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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
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①”大会认为：“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
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
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
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②”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
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
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③”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
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
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
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
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
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
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
农民权独裁”，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
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
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
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
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
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
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
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
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
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
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
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
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
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
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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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
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可以挡住“割地自
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
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
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
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
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
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
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
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
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
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
这决议文却判定：“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
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
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拟决议文时上下其手，这次大会没有扭转忽视反帝的倾向，
特别漠视日本侵略的危险；更抹杀了国民党反日本侵略和作为民族派的积极效能；又夸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错误地移植了苏维埃这个政权公式，因而先后酿成了中共内部许多纠纷。
例如立三盲动路线，米夫、王明的苏维埃路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我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说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会另一个重要表演，是促进了党的团结云云。但这只是
表面的文章。我们一致通过了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除陈独秀因未到会落选外，中央委
员包括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
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王仲一等，尚有候补委员李维汉、罗
登贤、王若飞、邓颖超、余飞等。
大会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
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都亲身出席参加。当组织新政治局议案提出时，有一位委员首先表示：
“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他的理由是：“旧有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
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
参加大会的人（按即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他并且极诚
恳的表示：如果没有原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或者没有反对过去中央的人参加，都不能组成一
个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着不加说明的就提出了一张七人的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
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七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
情形下，无异议的通过了。
米夫接着表示：这个新政治局的委员提名，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现在既
已通过，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提名，应由上
届中央政治局提供出来。这次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出，当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义在内。
米夫看见进行的情形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
瞿秋白张国焘两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组织，蔡和森同
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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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会闭幕以后，跟着就要举行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中共代表约有半数的
人，仍留在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则率
领其余的代表，先行陆续返国，从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党内的纷争，经过这次大会，总算
是解决了。我这个被认为中共右倾反对派领袖的人物，从此，改称为少数派的领袖。共产国
际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党内的争端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似只有笼笼统统的来一个少数派和多
数派，却并不说明这两个名称有甚么内涵。
这次大会又为俄共党的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纷争阴魂所笼罩。斯大林与布哈林中间的
争执，那时还没有公开出来，我们原不知道底细。首先是陈绍禹等私下说到布哈林右倾，并
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瞿秋白就利用这个消息，认为布哈林支持张国焘，
是右派支持右派；并指斥布哈林过份批评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是他个人的私见，斯大林并
不与他一同见解。
这种消息在大会中传播着，形成有利于瞿秋白的形势。有些代表觉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
为右倾，他的报告又有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主张，将来斯大林不赞成，中共不免要连带
发生震动。米夫在这种空气中，不仅不否认这种传说，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面的；并
有意无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权和联络富农之说。这种气氛，减轻了布哈林发言的作用，也
无异使瞿秋白获得意外的解脱。
李立三在这点上，更沉不着气，他曾向我表示：我们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
大林的一面。他觉得共产国际现在主要是反对右倾，布哈林又是右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
的报告不能完全算数，今后中共的方针，与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贯作风又是好大喜功，也
爱遇事强迫命令一番，他感觉到斯大林的作风与他不谋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干起来。这样，
六次大会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动主义，后来竟酿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纷”。
①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全文载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二二四页至二四六页）。
②同上。
③同上。
第二章 中山大学的风波
共产国际得到苏俄政府的协助，将训练各国共产党干部一事，当作是一项重要工作；特
别重视训练中共干部。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设立了一个东方大学，训练亚洲各
国和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学生。一九二一年东方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国班，学生全是由中共选
送的党员或团员。最早的学生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袁达时、任弼时、抱扑、
廖划平等八人。此后，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续有增加，达六十余人。苏俄在支持国民党时代，
又有为国民党训练干部之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起见，
在莫斯科另设一个中山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同志在内）的学生。该校
于是年成立后，学生达一千余人，成为留俄学生会集之所。由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动，这间
大学，也就成为中国问题的主要争论场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时，国共关系已完全破裂，共产国际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国
民党的政策；中山大学也因之从训练国民党员的学校，转化为训练中共干部的场所。原来这
个学校的学生多是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所保送的，其中多数是纯国民党员，也有少数的跨党分
子。那时，这些纯国民党员，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
苦工；剩下来的，再加上武汉分共以后，中共中央所陆续选送的几百名党员来就读，人数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过多数已是中共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少数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