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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
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
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
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
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惨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
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
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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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
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们曾谈论到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我们心目中的党纲内容是规定共产主义的基本
信念和讲求实现的基本手段，这点有书本可资参阅，容易解决。而政纲的主要内容，却是要
规定重要政策和进行步骤，我们称之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纲。陈独秀先生曾这样指出：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运动和反日爱国运动，则就根本不必成其为共
产党。我们虽否定李大钊先生所谓暂不过问实际政治的说法，但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
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
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
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傲中国的马克思和
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
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
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
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我们又谈到党章和实际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先生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
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党魁制而发生了
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
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
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形。他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
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对于甚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共产党这一点，我们的想法大体是主张宁缺毋滥。我们认为
参加共产党的人不仅要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实际工作。我们都赞成在
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征求参加者。我们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参加进
来；但也主张不管过去信仰那一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要现在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
参加实际工作，就可以接受入党。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圣洁的，要求每一个参加者
也必是纯洁的人物。
陈先生最注重如何展开各项实际工作。他素来不尚空谈，说干就干，认为首先应在各重
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并立即开始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虽是边做边学，但
不愿见中国共产党竟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第一项工作是急起直追地研
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进一步则翻译介绍。其次，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
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原有的工会不是组织落后，就根本不是工人的工会；
因此我们须从头做起，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再
者我们很重视青年，不仅需要其中少数急进人物参加，而且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更广泛的
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此外我们觉得可由已觉悟的知识妇女带头发动，广大妇女
群众也很快可以组织起来。我们没有谈到农民，这大概是认为现在还谈不上，再则农民和共
产主义实在距离得太远。
陈先生向我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
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
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共，就不
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国民党籍的关系，参加与否，正在考虑之中。其余诸人参加上海小
组似已无问题。他还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
在陈先生看来，上海小组应立即进行下列各项工作：出版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定名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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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月刊》③，由一位德国留学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李季为主编。学者型的李季或不
会参加中共组织，但会竭力替这一重要刊物工作；又准备出版一个通俗的工人刊物，并物色
一些青年到工人中去活动；再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
产主义的预备学校，这个团的上海小组预计最先约有三十多人参加，他说这在苏俄叫作少年
共产党，在中国则可命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应同时组织，但比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还要松懈一些，即是说每个
会员只要有兴趣研究马克思学说就行了，不须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为了加深研究和学习，他
和上海的发起者们还预备派些青年学生到莫斯科去学习，并与在德、法、日等国的留学生通
信，请他们分头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学说。
在各地发动中共小组的事，陈先生也在加紧筹划和策动。他曾表示：上海小组将担负苏、
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大地主沈定一，现正自动大减佃户应缴
的租额，加上主办急进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统和俞秀松，他们三人将负责发起浙江杭州一
带的组织。他自己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他的老友著名学者高语罕那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的人。陈先生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
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
如有可能，东北、蒙古和西北等广大地区的组织发展也应注意。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
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
湖南的中共小组。李汉俊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担任联络
武汉的急进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书的老国民党员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说著称的后起
青年恽代英等为发起人。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陈先生将与著名的马克思青
年学者蔡和森通信④，请他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的组织。他说施存统快要到
东京去，和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络及在留日学生中发展中共组织的事，可由他负责。
我住在陈家的这一段时间内，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
他家里有任何集议。而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像陈先生那样专心致
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因而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即与我同住的
李达，那时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他是一位手不释卷的社会学学者，每天都忙于写作，没
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
我对戴季陶却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时住在新渔阳里六号前楼，和陈先生是近邻，
室内陈设简陋，除书籍外只有一些粗糙的家具。他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
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
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
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
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创办。他并且邀我抽出时间到
闽南去参观一下，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但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也许
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许认为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势力范围。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洲
之游只好俟诸将来，婉谢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与陈先生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却没有写下任何文件。我们谈
话有时大发议论，扯得很远，但大体头绪井然，彼此意见接近，没有隔阂，使我们都有痛快
淋漓之感。所以没有形成文件协，一方面是自觉这还是一些粗枝大叶的设想，说不上精确和
周到，另一方面也觉得没有事先与更多的人详谈，就拟定一些党纲、政纲、章程、要点、工
作计划之类，总有点不够民主。我真诚地支持陈先生的见解和设计，并答应立即回北京发动
一切，这是陈先生最高兴的事。我也曾向陈先生强调，在中共未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以前，各
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并向陈先生提出，我们虽不采取党魁制，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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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党魁的名义，但眼前少不了一个居中策划的人，望他暂时负起此责。他也当仁不让地欣
然答允了。
正当我们的谈话大致可告一结束的时候，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
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
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
一的一次聚谈。
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的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
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
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几次
接触还只是涉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问题。威金斯基自然会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早日
成立，陈先生也许受了这种影响，才定下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并积极展开活动。他
和我谈话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积极筹备的时候，，等到他认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
致都可以发动组织中共小组的时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发动组织中国共产
党，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产国际将予支持。这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陈先生向我说到我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性。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
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
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
他又提到，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
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
旬。一切都如陈先生所说，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
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