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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
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
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
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
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
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
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
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
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
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
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
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
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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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
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
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
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
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
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
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
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
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
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
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
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
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
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
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
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
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
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已达更进一步之精诚
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
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以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
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
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
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
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之上之原则下,均有放
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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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
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盘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
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
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至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的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
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
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
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
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
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
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
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
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
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
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
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
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
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
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
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
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
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
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
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
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
民主义的本质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
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
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
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
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
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
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
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
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
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
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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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
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
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
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
的变化,已经不是甚么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
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
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
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
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
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
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进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
共同发展,共荣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
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
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
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向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到;所谓合作,
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误谬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借封锁尤严。如斯作法,
其以为人民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
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