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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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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活动了。广布在各地的洪江会不能同时发难,显然是这个组织一向缺乏统一领导的原故。 
这样,一九○六年洪江会的造反,就和历史上若干次未成熟的“会匪”、“教匪”的起事经历 
相似,宣告流产了。 

    洪江会造反的风暴算是过去了,官军的进剿却接踵而来。 

    当时我的家庭认为乱事虽已过去,但祸害仍将继续,进剿的官军来了又不知会做出一些 
甚么事情来。家里的大人们吩咐下来:不要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 
走动,以免遭受牵连。果然,在我回家后的几天,进剿的官军的一个支队到达了我们的山口 
村里。这是一支满清的绿营军,俗名叫“绿勇”,每一个大兵身上都穿一件绿色的号褂,背 
上有一个大“勇”字。那天上午来到我一家里的是一个哨(即一排),大约二十余人,每人 
都背着一口马刀,还携带了几枝步枪。他们进门之后,声势汹汹。有一个大兵抽出马刀,斫 
去陈设在木厅里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哨长立即装腔作势的宣布:“你们这个地方是造反的 
区域,你们为何不预先报告?现在朝廷有上谕,造反者就地正法,隐瞒不报者同罪。再有甚 
么叛乱就杀光这里的首姓,烧光这里的房屋。” 

    我家里的大人们也和乡村中其他一般人一样,对于军队是一向不怀好感的。他们心目中 
的官兵是剿匪不足、扰民有余、蛮不讲理的可怕人物。他们对于“绿勇”到来,显得惊慌失 
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气的周旋,对于绿勇们的横暴行动却不敢有 
所抗议;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情景。所以穿起补服,固然表示自己是满清 
的臣民;更重要的是,补服多少有些辟邪的作用。按律,官厅和军队对于有“功名”的人, 
是不能任意侮辱的。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 
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 
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 
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 
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去了)。因此, 
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我家这些读书人,平时不过问地方上的事 
情,也不出入当地衙门,他们实在不习于应付绿勇们的骚扰。 

    随着绿勇之后,当地的保正、闾正等也跟着来到了,他们不仅有责任来从事招待,而且 
也是应付官兵们的内行。绿勇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心理上起了若干变化,我家大约花了 
不少的钱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绿勇在酒醉饭饱 
之余,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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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勇在我家骚扰了一阵之后,就分途去捉拿“会匪”。他们在路上,在田野中,甚至挨 
家挨户看见壮丁就抓,捉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挑夫等,拘禁在离我家五里的一座庙里。 
哨长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闾正等前往指认谁是造反的“会匪”,以便就地正法。 

    这件事对我家大人又是一个大难题。他们知道自身决不能去指认,如果说被捉的人都不 
是“会匪”可能会犯隐瞒不报之罪;反之,如果真的指认出来,这无异是亲自置人于死地, 
还可能牵连甚多,实在是一件不愿做和不忍做的事。大概又是“钱能通神”,事情又如此这 
般安排好了。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们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去代为办理。这种通融 
办法似乎是再不能推脱了。于是我家大人只有提心吊胆的挑选几个伶俐的小孩去干这冒险的 
勾当;我也是被挑选的一个。 

    我们这些小孩事先经过父母的密嘱,随着保正及绿勇走到那庙里,看见满庙都关的是诚 
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发问:“这是不是造反的会匪?快说。”小孩们 
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把他们敷衍过去了。他们在这几天,从各 
大户和被捉拿来的壮丁手中,所攫取来的果实,大概已塞满了行囊,可以回营去交差。这样, 
被捉来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获得保释。但在我家邻近别处村里,所经历的情形并不完全 
相同。有的地方指认出来了几个“会匪”,当场就被正法!杀了之后,人头还挂在树杆上示 
众。满清政府派兵在我乡间进行搜剿、镇压、逮捕、正法等等的紧张惊险的一幕,就这样结 
束了。 

    事后,乡里人都赞许我家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是十分得体而又非常厚道的。他们陆续来 
到我家,表示谢意。我这个为他们开脱过的小孩子还多次被他们热烈拥抱起来。其实,这不 
过是满清末年乡村绅士对于当时的变乱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的一例罢了。 

    这次乱事发生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萍乡浏阳一带的乡间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门 
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 
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诈乡民;这些事都弄得乡村中鸡犬不宁。满清末年官厅除了镇压的手段以 
外,实在也没有其他安抚农村的妥善设施了。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其影响也是比较 
广泛的。这件事成为以后几年间那里人们的谈话资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们询问过,而 
我的经历也被他们视为富于传奇性。即使是保皇守旧的人们,目击洪江会在顷刻之间竟能闹 
出一个大乱子,和官厅应付此事的颇预无能,也不免兴起满清天数将尽的叹惜! 

    至于那些不满现状的新人物,如我以后在萍乡县小学中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员和青年的知 
识分子们,却另有一种急进的想法。他们认为洪江会乱事之所以酿成,主要是由于满清的腐 
败。单就地方上的情形来说,官厅只知借田赋厘金等税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规搜括民财;纵容 
衙门爪牙在民间骚扰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问民间疾苦,这无异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样认为洪江会的失败是领导得不好的原故。他们指出:洪江会中没有知识丰 
富的能干人才;也没有发布一个动人的檄文;“反清复明”这句口号尤其不对,明朝亡了二 
百六十多年,从何“复”起呢?起事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事先没有设法购买军火,单靠几枝 
鸟枪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战策略没有采取偷袭浏阳县城、拆毁铁路、阻止清军的增援,都 
是失算的事。这种说法可以证明新派人物并不反对洪江会造反,而是惋惜他们的失败。 
尽管满清政府认为造反是罪大恶极,常以诛九族等严刑作威胁;但在民间,对于满清统治的 
悲观失望,轻视敌视的心理是在继续增长中。直到满清灭亡为止,排满心理可说是愈演愈烈。 

    三年以后,我在萍乡县小学念书时,遇到了这学校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更夫,他的种种 
表示,也可以象征出当时的情况。那老更夫少年时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隐姓埋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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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将他的已往经历泄漏出来,以避免满清的追捕。当反满情绪高涨的那时,那位身材魁伟、 
强健有力的老军人的精神居然复苏起来了;他竟毫不畏惧的向他认为可靠的学生们谈论他过 
去造反的故事,他描述他少年时如何参加太平天国造反,如何打仗,说得眉飞色舞。他也批 
评洪江会造反的领导不当,没有好章程好办法,气派也不如当年的“长毛”。我和其他小学 
生们对于那位身经百战的“长毛”军人异常敬重,称许他是一位老英雄,常在学校大门口那 
个小小的更夫室里,请他饮酒吃东西,听他叙述英勇往事。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国民党革命各种史料的记载中,称之为“丙午萍浏之役”是同盟会成 
立以后所发动的八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 
命运动中的第三次。孙中山先生自己曾指出,同盟会对于萍浏之役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同盟 
会第三号首领黄兴,在一九○四年时曾与洪江会大龙头马福益联络,图谋起事。龚春台就是 
马福益的门徒,龚所领导的洪江会也是马福益的部属。很可能那时的着重点,还没有放在革 
命须近代化这一点上。因此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 
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 
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 

    第二章 在萍乡小学校 

    一九○八年春,我前往到距家一百里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读书,开始了我童年生活的另 
一页。 

    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 
们往重读经,管理学生也很严格;尤其不让那些“异端邪说”侵入到学生们的脑中;他们希 
望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可是学校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 
多是一些青年新进人物,他们的想法与那些主持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 
些新事物。因此,在学生的脑海中,不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 
骚等等。学生们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型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 
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激荡情景,在我们小学堂里就是这样开始的。 

    满清政府为了镇压这区域中可能再度发生叛乱,在本县增设了一个兵备道衙门,派来了 
一个新道台,建筑了新道台衙门和新的兵营,并加派了一队新式的洋枪部队,驻扎在城内及 
其附近各要隘。这批新官新兵的到来,横行霸道,人民负担增加,地方纷扰百出。这兵备道 
还经常出些镇压造反的告示,也有过杀革命党的行动,这类事曾被一些同学们认为是满清王 
朝的垂死挣扎,表示痛恨。 

    离萍乡县城十六里的安源煤矿,是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起由德商创办的。随 
之,萍乡安源间的铁路于一九○五年延长到湖南的株州,不久延长到长沙。交通和矿业的发 
展引起了社会上许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洋货店成为县城里的最大商铺,洋布、洋油、洋 
钉等货物逐渐向四乡推销,使一般手工业受到重大的威胁。 

    在落后区域中新式企业和舶来品的侵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普遍的反抗,这在萍乡也是 
如此。当时形形色色的谣言在县城内和乡间传播着,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到祖宗坟墓 
不安,就是说每天要用小孩子抛入火车头的烟卤中去祭祀,火车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卤 
每天也一样要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这些谣言显示出当时一般人对于火车煤矿这类新事 
物的痛恨心情。 

    至于洋布、洋油、洋钉等也同样视为可恶的时髦。当我从县城里穿着洋布时装回家时, 
我祖父见着怒不可遏;我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洋灯和其他洋货,也同样是老人们看不顺眼的。 
他们根本就讨厌洋货,也不喜欢他们的子弟那种趋时弃旧的举动。他们仍是赞赏苏杭出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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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绸缎那样的珍品,对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变化,叹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可是我学堂里一位聪明的地理教员黄先生却有不同的见解。据他看来,火车固然夺去了 
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的、划般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矿,洋货固 
然排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国要自强起来,并不 
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要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管理企业就好了。我们学生目击火车、 
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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