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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
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
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
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
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
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
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
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
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
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
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
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
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
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
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
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
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
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力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
时曾十分愤怒的说:“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但我当时也
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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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
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
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正股的外交活动。
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
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
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
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遗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以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
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办法,总
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跟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
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
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
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
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过去苏区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张国
焘的所谓(特别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变后,为了拖延八路军的开赴前线,还
说些张国焘部下不愿抗战、大军无法迅速开拔等鬼话。毛氏用心无非是愚弄别人,替他拔去
他自己的眼中钉。后来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向交际科人员说,当心张国焘勾
结国民党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来边区政府求见我,多被交际科托词挡驾了。有少
数无法拒绝的新闻记者来见我的时候,交际科事先并不告诉我这些新闻记者的来历和求见目
的,使我难以应付。
延安的访问者中有一大批来自邻近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从山西来的客
人和从北部榆林绥定而来的客人,不是来视察就是有事接洽,如关于彼此间交通联系,工商
事业及学校的迁移,后方办事处的设立,家眷的安置,难民的接洽等等。其中来接洽的人物
有军政机关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级将领,这些事都被交际科搞得一塌糊涂。交际科人
员弄得无办法时,就推托责任,胡说边区政府及其属下的各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客人所要求
之事,实在无法做到。这些行为,显然没有顾及到中共与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关
的大义。
绥定地区的行政专员兼绥靖司令何绍南,奉蒋介石委员长的电召,由绥定乘飞机前往南
京。何绍南因此电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飞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
飞南下;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毛泽东对何绍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测,认为一定是奉蒋介
石之命来探听虚实,但似也觉得这对国共合作将有关系。当我率领边区政府极为重要工作人
员,在机场欢迎何绍南时,毛泽东也率领着大批人员来了。当晚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何绍南,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来参加。何绍南表现得有点目空一切,他摆出陆军中将和国民
党政府要员的架子,只愿和边区政府主席对等欢谈,似乎不愿与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触,对毛
泽东等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件尴尬的事发生后,我即请交际科长伍修权去请示毛泽东,告以何绍南的态度或者仅
是摆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来试探我们内部的情形。至于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
近况,以便向委员长报告,第二是万一日军侵犯到黄河边,绥定地区和陕北边区如何对敌作
战和相互联防等,究应如何应付,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此始终对我没有任何答复。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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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绍南之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偷偷告诉我何绍南就住在县衙门内,毛
泽东于当晚十时曾亲往拜访何绍南,一直谈至次晨二时左右,他本人始终在旁。那个县长向
我形容说,最初那位何专员仍然是摆架子,但敌不过毛主席的精明,何专员后来也就软了下
来了。毛主席曾详细叙述八路军和陕北边区的近况,托他转呈蒋委员长,并对蒋委员长充分
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县长告诉我,我真给蒙在鼓里了。毛当时对蒋没有好话说,总是形容蒋的
军队不能作战,一定经不起失败而投降日本;现在对何绍南却又表示得这么好,显然是欲利
用何绍南去骗骗蒋介石。至于他始终不让我知道和预闻这件事,似乎也没有别的解释:第一
他要垄断对外关系,不让我参预,第二也许因为何绍南的态度,使他怀疑我与国民党人暗中
有所勾结,他必循单独去查一查。
叶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在湘鄂皖豫赣闽粤一带的中共游击队,以
便开往前线抗战。叶挺没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并不认识毛泽
东,总希望我能帮他的忙,从中说合。毛泽东、张闻天等也觉得新四军的前途,系于我向叶
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励叶挺,站在中共一方面来处理一切。
叶挺抵达延安,首先来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
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
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
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
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
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
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皖粤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概由原来的游击领
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
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
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诽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东也
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
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
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得向前
走去再说。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
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
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
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
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
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
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
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
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
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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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
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
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
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
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
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懂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
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
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
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