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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
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
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才步入正轨。
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
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
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的共产
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
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各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
因而略具雏型。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会主义之较早者，清末为发表《女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文受到清理“交
地方官看管”的处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宣传会，并发行《社
会主义明星报》。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这个宣传会正式改组为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社会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发布觉纲政纲，其要点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设立共和政体，废止海陆军等，积极从事议会活动，
号称有党员四五十万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该党被袁世凯解散，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作
为。
第三章职工运动的最初发动
在工人间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认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工作首先在长
辛店京汉铁路的工厂里开始，我是这工作的最先发动人。
长辛店离北京不过二十一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几百人。
我在五四运动时担任讲演部工作的时候，曾率领一队同学到那里去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
发展十人团的组织。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我们。他们搬
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我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可是有些
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辞不吃；唯有我和工人们一样，满不
在乎的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也许是由于我这种不经意的举动，在工人们
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和谐感，使我能和他们混得比较亲热，这是一年前的旧事。
一九二○年九月间，中共北京小组正式成立后的两三天，我又来到了长辛店。首先找着
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铁路工厂做过工。厂里的职
工们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厂里去传教，因此他的熟人极多。他陪着我到工厂里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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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与我有一面之缘的工人们在休息时围拢来同我交谈，他们以为我又
是来宣传爱国的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这次是专程来看看你们，并且问问你们有甚么
要我帮忙做的事。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甚么？”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就众口一词的表示：
他们的小孩子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我说：“如果能找着房一子，办一
间工人子弟学校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虽然当时那儿的房子很难找，但由于
他们的热心，没有几天，武君便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告诉我有一所适当的房子，原为两家
工人的住宅，他们愿意让出来，作为办学的用途。
工人们这样热心和他们对于我的信赖，使我大为高兴。我决心去克服经费方面的困难，
要将这所学校创办起来，便马上去找朋友李实商量。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为人
刻苦耐劳，对于平民教育素有兴趣。那时他和十几位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下“生活互助团”，
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听我说完这件事之后，欣然答应担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于是我就
邀他和武君同去长辛店察看预定作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们计划白天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
办工人补习班，约需开办费一百元左右，每月经常费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
费用，学校的筹备工作就这样积极进行起来了。
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在十月间开学。学校的课室不大，只能容纳四十几个人，所以一开
始就坐满了学生，还有不少的工人子弟无法收容进去。工人补习班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拥挤不
堪。小学和夜班的教员都由李实一人担任，武君则办理学校的杂务。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
在学校住一夜，晚上并向工人讲演。因为听众太多，经常只好将课堂内的桌椅搬出来，大家
密密地站着听。有时我还约请北京的朋友们前往讲演。我们讲演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工人的生
活如何改良、工人须组织工会和如何组织起来等等问题。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党小组的时候，《劳动音周刊》的发
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经费自也随着增加，再加上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的费用，我们
每月的各项开支总共达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这情形下，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没有钱的
时候，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
当时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那位既不谈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地理学家苏甲荣同学，看见
我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反而典当冬衣，大为惊异。他以关怀的心情，暗地里将我这种情况告诉
我的几位好朋友。有一天，当我正伏案替《劳动音》写稿，那个刚刚参加共产党小组还不知
详情的邓中夏来到我的房间里，板着脸孔向我说：“危乎殆哉！你这样会堕落下去”他
的意思是指我应以求学为主，有余暇有余力才可去做职工运动，现在竟不顾一切，靠典当度
日，那是不行的。我听了这种“教训”，觉得他不了解内情，忍不住愤慨地指着他说：“滚出
去，谁来听你这套陈腔滥调！”可是他反笑着向我说：“有几位朋友约好正在中央公园等你，
有话到那里去说罢！”不管我在生气，硬拉着我的手，拖着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园柏树林中，几位知心的朋友，围坐在一张茶桌的四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
年团团员。我向他们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人牺牲一切，
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着我告诉他们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形：李大钊先生每月已
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贫，可说已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上月长
辛店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筹措的。我这个各处
走动的人，家中每年寄来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现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当度日。我们
又不肯随便用人家的钱，例如梁善济①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三千元，这
虽是出于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我们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起见，婉词加以
谢绝了。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据这些情形，我反问他们：“我的典卖东西，
乃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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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听了后一致动容，向我表示既然情况如此，为何早不提出讨论？我说，李先生和我
都想等到工作有相当头绪的时候，再提出来讨论。于是他们都表示愿意立即分担经费的责任。
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当场就凑了几十元交给我。不久经费问题就在共产党小组和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
从此，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情况比较稳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捐献
的以外，也向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
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
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而专心从事工运
的同志也由于我的影响渐渐增加了。长辛店的职工运动比其他各处进行得更为出色。那间工
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
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
为了工人子弟学校的事，李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态度和蔼，又极有耐性，工人们找他问
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药顾问，还要他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
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
上的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
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
多。李实处理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当的，因而获得工人们广泛的信任，而这间学校也就成为
他们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这间学校最初名为工人子弟学校，附设有一个工人补习晚班。后来工人参加补习的人数
增加起来，因而改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举行成立仪式，表示庆
祝。中共党员吴汝明参加学校工作，帮助李实担任教员职务。不久，李实因事他往，吴汝明
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长辛店时，常到工人住所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每天从早上六
点工作到下午六点，除了吃饭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二
小时到三小时的夜班，两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问题的是工资低微，一个低级的工
匠每月工资九元，学徒还要少得多，至于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
六十元的月薪则是火车司机和少数技工的特别待遇了。他们平均的工资不过是十五六元左
右，这种收入迫使他们把生活水准降得很低。
此外，他们感觉最痛苦的是小杂货店的剥削，这些小杂货店都是工厂里的管工和监工们
开设的。工人们向这些店里购买日用必需品，而工资要到月底才能发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
改入的比例先向杂货店赊账。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资就都由那些管工与监工们代领去抵
偿积欠。欠账每月尚须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积下来，欠账日益增多，每个工人
都成了杂货店的债务人。欠几十元的工人算是情况较好的，通常都是欠账百元以上。有一个
名叫张德惠的工匠在厂里做了几年工，欠账高达一千几百元。这样，工人们便无法脱离管工
和监工的掌握，一旦债主不肯再赊，就等于宣布他们的死刑，这是他们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问他们为甚么不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合作社，来维护工人自己
的利益。可是他们多数对于这一点抱怀疑的态度，有的表示他们规规矩矩的做工，为什么要
干这类会党的事？有的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可以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只知道在民
国元年办过什么工会，那是为选举用的，每人缴一块钱领一张会员证，到选举的时候去投上
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种“工会”后来还被袁世凯严厉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办为工
人谋福利的工会，岂不麻烦更多？还有少数比较进步的工人认为工会是要办的，可是还没有
到要办的时候。他们这种畏俱厂方和政府当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时可以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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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向他们提议：不妨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件事也经过多次的商谈和说服，方
为他们所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间才正式成立。这个工人俱
乐部成立时有一千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