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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
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
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因为这样做会妨害各国后进党的发展。而且他认为他的
了解是有充分根据的。
这两个问题确为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所十分关心。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
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
会由此发生甚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也曾详细讨论到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目的。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最近目的，应该
是首先组织真正的产业工会，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由现在的十二小时减到十小时乃至八小时；
增加工资，争取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订立集体契约的权利等等。他不
满足于我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工人主要应从事政治斗争，领导农民和一般贫苦人民走上
夺取政权的道路。我却以为中国工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
无法一致。所谓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后来一直是中共常常讨论，而意见
不能完全一致的问题。
一般说来，威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
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
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型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
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是我们的共同要求，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小组成立以后
就曾在和我们的通信中数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对于威氏的主张自然赞同；但对于召开大
会的筹备工作，尚未具体拟定。威金斯基在北京时也没有提出关于大会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意
见，这也许是关于中共的党纲和政纲问题，他要向莫斯科请示，不肯自作主张的原故。因此，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筹备工作，还是在威金斯基离华之后才实际展开的。
第五章共产运动的嫩芽到处滋生
自一九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产运动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后滋生。
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广人众的中国原系沧海一粟，算不了甚么一回事，故不为当时一
般人所重视；但后来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于全国，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陈独秀先生所直接领导的上
海小组，在一九二○年八月开始实际活动以后，九月间就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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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参加的有三十几位青年。上海小组还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杨明斋主持，训练预备
留俄的学生。到一九二○年冬，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
抱扑、廖化平等八个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后来从这间学校继续派学生出去留
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
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
以上海为中心，共产运动向着四周发展。由沈定一、施存统、愈秀松等在杭州发动，大
约在一九二○年十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的有宣中华、徐梅坤等二十
余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开了印刷工人中的工会活动。其他如南京、芜湖、安庆
等地也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参加者有的地方是十余人，有的地方不过是几个人，大
都是学生。他们的活动主要也是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
北京小组是活动得最积极的一个小组，尤以工人运动做得最有声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
区及四郊展开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
参加小组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八人，参加青年团的人数还要多些，他们开始在济南、青岛
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展开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参加
的有李振瀛、韩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十余人，开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动。一唐山铁
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山西方面，最先参加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有贺昌、王振翼等三十余人。开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内蒙古方面由热心蒙古工作的韩麟符去活动，结果组织了一个约三十人的内蒙青年的革命团
体。至于东三省方面则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那里似乎是一个落后地区，只有俄国人、朝鲜人
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
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
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
三十余人，算是人数较多的一个。这个小组的活动一直是很积极的。
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
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①；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
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孝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创办的《浙江新潮》②。毛泽东之信仰马
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学生罗章龙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又受
了李大钊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③。
中国共产党各小组，能在像湖南、山东这样的省份发展起来，倒也不是偶然的。山东因
为是日本侵略的目标，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显得较为左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
是南北战争的要冲，人民久经战祸，一般青年不仅思想左倾，对于现实政治也较为敏感。在
近代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湖南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历史关系养成了湖南人一种崛强奋
斗的性格，“无湘不成军”的俗语，早已为人所共知。那时（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满
北京政府的各派势力的人，都团聚在湖南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旗帜之下，以求避免战乱。毛泽
东等这一群左倾青年也支持联省自治，并与湖南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广泛的接触。
在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共产小组以前不久，长沙另一派左倾青年以黄爱、庞人铨为首已经
组织了一个湖南劳工会。他们笼统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了
解得也不算透彻，但富有实干精神。五四运动时，各地的活跃青年竞起组织左倾小团体，但
各小团体之间不免有门户之见，这在湖南更为显著。黄爱、庞人铨等因受省外同道者号召团
结的影响，终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并未完全化除，而且仍
在暗中滋长。黄爱、庞人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因发动罢工，被赵恒惕枪杀后，湖南劳工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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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与共产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汉的共产小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起来的。最先的参加者是董必武、陈潭
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这些人中一部分与国民党有过亲密关系，当时都潜伏在武
汉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国民党在武汉被视为非法团体），另一部分则是五四运动中的左倾青
年。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混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
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的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
鼓吹新文化运动。
恽代英、萧楚女于二九二○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暗公等组织重庆社
会主义青年团，团结了重庆方面的三十几个青年。在这以前，吴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组织了一
个“青年共产党”。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曾流亡到法国，约于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
师范任教。他在法国受了共产运动的影响，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他以“青
年共产党”的名义，团结了成都等地几十个左倾青年。
四川有了这两个同一性质的团体，便难免发生一些纠纷，主要是他们的联络对象和活动
范围相同，都自视为正统，互相竞争。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看来，他们的组织是全国性的，“青
年共产党”则不过是成都方面少数人所标新立异的组织；可是，在“青年共产党”看来，社
会主义青年团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低级组织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这两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实行合并。吴玉章、杨暗公等参加中
国共产党为党员，其余多数也都参加了统一后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后来这两个团
体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没有留下甚么芥蒂。
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十二月间，到达之后才
组织起来。广州这个华南重镇，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中为桂系军阀所盘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传统，又苦于南方政府的横征暴敛，
处于进退失据的苦闷状态之中。孙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挤出来，革命空气变得十分
稀薄。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虽发生较早，却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因此广州名为革命中
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
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我们无法找出
适当的人选来发起那里的共产小组，曾引以为憾。
一九二○年十月底，陈炯明所率领的军队打回广州，那里的政治气氛才为之一变。陈炯
明的军队是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硕果仅存的实力，两年前被桂系军阀排出广东，驻防在福建南
部。在这支军队困处闽南约两年的期间内，国民党人物奔走于沪闽之间，多方作打回广东的
策划。
一九二○年八月间，陈炯明开始向广州进军，十月二十八日占领广州。私囊已饱的桂系
军阀陈炳焜、莫荣新等部队望风披靡，大多被撵回广西去了。由于这一军事胜利，孙中山先
生于十一月间回到广州，从事于军政府的重建。陈炯明被任为广东省长并兼任军政府的内政
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等职。他握有实权并成为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第二号人物，便
邀请陈独秀先生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先生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赞成。
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
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我们并指出不应受共产党人
暂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
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十二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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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到广州去了。他并未邀约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误各地工作的发展。
陈独秀先生到广州后，受到一般青年的欢迎。陈炯明对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与新人
物合作的气度。当时任教育会会长的汪精卫也与陈先生合作得很好。陈先生在广州的多次演
说和发表的文章都富于吸引力，为广州知识界愉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
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