种毫无根据的“速胜论”倾向，特别是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只要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就可使抗战速胜。针对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写了《论持久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著作不仅指明了抗战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和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不仅是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抗战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对国民党最高当局战略方针的确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据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