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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穷乡僻壤中，过着极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二岁的那一年，才得到马克思《资本论》
的第一册，他如何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偷读这本“圣经”。后来又如何千方百计找到《资本
论》的第二三两册，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花好几年的工作，熟读这些书籍，
才真正的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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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们经过三小时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颇具风趣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如外
间想像的那样狰狞可怕。可是，他的演绎逻辑是够冷酷的，任何人对共产党一有不满的表示，
就会被目为反共，在街上见着就可能要抓人，即对多年共过患难的同志，也不例外，像陈独
秀这样的老同志、如有不满，也被认为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心理变态，也许是过于自
卑。
几天之后，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指示，
其内容说明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不可过份估计新的高潮的迅速到来，因而要中共
中央继续执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各点。东方部又依据这个指示信的要点，就中共苏维
埃区的经济问题，对待俘虏问题等，分别作了单独的决议和指示。如经济问题，反对当时苏
维埃区域强迫订定物价的办法，主张随市场价格的变动，予以适当的调节，对俘虏要采取优
待办法，对土匪要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这些，都是米夫和中共代表团的共同作品，对于后
来中共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斯大林对中国问题虽仍能持较稳重的态度，但对俄国问题则一意孤行。他在一国建设社
会主义的理想之下，锐意发展重工业，不顾一切条件的限制，企图在短期内使苏俄由一个贫
穷而落后的国家，变成强大的工业农业国，他那时正由反托洛斯基主义和反布哈林右派的运
动中，形成个人独裁的无上权威，他的粗暴的蛮干作风，也风行于各国共产党。
就俄国问题上看来，斯大林较之托洛斯基，不仅他是俄共的正统，而且他的主张也是当
时所需要的，并得着较广泛的支持。他的胜利是在反托派的斗争中奠定起来的，从此俄共中
央权力大为加强，斯大林也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斯基、季洛维夫被开除
党籍，托派秘密小组织被宣布为党外的反革命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九月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的托洛斯基，又被驱逐出国，在反托派斗争的过程中，俄共内部就养成了压迫反对者的狂热，
这在反布哈林右派的时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中，真理并不一定在斯大林方面，当时，布哈林等似从未获得
机会公开表示他们的见解，即就俄共中央所发布的一鳞半爪的公告来看，也不能说明布哈林
真正有甚么可指摘的错误。
据俄共中央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征购粮食问
题，于一九二八年春向俄共中央提出要挟性的辞职，被视为罪无可道的行为。一九二八年是
苏俄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俄共中央因建设资金短绌，粮食不足等因素，实施紧急征
购粮食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以低价强征一般农民的粮食，并在乡村中组织贫农委员会，实行
没收富农粮食。这件事曾使农村骚动，一般人认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复活。而斯大林认为这
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不能不这样做的，布哈林等三人则认为这会妨碍建设的进行，因而提出辞
职，作为抗议。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俄共内反布哈林右派的斗争日甚一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
布哈林再没有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了。莫斯科遍传反布哈林的声浪，却听不见答
辩的声音。俄共的传统，反对派原是可以公开辩护的，甚至反对派可以向共产国际控告俄共
中央的多数派。可是到了此时，这种种权利完全被斯大林剥夺了。布哈林没有任何回答的机
会。
一九二九年初我曾列席俄共中央扩大会议，充分领略了这种滋味。莫洛托夫代表俄共中
央发言，他用坚决的语气，表示要毫不留情消灭右派。由反右派发展到消灭右派，自然是一
件可怕的事。布哈林、托姆斯基不知为了甚么理由，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只有李可夫在大会
中发言，表示尊重斯大林的领导，毫无违抗之意，他和其他的同调者不过是想修正一些实行
中的偏差而已。虽然如此，布哈林等仍是受着严重的处罚，后来，竟因此丧失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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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俄共中央所宣布的布哈林的右倾主张，有下列各要点：一、减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增
加轻工业发展的比重；二、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减轻战争的威胁，三、苏联境内的
阶级斗争，不应该日益加剧，而应该逐渐降低。
斯大林恰恰相反，认为减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会使受着战争威胁的苏联，束手待毙，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他主张竭尽一切力量，加速重工业发展，要求全国人民扎紧裤带，不
要幻想轻工业供应的提高。他不相信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可以改善，甚至不愿采取
一些措施，增进与它们间的贸易。他认为苏境内的阶级斗争确是日渐加剧，因而主张雷厉风
行的用政治手段来反富农，和在党内进行惨酷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斯大林这种政策几乎使苏联濒临灭亡的境地，他强迫实施农业集体化，由反富农的政策
进到消灭富农这个惨绝人寰的政策，使苏联的农业三十年来一蹶不振，他接二连三的实行大
清党，不仅许多老党员被杀，而且使苏联的国力大受损伤。如果不是希特勒自掘坟墓，四面
树敌，苏联在第二次大战的命运，可能是很悲惨的。
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气氛确是使人窒息，斯大林强调反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惨酷而
毫不留情的斗争，不仅要打击政敌，还要根本消灭反对者的生命，他又强调反对对左右倾的
调和态度，任何人言行不慎，都可能被指为调和派，他更进而反对所谓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和口是心非的暗害者，任何忠诚的党员和奉公守法的人民，都可随时被指为两面派或暗害者，
恐怖笼罩着整个苏俄，斯大林所直接指挥的特务机构具有无限制的权力，这样任何人讲话都
得找着斯大林的言词作根据，否则就有莫大的危险，所谓“偶语弃市”的话，又出现在二十
世纪的苏俄！
我在上面说过的中山大学的斗争和清党运动，就是在斯大林这种作风之下发生的。我曾
参观过对工业党要犯的审判，我觉得至少有些工程师们，是因工作上的过失，而被判为暗害
者。我也到过农村参观集体农场，考察过反富农的斗争，反宗教的斗争等等的实况。我想起
我们在武汉时期有过的一些农运过火行动，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六次大会后的共产国际，反右倾成为最主要的节目。在反右倾运动中，反对德共右派和
对右倾的调和派和美共中央多数派，算是较重要的事。此外，在一次共产国际的扩大会议中，
枯西宁表示因为他对俄国情况了解得不够清楚，曾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赞成过布哈林右派对
俄国问题的主张，深感后悔，并声明此后无论对情况如何不了解，也绝对拥护俄共中央和斯
大林的正确主张，不敢有所怀疑。枯西宁这些话，也许是出之于不得已，但我当时觉得他这
样甘愿盲从，简直是荒谬的，我也想到枯西宁这几句话是意味着共产国际的独立性早已不存
在了。
李立三得着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也在中共内依样画葫芦的干起来，他开除蔡和
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以请共产国际纠正蔡的右倾错误为理由，将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
共产国际的报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准备群众力量，他
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
了右倾的错误。
这件事确是反右倾的怪现象。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之不免啼笑皆非，他们觉得李立三的
做法是过火，也许还觉得在中共中央应受处罚的，不该是蔡和森，而应该是李立三，但在反
右倾压力之下，他们似又觉得不便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们无言的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这
就助长了李立三的盲动气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来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默，不愿表示使何意见，也没有向
共产国际作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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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我觉得我责
无旁贷应为蔡和森作不平之鸣，但他却反对我这样做，甚至声言如果我这样做，他将指斥我
无事生非。
从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许他觉得在目前汹涌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为右倾，都会或
多或少的倒霉，那里还有甚么道理可讲！任何申诉都于事无补。我明知这样消极，不合道理，
但客观环境，确是如此，只得作罢。
共产国际主席团和秘书处每次开会都发给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时出席，我常借故请假，
就是前往出席，也从未发言，蔡和森事件发生之后，我更显得意态消沉。这样，我自然使人
认为是反右倾不够积极，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尔格终于来质问我，为甚么不常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不发表一些反
右倾的言论？我告诉他，蔡和森的事我是应当发言的，但我终于保持了缄默，避免在反右倾
中来唱反调，其他的事有瞿秋白发言，也就够了。我猜想他一定将我的话转告他的上司；但
此后也没有甚么下文。
当时，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对外国同志还算宽大一点。共产国际首脑中，也有些人不愿
任意给人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我的处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对共产国际有过不满，
反右倾又不够积极，但也有人觉得中共将来还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过盲动主义的委屈，因
而不愿对我多施压力，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中，我避免了许多麻烦。
瞿秋白当时的处境似乎比我还要苦恼，不仅米夫和他作对，而且反右倾的火也燃烧到他
的身上，他一直自认为奉行共产国际的意旨，可是是非总是跟着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盲
动主义，以至当前的右倾等等祸害，他都沾染上；这使他不无危俱之感。他似觉得中共党内
的纷争还不算严重，莫斯科的斗争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经过鲍罗庭的疏解，他和我意
见上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不用说，米夫的一举一动是以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颜色为转移的。他似乎觉得莫斯科正在
反右倾，中共就不能专反盲动主义，莫斯科在反富农，中共也就不应例外。他不理会象蔡和
森这类严重的事件，却锐意去找中共领袖们的右倾毛病，他根据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中有联络富农的话，同时瞿秋白也有联络富农的主张，认为这就是他做反右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鲍罗庭不直米夫所为，他们两人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一致主张在中国不但
不能反对富农，甚至有时还要推行联络富农的政策，瞿秋白以为如果强调反富农，将使中国
苏维埃运动的基础缩小，可能招致失败的危机。
那时困居在莫斯科的鲍罗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愿谈现实政治，但为了中国的富农
问题，却卷入了争论的漩涡中。我是鲍罗庭那间大客厅中经常的座上客，我们在中国所建立
的友谊，使我们的谈话不拘形迹；他谈笑风生，娓娓叙述我国的民间故事，也常陪我下棋，
虽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鲍罗庭熟悉国际政治情况，对中国问题，仍保有武汉时期的观点。他透露出他对中国建
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并无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