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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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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
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
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
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
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也脱不了湖
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
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
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
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
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
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化友的信件终于
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
策的四点意见①，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
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
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
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
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卜
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
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
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
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七月一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
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
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
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
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
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党纲与政纲是难于拟订的，但我们都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我们同意现在不必有一个
详细的党章，只要有一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我被推举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汇集
陈独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
共同审查。
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
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
产主义等等。李汉俊等人虽不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这
个文件（由张太雷译成英文），却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
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他指出这个文件表示中共将支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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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主的民族的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能在中国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对的；但惜乎没有说
明如何实现的具体步骤。我当时觉得他的这种批评很有价值，曾请就他所提出的各点拟具一
些具体的意见，供大会讨论参考。但他并未这样做，也许他那时也没有确定的主张。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当时还未到达我们手里，只有少数代表从
马林口中和西欧共产主义出版物中知道一些简略的内容。我们又找不到各国共产党的党纲党
章等做参考。因此，一般说来，大会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自己在摸索进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
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
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
指出，负责起草和审查的同志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草案可以向大会提出，作
为讨论的基础。但后来经过详细研讨，认为不够成熟，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不
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问题自由发言，经过讨论后再行推人厘订宣言。于是我建议大会，由各
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
纳。
我和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在会前曾就党纲和政纲作过几次商讨，各人的立场都显
得更清楚，自然也发现了歧见。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
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
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
作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
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
以参加议会。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
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
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
的准备。
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除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
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现
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
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
这样，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内容大致是：一，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二，目前应着重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为实行共产革命之准备；
三，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议会活动和其他的合法运动，但认为这些活动只是扩大工人阶级势力
的手段；四，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可以赞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实现共产
革命为主，并不能将共产党的社会革命与国民党的革命混为一谈。这四点结论为大会正式通
过，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当时讨论这项议程，牵涉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似都认为中国应有
两次革命；一次是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另一次是社会革命。对于国民党能否担负上述第一
次革命的责任，大家颇有疑问，但也认为中国如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将
可得到较多的自由。不过共产党人并不以民主共和国为满足，还应继续社会革命，以期实现
苏维埃式的政权。至于国共合作从事国民革命，再由国民革命进展到社会革命等等的想法，
那时是完全没有的。其他如土地国有、农民问题、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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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军阀政治等等，都曾被代表们提到过。一般代表多以为共产革命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即
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现在也尚不能捉摸，因而无法作具体的规定。所以大会除否定李汉俊的
改良派思想外，实际政纲就只是上述一些较抽象的要点。
在讨论由我所草拟的党章草案时，李汉俊又提出了两点修正意见。他指出中共未来的中
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
论，遇事公开的精神。对于征求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须从事实际工作，
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他这种修正意见同样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多数代表支持原有
的草案，批评他那种自由联合的想法。
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包括下列各要点：第一，凡加入共产党者须信仰共产主义，遵守决议，
并参加实际工作，经由两个党员介绍和地方委员会的批准，方得成为党员；第二，中国共产
党中央设在上海，其他各省设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按工厂学校街区分设支部，第三，
各级组织均采委员制，至少有一人任书记，一人任组织，一人任宣传；第四，一切决定须经
由党员的民主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第五，党员应该服从纪律，保守秘密；
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有两个地方组织表示不信任中央时，中央应召集全国
临时代表大会，从事解决等等。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大会认为中共应是共产国
际的一个支部，但不列入党章。
上述这两项议程的讨论经过都很热烈，表现了代表们的认真精神，但并没有意气之争。
多数代表批评李仅俊的意见虽很严峻，但没有人指他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等等。初期的共产
主义者彼此重视友谊，不愿意随便给意见不同者戴上一顶政治的“帽子”。李汉俊在讨论中
虽也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
定。
但这种意见分歧也曾使大会蒙上了一些阴拔。我是批评李汉俊的意见的一个主要发言
人，也是这些议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认为这是我与李汉俊之争。代表们多认为陈独
秀、李大钊等重要党员是支持我的意见的，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李汉俊的意见虽然很少人附
和，但他究是一个重要的发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现了不同的意见，总令人难免有美中
不足之感。
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未列席过大会，但获知大会进行的情形。他们对大会的争论点甚感
兴趣，表示支持多数的主张，并引以为慰。可是李汉俊、李达等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
他干预大会的事；即与他保持接触的我，也只将他当作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清教。这
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觉受到冷遇，在大会讨论党章时，他以不耐的心情向我要求准他出席大会，
发表演说。
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我们决定在讨论党章结束时，即清他出席演说。为便于马林
与尼科罗夫斯基出席起见，大会并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七月八日晚七时，当我们围
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
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一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
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