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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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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这使我觉得邝委实不够机警,而且还表现了固执的好胜心。我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批 
评,但对红四军领导之改进,已认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我军集结在独山一带休息的时候,考察了各单位的内部状况。我觉得这支军队确是 
中共领导的农民队伍,它有不少优良传统,是从斗争经验养成的,但也有一些缺点。这些缺 
点是旧式军队的遗风,并杂有一些土匪倾向,但有些也是由于游击战争滋生出来的。  

    我军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农民,其中最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另外百分之 
二十则是失业的或染有流氓习气的农村游民,其中有些是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或哗变投来。 
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过好几个连,士兵中带有显煮流氓色彩的,也不过各有二三人。 
我很满意这种情况,认为是有优良的基础。  

    营以上的干部都是中共党员,连排级干部则有少数非党员。严格来说,这些入党的军事 
干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红军干部的升迁,概凭战功和政治的坚定性,如一个排长要升任 
连长的时候,团长须根据战功,鉴定他的指挥能力,团政治委员则须鉴定其在政治上的坚定 
与否,再由师部军部核准任用。红军因经常作战,干部的流动性颇大,但这种鉴定大体上还 
是适当的。  

    红军每个连都有中央的支部组织,党员人数由几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红军的政治工作, 
以连为基本单位。连政治指导员指导党支部的工作。平时要讲授政治课,战时要鼓励士气。 
有时动员全连士兵,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组织苏维埃或分土地等工作。连政治指导员也有时召 
开全连战士大会,检讨作战经验,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在改善生活问题方面, 
战士们发言有较大的自由。战士们也可对连排长提出批评的意见,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红军富有团结力,这就是最显著的优良传统。官兵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大体上确能 
做到。战时协同动作,大家认为天经地义;如某一连在战争中陷于险境,附近的连必不顾任 
何危险,全力支援。官长爱护士兵,士兵之间也实行互助,扶病救伤,不计艰险。行军时遇 
有战士稍感不适,连排长必代其背负枪枝。优待新兵成为普遍的风气,新兵初入营时,老兵 
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惯,新兵被委派的任务,也较轻易,又能获得老兵的协助。新 
兵如犯错误,也能获格外原恕。凡此,都是与国民党军队显然不同的地方。  

    但红军中的军阀土匪倾向,也相当显著。红军的制度法规极不完备,有些原则也不能严 
格执行。军官们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崇,他们瞧不起苏维埃, 
认为这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 
员。他们到了白区,对乱打土豪,特别是“打土豪不归公”③,多少有放任的态度。调戏妇 
女的事,在苏区内也常有发生。在优待俘虏的原则之下,虽没有虐待或杀害俘虏,但私搜俘 
虏荷包据为己有,则是司空见惯。即或偶尔执行纪律,也只凭高级军官个人的意志,没有什 
么固定的法律手续。  

    这种倾向尤以第十一师最显著。从鄂豫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师,一切成规较为先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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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干部地主富农成份较少,党员党龄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决定,这与徐向前的领导有 
关,反之,从豫皖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一师则较落后,军政干部地主富农的成份较多,党员 
的党龄也较浅,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 
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红四军的一般干部,也很佩服毛泽东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但有 
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者集团冲锋,因此 
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话, 
说:“什么是革命成功,在战场上牺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这句话的起源,也许就是为 
了鼓励一般战士,英勇作战,不要怕死;但我觉得这代表着失去前途的消极观念,是有害的。 
在剧烈的游击战争中,自然养成这种冒险轻生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与李立三的熏陶,也很 
有关系。我曾坦白指出,这是由游击战争所养成的失败主义观念。我们奋斗,绝不要轻易牺 
牲自己,而是要获取胜利。后来朱德也告诉我,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干部中,也发生过同样的 
观念,他也曾设法纠正。  

    我知道了这些现状,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工作万分艰巨,有些是要拟出计划 
和制度,有些要进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经过斗争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几次军事干部会议。 
如严密执行纪律,各师团实施干部训练,强化政治工作,规定在每一战役前后,尽可能举行 
军事会议,俾能讨论作战计划及检讨战争经验等等。其他牵涉较多的问题,则拟俟党的大会 
举行时再行讨论解决。  

    至此,我在鄂豫皖苏区的考察工作,大体可算结束了。所有应兴应革事项,我胸中也已 
略具端倪,急须召开全区党的和其他的各种大会,以推进工作,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① 乃逃避战火的俗称。  

   ② 据说顾狗子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了,这大概是因为顾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蒋认为是据地自 

雄的缘故。  

   ③ 即将打土豪所获的的财物,没入私囊。  

    第五章 新集的盛会  

    一九三一年六月开始,我们在新集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首先是鄂豫皖区中共党员代表 
大会,接着是苏维埃代表大会;CY 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其他专业性的会议。这些会议 
的作用都是为了苏维埃运动的正规化,事实上也是这个区域整个工作转向的一个重大关键。  

    独山战役结束之后,我在豫皖边区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后,便随着红军主力向西移动。 
我们积极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这是该区第一次的盛举。  

    为了这个大会的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红四军第十第十一两师由独山 
移驻到新集北面的白雀园区,第十二师也从新集西北地区开到这里来会齐。红四军驻在白雀 
园区,是因为这里地处两个苏区之间,遇有紧急,易于调动;而且给养也较易解决。红四军 
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休息整理,实施训练。同时也可就近发动白雀园区的群众,建立苏维埃, 
并打通两个苏区之间的道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是鄂豫皖区党政军各机构都搬来了,沈泽民等也先我到达了。 
从此新集便成为这个区域的首都。由于机构的集中,工作效率随之增加,气象为之一新。当 
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组成,我的主要时间花在军分会的工作上,沈泽民则负责 
指导特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陈昌浩则专致力于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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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 
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 
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 
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盛那样,任意批评邝 
继勋等领导之不当。  

    我在军分区的工作很繁忙;因为人手不足,机构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次要 
和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数量虽然不多,但单位复杂,我每天要批阅从各方面来的军事 
情报,和处理各处临时发生的紧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 
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左手 
一再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 
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可惜他不能 
实际主管参谋业务,我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事先找他商讨一番。  

    在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我们即在各方面从事改革,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经济方面已 
看出一些成果。饥荒的恐惧心理已经减少了,各地所种瓜菜均已结实累累,十分缺粮的户口, 
已获得适当的救济,节约的办法也在普遍实行①,各市镇的买卖活跃起来了,食盐和布匹等 
日用品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甚至军队所需医药品也可在市场上买到一部分。苏区内的土产 
在大批的输出,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额在逐渐增加,在苏区内畅通无阻,比白区的现银币的的 
价格还高百分之四。  

    这种经济开始复苏的现状,对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认 
为这是缓不济急的书生办法,毋庸等待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进行的。他们已不再 
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蓬中,隆重的揭幕 
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 
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济一堂, 
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类似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们比识字的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 
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没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 
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些文盲听,经过几次 
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 
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 
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 
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 
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 
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 
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报告。我说明了这个苏区当前的任务,从中共政策、 
苏维埃与土地革命和健全红军三个角度来阐释今后工作的大要。我特别解释红军与军阀土匪 
的区别,要求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中共新领导的、真正为人民福利、能担负革命任务的铁 
军。纠正一切游击习气(按既土匪作风),要尊重党和苏维埃,、纠正乱打土豪、对妇女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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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享乐的观念。尤其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  

    这个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项目。许多代表对二个月多 
月前攻打高山寨,伤亡千余人而宣告失败的事件,展开批评。有的检讨说,我们的宣传完全 
无效。我们向寨子里的人喊话,说我们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内的答话,却是骂我们乱打 
土豪,甚至将平民的粮食也没收了,又指责我们在某某地方强奸妇女,骂我们言行不一致, 
接着就是大批石弹射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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