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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一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
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
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
人分途离开。”说完后，就同尼科罗夫斯基首先走了。各代表也就随之分途散去。当我最后
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果然，十分钟以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一批警探围住了李家。他们追问李汉俊开的是甚
么会议？开会的人那里去了？那两个外国人是甚么人？这些问题都波李汉俊镇静地应付过
去了。在场的陈公博反而受惊不小。警探们大肆搜查，没有发现甚么可入人罪的证据，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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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去。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
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而且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择马林与尼科罗
夫斯基参加时下手。
由于警探的骚扰，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他在李家匆忙中所说的“我建议会议
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这句话，就成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的
唯一的一句话；他对大会的全部议题从未提出过具体建议，这固然由于那时彼此关系不算密
切，最主要还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一般情形，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出一些甚么事出来。这次大
会并未正式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事，马林也未提到这一点；因而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
其一个支部，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正式决定的。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
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夏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
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
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
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
会的地址问题。王会吾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
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
湖风景幽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
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
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大约是七月十日清晨②，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九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
王会吾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
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
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
禁风的花花公子。
我们登上了大画艇，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
使我们这些初来的观光者觉得较之西湖的景色别有风味。我们的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
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静的湖上荡漾。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议题是《中心工
作与工作方针》。我们不约而同地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的发言，大家都集中研讨急需解
决的具体问题。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这一议题之下，项目原是很多的，如宣传工作中的党报问题，
与青年团工作之联系及指导问题、妇运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
央负责处理。工人运动的问题讨论得比较详尽，主要的两项是如何组织工会和如何在工人中
吸收党员。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大会曾有几项决定：一是工人斗争的纲领，内容包括八小时工作制，
增加工资，保护女工童工等等；大会认为根据各地实况，由工人群众提出减时、增薪的其体
要求，以期由斗争中逐渐达到八小时工作制和合理的工资标准的目的。二是工会组织原则问
题；大会指出共产党人不应再因袭旧式行会和仔招牌土会哟旧习，应注重新式的产业工会的
组织；即每一个企业中的全体工人不分职业和籍贯等区别，均须组织在一个工会的单位里；
同一产业中的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某一类产业的总工会。三是中共应在中央所在地组设一
个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并在各重要地区设分支机构，以为领导工运的枢纽。各地同志都应到
工厂中去从事下层活动、将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俱乐部或其本厂的工会等组织之内。
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大会决定各地组织应在工人群众中宣扬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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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决定工人的入党条件应从宽规定，一个工人只要能热心工会活动，为
工人利益斗争，并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就可准其参加进来，不必问他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
至于如何使这些工人党员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大会认为那是地方党部的责任，地方党部应特
别注意工人党员的教育工作。当这一项议题讨论完毕时，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我们主张第
四项议题的选举问题迅速进行。讨论结果，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
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
根据这个决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
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大会要求这三位被选的委员立即就职，从速组成中央，
并决定将大会所通过各案原则由中央整理后作成正式文件．一切尚未决定的事，也由中央全
权处理。
全部议程讨论完毕，大会旋即宣告闭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由我致闭幕词。
我以兴奋的心情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清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
我们的工作和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
当我们离开这只画艇时，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赶上晚车回到上海，已
是午夜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共的组成，它在中国内部较之已往各政治组织发展得更为顺利和迅
速，它一开始就确立了鲜明的旗帜，规定了努力的方向，表现得十分明朗。在国际关系上，
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以后，它是亚洲国家中的一个重要的共产党组织，使共产国际对殖民地
的政策得到一个主要的试验场所。这些不能不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一个共产主义的巨影开始在中国筹措着③。反射出这个巨影的人物充满着勇往直前和专
心致志的精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现在的人看来，还觉得有点神秘。陈独秀先生于一九
二○年八月间和我商讨组党的事情时，曾说过下面这样丫段话：“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
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滥
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
等腐败的一面；他们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
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陈先生这段话—自然不是专指日本而说的，不过举日
本为例罢了—预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所起的作用，这也是当时我们这班
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共同气概。
① 陈独秀的四条意见我己不能记忆清楚，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四七页）所载中共简
明历史称系，“一日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日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日
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日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
取政权之准备）”这四点大致是真实的。
② 我所能记忆的日期，可能有一天的出入。
③ 这是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
第三篇 万事起头难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虽决定了发展的方向，新成立的中央却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由于
这些实际问题的不易解决，形成中共中央内部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执。直到
陈独秀先生等七人被捕获释之后，我们才深悟团结奋斗的必要，内部争执也就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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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闭幕以后，暂代陈独秀任书记的周佛海，任宣传的李达和任组织的我立即举行中共
中央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已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先生筹集，因大会
的开支已所余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的不易，使中央无法要求各
地分担所需的费用。中共中央除我们三人外，并没有专任事务工作的人员，我们分别住在分
租来的小房间里，并没有一个可以集中办公的地点，一切也无规可循，都在摸索试探之中。
我们将大会情形及会后新中央所面临的问题函告陈独秀先生，并催促他从速来沪就职。
我们不愿因陈独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顿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满后要回日本去继续学业，不可
能专心致志干中共中央的工作；李达仍忙于写作，于是在这段期间，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
的重心。
马林对于大会的成就是很满意的。当我和他在李汉俊家里匆匆分别之后，直到会后几天
才再见面。我将大会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笔记下来，似是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个正
式报告。他最感觉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
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他认为大会讨论党纲党章所获得的结论，大体都能站稳共产主义的
立场，对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更是切实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获。
我们谈到新中央将如何根据大会决议展开工作时，马林提出那个已经决定了要组织起来
的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甚么名称。我告诉他，这个名称还在考虑之中，我们不能称
之为总工会，因为还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并反问他，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
验，以使用甚么名称为最适当？他建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说明这个名称
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提出，似是马林对于中共第一
次的具体贡献。
我们同意采用这个名称之后，又谈到经费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已函告陈独秀先生，请
他为新中央设法筹集经费，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决他们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
开展所需经费愈多，以后将何以为继等等。这样，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汉俊间所曾引起的争
执。他向我解释，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当
坦然接受。对于这一点，我首次向他表示赞成。接着他又说到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必要，要求
我回去开一次中央会议商讨一下。
我向新中央报告与马林谈话的经过，并以赞成的口吻略加解释。
李达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对那位桀骜不驯的马林仍表不满，对于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与
预算这一点，他主张须从长考虑，最好等陈独秀先生来了以后再作决定。周佛海却支持我的
意见，表示为了迅速展开工作起见，不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