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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
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
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
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
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
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 0 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
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
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
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
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
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
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
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
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
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
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
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
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
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
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
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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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
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
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
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
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
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
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境界。人们无论在接谈
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
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晓，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
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
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
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
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
误，以致抹杀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从实际上迅速转变过来。
刘少奇这个万言报告书，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张闻天等那些留俄派，认为这是大逆
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疑是为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洗刷，而且否定了整个苏维埃运动。他们指责这种主张是反共产国际的，
反中共中央的，是受着张国焘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刘少奇比张国焘还要坏。
刘少奇当时态度极为谨慎，避不与我接触，以免沾染上反党的张国焘路线的嫌疑。我从
不到延安城去，更没有参加讨论刘少奇主张的会议，不愿重新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毛泽东
似比那些留俄派老于世故，他和刘少奇较为友善，觉得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极
力幹旋，调解刘少奇与张闻天等人间的意见冲突。
此外，刘讲话的时机，似也较恰当。中共中央正在采取退让的步骤，接受国民党提出的
投降条件。人们觉得如果在这时反对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未免难于自圆其说。结果，在中
共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虽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批评，但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得以参
加政治局为委员，并负责指导整个白区党的工作。这是毛刘在政治上合作的开始，后来，他
们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开展了反对米夫派的整风运动。
中共渡过它的极危险时期，实在幸运。它接受了国民党所要求的投诚条件之后，国民党
果然并未严格执行，而中共在宣传上，反着着占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
任务》的报告。其中第六段说明：“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如果前一阶
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④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表
示国共间的和平已经实现了，现在是中共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时候了。
当时延安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人们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战三个口号之下活跃。中共中
央正在具体的研讨如何促进国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写了一篇评论国民党宪法草案的文章，
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同时，周恩来在南京牯岭一带，也要求共产党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间
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图使中共能成为一合法的政党。
① 抗日军政大学，在保安时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分设有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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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一）红军干部班；（二）由国民党区来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三）专业训练班，如汽车、通讯、工程、
卫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该校红军干部班的学生，大约超过八百人，由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为八
百人中的过半数。
②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懂俄文，为蒋介石与苏俄和中共间拉线者。
③ 这些条件就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决议（全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杂志》
第三四卷第六号）中所规定的四点。
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页。
第二十一篇 抗日战争
第一章 洛川会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在卢沟桥爆发了。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氏发表了有名的
庐山谈话，声明中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提出了关于保全华北领土主权的四点最后立场
①。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军先后攻占平津，并沿平汉津浦平绥三路，进攻保定、沧
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这些就是八年抗战的最初几件大事。
当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不
让日军占领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事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
赴国难，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为共同奋斗的总目标；并郑重声
明下列四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
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终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
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在这个宣言之后，还明文宣
称：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
以便用同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②。这两个文件，象征着中共极力促进国共合
作，一致抗日的决心。
我们在这里不必着重叙述抗日战争的实际经过，却亟愿对当时情况，略加分析，特别是
中共抗日政策的实际形成及其演变的经过。当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举行的
中央扩大会议，曾因抗日政策，引起严重的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
也使我这个反对派被逼不得不离开延安。在本篇里所要说到的，只是抗日战争开始时的一段
经过，也许可以对了解中国时局的未来发展，给读者提供一些线索。
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是太急进了，逼着中国人民不计成败，团结一致，奋起抗日。当
时许多想象不到的事，都成为可能。例如抗战以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国共实行和解
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战事的发展，走上统治中国的王座，更是
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
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红军内，毛
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
分彼此，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
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
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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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
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
无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