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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有我们中国代表毫无表现，既没有
跳舞的习惯，又不会集体唱歌。但是，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们热烈的
一再催促中国代表表演的呼声掌声中，我们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万分。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
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国民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
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
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那时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
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
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俄国人，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因而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
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
戏”，竖立许多木桩，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桩的多少决胜负。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
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当时俄国一般卫生状况很不好，医
药设备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涤，往往发生臭味。在伊尔库次克只有一间公共浴室，各
机关工作人员要排队登记，轮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当地住了约两个月，只轮到一次。
伊尔库次克的工会在工人区创设了一个“工人文化宫”。开幕的那一天，特邀我们全体
代表去参加。远东局好不容易的借到两辆卡车，将各代表与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密密的装了两
车，送到那里。“工人文化宫”是工人区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筑，其中有各种的设备，可以
供工人阅览书报、下棋、饮茶、听音乐、跳舞、演戏、唱歌等等，按照当时的物质条件，确
是费了一番大力量。可是书报很少，各种设备也非常简陋，尤其是在这样高大的一所建筑物
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风的设备，因为人多，在极度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炭气，
挟杂着俄国式的臭味，令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从工人们毡靴和皮靴上带进来的雪
泥，在室内化成了水浆，到处一片泥泞，仿佛到了菜市场。代表们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
觉得有点不舒适，但当时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们准备
回去时，先用电话催远东局将原来答应接我们回去的卡车派来，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点钟，
还是毫无消息。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国人提出的办法走回去。每人先将西装裤脚扎起
来纳在皮靴的短统内，领口扣紧并用围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盖着眉毛。约十个人
一群，紧紧的互相挽着，从雪地上向前迈进。那时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剑的寒风
带着雪片一阵阵怒吼着朝我们袭击。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没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
挽紧，一不小心跌F 去，可能很难再爬起来。羲们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约莫走了一个多
钟头，居然走了四瓦公里，回到住所。于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大家在门廊边先将双手用力
互搓，接连的跳跃几遍，将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将鼻孔中吊出来的冰凌去掉，将脸孔、鼻
梁、耳朵等处都轻轻的用手磨擦；经过这一番的手续后，再走进卧室去。幸好，大家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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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依然，没有冻坏。
当时，苏俄对于“星期六工作日”的办法，是鼓吹得非常热烈的。各机关工作人员在星
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些额外工作。代表们本来是可以免去的，但为了响应他们的号召，
也很热忱的去参加。尤其是中国代表们不愿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赛过日本代表或一般俄
国人。头两次，我们被派到森林中去搬运木材。那些短节的大木，每节约一百磅重，由一个
人抬；长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两个人抬不可。从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一要把这些木
材搬运到大路旁边，有些集中搬到河边的码头上，又没有任何工具，所以我们只做了两次，
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我曾背着一节大木送往码头，经过冰凝的圆木桥时一下
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伤了几处。俄国人看出了我们硬着头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后几次
便不要我们搬运木材，将我们分批派到车站附近去担任扫除积雪的轻松工作。我们住久了、
生活过得很腻。听说这里要举行苏维埃大会，大家赶着去参观。在一个大剧院里，到了八百
多个苏维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这些代表多是四乡来的，穿得破破烂烂；大会主席似乎是
个农村工人，一样穿得很破烂。我们到达时，主席正在演说。我问陪我们同去的威金斯基：
“他演说得很不错，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说：“是的，这位工人在不久前还不大识字哩！”
我说：“何以进步得这样快呢？”他说：“当然要有人指导。这位工人便是施玛斯基所指导的。
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施玛斯基的指导。”从他这句话中，我对于当时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层
的了解。当时苏俄的各项工作，确是由许多工人农人在出头负责。不过，这些工人农人的背
后，都是由共产党员在一一指导着的。在伊尔库次克将近两个月，大会的会期仍未确定。我
们不懂俄国话，和俄国人往来很少。平时除了准备向大会提供一篇报告外，便无所事事。我
准备的一篇报告写得很长，内容着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我从井田制度写
起，自周秦历朝以至现代，写了一百多页还未写完。那里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人将它翻成俄
文，明知写好以后，也等于白费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却藉此消磨了这段枯寂的时间。其
他代表的报告写得短，无聊时间自然更多了，只好到处去跑，或找俄国人混混，或与当地的
华侨漫谈。
伊尔库次克的华侨散居各处，有少数在机关中当公务员，也有参加军队的，多数则在当
地做生意、做工或开洗衣铺。他们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
华侨对苏俄政府的不满，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上。俄国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苏俄
政府在内战中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来支持战争，组织贫农团，派遣军队到农村中去，类似打劫
式的将粮食完全没收。这样的作法当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穷财尽。等到内战完了，在一九二
一年三月克伦斯坦暴动之后，苏俄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因此在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
大会上，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反映到伊尔库次克时，一般人民都表示极不信
任。新经济政策虽然准许商人做买卖，但商店仍旧家家关门，连理发店也没有恢复。农民虽
在农业税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还是不肯多种粮食。他们对于政府的纸币尤其不信任。
人民之间几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们中有人曾问华侨：“俄国人为甚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
呢？”所得到的答覆大致是：“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
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
还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甚么呢？“至于说到苏俄政府中
的人员许多贪污腐败的情形，那还是次要的事。
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
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
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那一个
方向发展呢？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么分别呢？第
四个问题是：中国与俄国的国情相差这样远，是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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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这些问题，一时无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事的确使代表们的心里受了
很大的影响。后来有人归过于我，说我不善于向别人解释，其实连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
第三章 莫斯科与列宁格勒
一九二一年底，伊尔库次克远东局得到莫斯科方面的电报，指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改在
莫斯科举行。代表们得到这项消息，能离开这个住腻了的城市而到赤色首都去观光，当然非
常高兴。一九二二年初，一辆专车载送我们西行，虽然仍是普通的旧车厢，可是后面挂了一
节施玛斯基专用的花车，使这一列车增光不少。而车中又初次出现了蒙古代表团，他们中有
穿着大红袍子的革命王公喇嘛，也有穿着花花绿绿蒙族传统服装的女子。这些人从游牧地带
走入新时代，一切生活都要由俄国人指导，与我们这些人言语不通，格格不入。这一列驰骋
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专车，真是五光十色，仿佛一个东方民族的陈列馆。沿途所见到一切现
象，使我们感觉到与伊尔库次克以东的情形渐渐不同。
沿途各地在内战中的破坏痕迹仍然到处可见，但已稍作整修，车站和工厂的烟囱多数仍
依旧没有冒烟，但在克拉斯罗亚尔斯克（Krasnoyarsk ）地方看到了一些大煤堆，据说这里
的煤矿已开始修复了。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愈往西走愈明显。各车站上的小贩逐渐加多，只
是面包、牛奶等食品的价格都是天文数字，而且，他们显然对纸币不感兴趣，所欢迎的乃是
物物交易。过了乌拉山以西到达欧俄境内后，这是当时饥荒较严重的区域，车站上到处扁集
着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饥民，纷纷向火车上的旅客乞求食物，如果给予一些面包皮屑，便使
他们如获至宝。小贩们最希望能从旅客中换到一些盐或一盒火柴，如愿以偿后便喜形于色，
叹为奇遇。我们的专车，就在这种饥荒紊乱的现象中，在俄国人的惊奇羡慕眼光中，在沿途
各站仪仗队的军乐与敬礼的口令声中，大约走了九天的时间，到达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莫斯
科。
在巍峨雄伟的莫斯科车站，我们受到盛大的欢迎。从国际歌的激昂声调中，我们被拥进
了迎宾的大卡车。欢迎的行列是些甚么团体，当时根本来不及注意，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甚
么；只能从他们的各种表现上领会主人的一番盛意。只有那位在东方极负盛誉的日本老社会
党党魁片山潜所致的欢迎词，予人较深的印象，且因早闻其名，这次见到后就更觉亲切。在
莫斯科的招待所中，一切供应都比伊尔库次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并有香烟、
糖、内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给。代表们享受着这种特别优待，几乎不相信当时的莫斯科正
在粮食物资极端缺乏的艰苦状态中。
其实，过惯了东方刻苦生活的代表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艰苦倒不甚介意，最关心的
却是大会将于何时举行及如何举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机会多作考察，可是又苦于无从找到适
当的翻译人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与我同时充任学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的毕业生，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到俄国已经一年多，俄语虽尚欠流利，但已可应付，他当时
患着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里不能常出来。此外在东方大学肄业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八个青
年，原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到莫斯科还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
华侨中也有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但只能说些“洋泾滨”俄文。即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
也找不出一个中国语专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身在莫斯科，却无法对于俄国一切情形作广
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来说，确是感到非常遗憾，譬如当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油印分
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文字既不通顺，且有许多不妥当与
费解之处；我虽用英译本对照着来读这个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读懂了。
我们这些代表，就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