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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莫斯科对国民党的内情不尽了解。即加拉罕、鲍罗庭这些人也是一些新来的生手、
对国民党的实况，也只是走一步才了解一步的。威金斯基奔走其间，似负责勾通意见的任务。
鲍罗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曾向国民党要人说到国民党内有左右派之分③。这次威金斯基
肯定的说中共在国民党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似是根据莫斯科的新决定而说的。
不两天，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举行了。参加会议的约有十人。中央委员出席者有陈独秀、
蔡和森、瞿秋白三人。李大钊先生缺席。毛泽东那时奔走于上海与长沙之间，忙着在做国民
党的工作，因此没有参加会议。特约来参加会议的，有沈定一和我两人。其余为沪、鄂、湘、
粤等重要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的会议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之下举行的。首先由陈独秀先生报告国共合作与中共中央
的工作。他强调中共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他指出国民党内早有左右派之分，左派赞成
改组和支持现行新政策，右派则反对。中共党员应支持国民党的左派，以期国民革命的顺利
进展。他着重说到中共要积极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党员之在国民党内工作者，要保持固有
的优良作风，多数党员应积极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从事独立发展，这些工作都足以增强国
民革命的实力。他批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因注重国共合作而放松了职工运动等工作的倾向；
似是要洗刷同志们对于他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指责。
陈独秀先生在报告时态度很谦虚。他说中央的决策多取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扩大
会议予以检讨。他提议由沈定一任扩大会议的主席。到会者有人提出中央书记应是当然主席；
但他坚持主张，认为这次扩大会议与往常不同，应由沈定一任主席，他自己似是一个被检讨
者。他报告完毕后，又提议会议推举三人审查他的报告，并主张我为其中之一，并强调说这
非常必要。
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的情况确也有些变化。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了；许多
事往往不经过会议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
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会时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
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
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最重要的还是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跨党地位，多有优虑。我
们大家鉴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既是共产国际所坚持而实行的，又感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争论
而引起党内纠纷的教训，不愿尽情讨论，表现得和和气气。
主席沈定一是创立中共最初发起人之一，他原系老国民党员。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孙中山
先生之命，偕同蒋介石等赴俄考察。他也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他经常颇能坚持
自己主张，但在这次会议中，他特别沉默，始终没有多表示意见。他所偶然流落出来的，只
是表示，他自己“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凭他的老资格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
后来，他果真照这样做了④。
我衷心欢迎这次会议，因为会议的决议，无异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我
积极参加这次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我都表示了不少意见，并为会议所接
纳。我态度诚恳，从不提起第三次大会的争论，因而我能得着到会者多数的同情与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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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共中央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中也可说有了显著的纠正，后来邓中夏在其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
史》中也说到：“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
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⑤。
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一点，虽载明在决议之中，但似非特别强调
的熟而且当时我们还觉得反对右派是国民党左派的事，中共党员不应表示突出的态度。这次
会议决定的重点，是少数共产党员应当任国民党内的实际工作—不是机关工作，而是领导群
众运动的工作；中共大多数党员则应致力于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工作，并谋自身的发
展。
可是国共之间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在这次扩大会议之后，便爆发出来了。扩
大会议开了三天而告结束，开完会的次日上午，我往访陈独秀先生，向他辞行北返。陈独秀
先生一见面就向我说，刚才汪精卫、张继曾来谈了一阵，所谈的是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
党团的问题。
陈先生说，汪张两位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决议和团刊等交给他
看，并向他表示，胡汉民、谢持两位不赞成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办法，认为这违反了李大
钊先生向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声明。因为这声明中曾明白宣称：共产党员以个人资
格加入国民党，只是跨党，而不是党内有党。现在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岂非党
内有党吗？
陈先生承认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内确有党团的组织，但否认这个措
施违反李大钊先生的声明；既不是党内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他向他们解释，中共在国
民党内党团组织，用意是指导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并不是要他
们在国民党内争权势、闹派系和搅其他不利于国民党的事。但他这种解释并未使汪张两位满
意，因而他答应他们，中共中央将举行会议商讨，再行答复。
陈先生对这件事极其为难，又异常激动。他说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
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
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
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他感慨的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
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陈先生还向我详细分析这件事。他认为胡汉民、谢持、汪精卫、张继四人几乎可以代表
国民党全体，除谢持一向反共外，其余三人都不能说是右派，而是支持国民党改组的。现在
他们共同提出这个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也告诉我一些国民党要人对于国共现行关系的观感，举吴稚晖为例。
前几天吴稚晖曾来造访，慎童其事的问他，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大约在甚么时候可以成
功，他答以大约需要三十年。
吴稚晖听了这句话，惊骇的说：“那末，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吴说他所主张的
无政府主义革命，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共两党都无现实的利害冲突。
他向吴稚晖解释，所谓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并不等于说三十年后国民党就
会寿终正寝。但吴对这种解释仍表不满。
就为这些事，我们平心静气的商谈了一整个下午，认为中共的党团组织是不能取消的，
中共无论如何不能应国民党的要求，将自己的组织取消。现在只有两途可循：或者国民党默
认中共的党团能在国民党内存在，抑或中共乘早退出国民党，另谋党外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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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向陈先生表示，国共合作的现行方式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只希望不要吵架散场。
陈先生则以这件事关系重大，拟即往访威金斯基，要他请示莫斯科，再定方针。我也就
在第二天一早搭车北返了。
以后的发展，因我在监狱里过了五个多月的铁窗生涯，不知其详。但不久张继、邓泽如、
谢持三个国民党监察委员曾为中共党团问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个弹
劾案⑥，足证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谈判没有结果。
① 邓泽如等十一人致孙先生密函原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六十五至第六十七页，罗家伦主编，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 李大钊声明全文见前书第三十七页至第四十八页。
③ 胡汉民在其所作《中国国民党批详之批评》文（原载民国十三年出版之中国国民党改组纪念《民国
日报》特刊—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四十九页至第六十四页），说有位外国朋友曾对他说，国民党好像已
有左右派的分别。他们所谓外国朋友，就是指鲍罗庭。
④ 从这次会议之后，我再没有看见过他。他为何脱离中共，我也不得其详。但到一九二五年间，他却
去参加了反共的西山会议。
⑤ 见邓著第一一三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
⑥ 张继等三监委的弹劾案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提出的；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七十二
页至第八十页。
第七篇 五个月的监狱生活
第一章 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狱—几乎丧失了生命。这件
事我虽事前获得消息，但疏于戒备。这种对于自身安全大意，而闯了大祸，似也是我充好汉
爱冒险所应得的处罚。
我回到北京的当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见李大钊先生，告以扩大会议的经过。
他一面紧张的处理他的事务，一面打断我的话，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
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
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准备，要我赶紧回到自
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他向我说明北京当局将大捕革命党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国共两党活动的扩张，
反对曹锟贿选，以及打击整个北京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早为当局所嫉视。北京的民众运动、
铁路工人过去的罢工和现在的活跃，都被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干的；而我们又是国民党公布出
来的中央委员。再则五月十五日发生了外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①，这虽与国共两党毫
无关系，但撷预的当局认为国共两党素来反对顾的对俄政策，因而判定这一炸弹案也是国共
两党所为。于是，大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钊先生虽催着我去准备一切，但
他根据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镇静的预料总还有两三天的犹豫时间，北京军警才会动手。
我离开李先生的办公室，便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我先接见了好几位从各处铁路
来的工人同志，解决了他们来接洽的事务；分别打发他们于当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
方。接着，我才向同事们宣布李大钊先生所说的紧急消息，要各人分别准备。于是各重要职
员们都分途去藏匿；名册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运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两人负责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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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回到达教胡同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间十一时了。在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们夫妇住
的是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杨子烈是与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新结婚的。她是一九
二一年在武汉加入中共的最初女党员之一，这时她在北京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
工作。我们住两间房，一间是我们的住室，另一间就是这个月刊的发行处。我的太太就经常
在这里办公。在这间办公室里，堆满了各期的《新民国》月刊，以及各种与发行工作有关的
文件。她听了黑名单的消息，一时觉得无从收拾。
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范鸿杰。他们两位都是中共北京区委委员。
我旋即与他们两位商谈有关黑名单的