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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有过接触，据说还向日本代表手舞足蹈地大发议论。据一位共产国际的要人说，斯大林
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神秘人物，素不参加国际活动，这次与日本代表畅谈，表示他心目中的远
东问题的决定性关键是在日本。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
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洛卓夫斯基爱长篇演说，动辄三四小时之
久。少年团总书记席勒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摆起要人的架子，动不动就发表冗长的
演说。这些长篇演说，除表现苏俄要人们那股宣传鼓动的劲头外，似不易有其他的收获。和
我接触较多的沙发洛夫则是个学者型的人物。据威金斯基说，他是俄共党内出色的东方问题
专家，曾担任中亚细亚区党政全权代表，其地位恰如在西伯利亚的施玛斯基。但他没有施玛
斯基那种官僚气味，很像一个性情古板的教师。他虽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但与我们这
些懂马克思主义不多的东方代表交谈起来，总表现出一些不耐烦的神情，有时还要出言讥讽。
那些苏俄要人们看来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马，他们多数服装不整，蓬头散发，甚至年轻的
人也蓄着很长的胡须，他们不仅生活没有规律，对各项工作也缺乏起码的修养。但他们多数
为革命胜利而骄傲，充满了一种自信，以为革命既然胜利了，就不难克服革命后的一切困难。
也许这个新兴的政权就是靠这种富有活力的革命精神支持着，能够不顾一切的与饥荒及其他
数不清的困难进行奋斗。二月下句，我为避免人们的注意，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购买了一
张三等票，搭上直开赤塔的火车。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样，在莫斯科领得了九磅质料很坏的黑
面包和一些白搪与茶叶，作为我九天旅程的食粮。这份食粮使我每天都在饥饿中，使我因此
患了肠胃病。同时老在耽心万一火车不能在九天之内到达赤塔，将不免有“在陈绝粮”之厄
了。幸好，这时铁路交通状况已有改进，火车竟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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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赤塔，我住在一所驻着一小队红军的屋子里，等候乘车赴满洲里的适当机会。在这段
时间里，我和这些红军士兵们共同生活。这时在赤塔分配粮食的办法比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
每个士兵每天也只分得一磅面包（而不是两磅），不过每天可以吃到一次菜汤，每十天还可
以一尝肉味，这种生活已经比一般人民好得多。几天后，我便乘车去满洲里，毫无阻碍的通
过了中俄边境，转车回到上海，结束了我这四个月的访俄旅行。
第四章 我对这次大会的观感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只是一个宣传性质的会议，它有失败的一面，也有成功的一面。
上面说过，中国代表目击俄国革命后的各种混乱状况，曾表示各种不同程度的不满。代
表们原都是向往于俄国革命的，未到俄国以前，对俄国革命都有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实际观
察之后，就都觉得事实远不如理想了。而且这些疑问都是俄国人所不能解释的，除了说他们
的革命是胜利了以外，也确实不能有其他的夸耀。
尤其是代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对俄国实况最感不满，他们很注意无政府主
义者在俄国革命中所受到的压迫情形。那时莫斯科虽然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物，但当局
仍对无政府主义者拘禁、杀害，打击不遗余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时
候，列宁曾批准暂时释放在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但事后仍须入狱，这件事可为明
证。
俄国的新贵们虽对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颇大的希望，却又把张秋白当作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俄国的“老布”们看来，是一切罪恶的代名词。
代表中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在俄国“老布”们看来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言外颇有不信任的
意思。即以我来说，虽是中共的一个创始人，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
身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者，至多只能算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老布”中，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虽然也不少，但自命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而“无
产阶级”这个名称和一般所谓“阶级”观念是相当神秘的。由这种神秘观念的演化便产生了
俄国共产党人的自傲，也形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许多隔阂。
我们这些中国代表基本上多是赞成武装革命的，也佩服俄共组织的健全和革命后的若干
措施，但总觉得俄国革命有类于法国革命，过于依赖暴力，与中国的革命传统有些不合。中
国历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于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等为标榜。中国革命者的观念
多在于革命后一反已往的暴政，与民更始，减粮免税，休养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
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是无止境的斗争，推翻了这一批人，又反对那一批人。一场
斗争和内战未了，那一斗争和内战又继续起来。这使我们很有反感，认为破坏范围既广且深，
无穷无尽，总不能算是好事。
这些问题盘踞在我的心中，一时无法解答。我虽保持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态度，也曾充当
过俄国革命的卫道者，但自觉说不出为它辩护的强有力的理由。回国以后，我从未发表过有
关这方面的讲演或文章，其原因也就在此。同时其他代表回到国内以后，多对俄国情况不说
好话，甚至公然发表反对的言论。后来中国职工运动和革命势力发生若干分化，与这次会议
的中国代表对俄国实况发生不良印象这一点大有关系。
虽然如此，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也有它的重大收获。经过这次大会，远东各国的代表与共
产国际首脑们的广泛接触，使亚洲革命的理想增加了若干具体的内容。在一般苏俄人民和各
国共产党看来，共产国际在远东已展开了实际活动，这无异是一帖兴奋剂，尤其战后欧洲各
国共产运动叠遭挫折，一时不易有所作为，苏俄本国也陷于岌岌可危的孤立状态中；如果能
发动十亿以上的亚洲人民起来反殖民主义，予各资本主义国家以打击，乃成为扭转共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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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形势的一个新希望。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对远东各国的革命究竟发生了甚么影响，我不能一予以确切的说
明。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
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
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本就继续不断，这是中国遭受外国压迫的自然归
趋。不过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爱国心理并不一致，也还有一种盲目排外的顽固心理存在。即
一般爱国主义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在反对
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并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
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本身。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而且极力
避免对外。革命人物多以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从辛亥革命到五
四运动也以对内为主。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
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
主义下手。这一点认识，连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宣称是大会的重要阐明。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
的要求。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我觉得在这个新
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这种
理论，我们初时也还弄不请楚；在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我们才真正赞成“全世界
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由此出发，多数代表都觉得应该承认共
产国际的领导。
“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中国各政治团体过去也常
有为某一活动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实行暂时联盟，但没有觉察到它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革
命任务上建立起一个长期性的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既被视为中国各政治团体的共同要求，
而且须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冀其有成。这个看法的确立，无异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
上面所说的这些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一形成具体的决议，有些地方显得模糊不清，各代
表也并非毫无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并非是全权性的，如张秋白即曾表示
他不能代表孙中山先生接受约束。虽然如此，这些成就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达到了中国。
我回国以后，曾将这些成就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纳。中共中央在一九
二二年六月十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七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
结果所拟具。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国共合作
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
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回国以后，对苏俄情况不满表示，使国民党人觉得苏联新政权与当时
国民党所领导的广州政府相较，也不过是鲁卫之政，但他对国共合作反帝国主义一点，也作
了适当的介绍，使孙先生和他的信徒们更加注意国共合作的问题。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
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
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
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甚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
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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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国共合作的开端
第一章 中共开始了实际政治活动
一九二二年三月间，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须向中共中央的同志们报告此行经过，
又和陈独秀先生作了多次长谈。
陈独秀先生对政治十分敏感，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
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
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
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
表同意。不过他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
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
马林在我到达上海之前约两个星期，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据陈独秀先生说，马林由
他的老友张继的介绍，偕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底①到达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会后马林颇
感满意。他由桂林回到广州，适值香港海员罢工，他目击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
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
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他这次赶着回莫斯科去，似为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与国民
党人士交往多年的陈独秀先生却觉得马林的看法过于乐观，讥讽他对东方与中国所知不多。
那时中共中央和它的党员们都没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时没
有听见过这种议论，马林离上海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